二、“一苏大”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的筹备

“苏准会”组建与“一苏大”会期的确定。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5月 23 日的会议上，大会主席团还决定：为筹备好召开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应先成立“一苏大”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苏准会”邀请全国如下 45 个单位派代表组成：

中共中央 少共中央 全国总工会

铁路总工会 海员总工会 革命互济总会

上海总工联 天津总工会 湖北总工会

广东总工会 哈尔滨总工会 赣西南苏区

赣东北苏区 闽西苏区 闽北苏区

鄂东北苏区 鄂西苏区 鄂东苏区

东江苏区 海陆丰苏区 琼崖苏区

湘赣边苏区 通海苏区 左右江苏区

皖西苏区 京东苏区 直南苏区

延吉苏区 红一军 红二军

红三军 红四军 红五军

红六军 红七军 红八军

红十一军 红十二军 反帝大同盟

自由大同盟 左翼作家联盟 社会科学家联盟

上海革命学生会 北平革命学生会 哈尔滨革命学生会

“苏准会”原定 8 月 20 日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鉴于筹备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决定“苏准会”正式成立前，先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少共中央、全国总工会、革命互济总会、上海总工联、反帝大同盟、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等 9 个革命团体组成“苏准会”临时常务委员会，先行开展筹备工作。7 月 23 日，“苏准会”临时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苏准会”工作计划大纲、“苏准会”临时常委会组织大纲等文件和全部预算开支。会议还推举了全国总工会代表林育南为秘书长，负责“苏准会”临时常委会日常工作。“苏准会”临时常委会成立后，立即启动召开“苏准会”大会的筹备工作。7月 30 日，“苏准会”临时常委会向全国 45 个党团组织、苏维埃区域和革命团体发出邀请书，邀请选派代表来上海参加“苏准会”。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也在 6 月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示中国共产党：“头等重要的任务，即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组织好这个政府的工作。” 8 月，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苏联回到上海。9 月下旬，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时指出：“前次五月的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是宣布了法令，是有红军和群众的领袖参加，但是没有建立政权意思，因为没有公开在苏维埃区开大会，实际上只是准备会的性质。” 六届三中全通过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也明确指出：“最近党的具体任务就是要领导起极广大的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运动。要能够切实的把全国大城市和一般反动统治区域里面工农群众的解放运动，以至日常斗争，和苏维埃大会的准备运动，密切联系起来，并且要能够真正发动各苏维埃区域极广泛的群众，来积极参加大会的准备，这样，使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和将要在大会产生的临时中央工农苏维埃政府，的确有全国斗争的劳动群众做他们的支柱。”

经过积极准备，9 月 12 日（因各地代表无法于原定的 8 月 20 日前到会，会议推迟至 9 月 12 日），“苏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召开的同一幢楼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苏准会”临时常委会工作报告、政治宣言、“一苏大”代表选举条例；讨论通过了拟提交“一苏大”审议的《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劳动保护法》《土地暂行法》等文件；确定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名称为“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政府的名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平民委员会”。会议选举成立中央准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包括向忠发、关向应、毛泽东、袁国平、徐茂怀和当地一群众代表，主席向忠发，关向应为代主席，组织部长毛泽东，宣传部长袁国平。会议还要求中央与各苏维埃区域、各团体应成立“苏准会”，以便办理代表选举等事宜。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苏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还决定：原定于 1930 年 11 月 7 日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迟到 1930 年 12 月 11 日广州暴动三周年纪念日，开会地点从在上海改为朱毛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苏准会”转到赤色区域继续工作，在白色区域设立中央办理处，负责中央指定区域准备工作。

就在“一苏大”筹备工作紧张进行时，1930 年 10 月，蒋介石调集 10 万兵力对江西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军事“围剿”。由于形势突变，10 月 18日，“苏准会”在上海召集 12 个革命团体代表开会，决定“一苏大”再次推迟到 1931 年 2 月 7 日（二七惨案纪念日）召开。1931 年 1 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又在赣南宁都小布从被中央派往中央苏区的项英处获悉，中央决定 2 月 7 日在中央苏区召开“一苏大”的决定。但遗憾的是，携带为“一苏大”准备秘密文件、受命前往中央苏区筹备“一苏大”的“苏准会”秘书长林育南在途中受阻，返回上海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2 月 7 日被害。“一苏大”筹备工作陷于停顿，原定 2 月 7日召开“一苏大”又一次被迫延期。

附：“苏准会”组织系统图

对于中国共产党召开“一苏大”、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时间数次延期，共产国际领导人极为不满。1931 年 1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转中共中央：

“我们认为继续推迟成立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文职政府是极其危险的，这会影响建立根据地和建立纪律严明的红军。你们要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在赣南组建有较高威信的中央局，并责成它：1.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2.在会上选举中央人民委员会；3.成立在中央局监督下工作的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4.成立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工农检查机构和隶属于（直至地区）党委的，由工人、雇农和贫民组成的监察委员会，以便同混入党内的分子、官僚主义、暗中破坏行为和腐蚀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行为作斗争。在确保党对苏维埃政府的绝对领导的情况下，应该避免相当多的中央委员和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参加政府。政府的大多数成员应当由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中最有影响的积极分子组成，其中包括一些无党派人士。你们要尽快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尽可能直接参加这次会议，你们要制定一些措施加强苏区无产阶级的领导。”

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电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2 月 6 日和 13 日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召开“一苏大”和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初步拟定了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作部门设置、政府委员名单和主席人选。4月，中央政治局派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赴中央苏区加紧筹备“一苏大”。4 月中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中央苏区与项英、毛泽东、朱德会合，正遇蒋介石调集 20 万兵力对江西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军事“围剿”之际。大军压境，形势严峻，苏区中央局根本无暇也无力顾及筹备“一苏大”之事。5 月 16 日至 31 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歼敌三余万，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6 月 1 日，苏区中央局即发出《苏区中央局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

“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之下，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为革命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在今年 8 月 1 号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产生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来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来对抗反革命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来统一各苏区及全国红军的革命行动，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来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

《宣言》还要求各苏区务必做好“一苏大”代表选举及其他各项准备工作。

《宣言》发布后刚过五天，蒋介石 6 月 6 日便在南京发表《告全国将士书》，调集 30 万大军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原定 8 月 1 日召开的“一苏大”被迫第四次延期。6 月 20 日，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第十四号通令：

“本会前曾决定八月一日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央政府，现因各地选举代表需要长时间才能竣事，加以交通困难，各地代表一时不能到齐，因此特决定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改在十月革命纪念节（公历十一月七日）举行，各地代表应在十月十五日以前选举完毕，听候通知出席。特此通令，希各政府，各红军部队，各革命团体，一体知照，并转知全体革命群众为要。此令。”

链接：中共苏区中央局

1930 年 9 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为加强对苏维埃区域的领导，决定在各苏区分别设立中央一级的代表机关——中央局和中央分局。1931 年 1 月 15 日在江西宁都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这是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有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 1 名（名单未定）、共青团中央 1 人（名单未定）。后增加王稼祥、顾作霖、邓发等，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未到达苏区之前，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之初，机构不完善，人员也不能到位，一直随红军总部行动，几经辗转于 1931 年 9 月从永丰龙岗迁至瑞金。1933 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至瑞金后，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局。

“一苏大”代表的产生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单的酝酿。1930 午 9 月 12 日，“苏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条例》。《条例》认为：“这次大会决不是建设的会议。而是斗争的会议。这次大会的组织也必须适合于斗争的需要，必须一方面能够代表全国几万万斗争的群众，别方面又是极活泼极灵敏地适宜于军事作战环境的组织” 。根据这一原则，“苏准会”对选举出席“一苏大”代表的作出指导性规定。

关于选举权，《条例》规定：“甲、一切靠生产劳动或公益事业的服务而生活者，以及替他们管理家务者；乙、红军士兵、官长；丙、没有雇用劳动者而用自己的劳力经营小商务或手工业者；丁、军阀军队中的士兵；戊、自由职业者（如医生、教师、著作家等）及学生；己、有上列资格而失业或丧失劳动能力者”，只要年满 16 岁不分男女、种族、民族、宗教等的区别，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具有“甲、依赖土地、资本及私产雇佣工人、店员及雇农，榨取利润，以及专靠剥削他人劳动为生活者（如地主、厂主、店主、雇佣长工的富农及高利贷者等等）；乙、军阀、官僚、绅士、乡蕫；丙、一切公安局、民团的服务职员及其他反华命分子；丁、一切宗教的服务人（憎、尼、道士、牧师、神甫等）；戊、患神经病及吸食鸦片有瘾者；己、苏维埃政府法庭或革命团体宣布有罪而剥夺其公权者”情形之一者，则剥夺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关于“一苏大”代表的产生办法和具体人数，《条例》要求各苏区“大约以二十万人选一代表为准”，通过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全区代表大会或全区紧急代表大会选出”。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各苏区应选出代表名额如下 ：

此外，《条例》还对反动统治区域参会代表作出规定。

文件传达到各苏区后，各苏区积极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选派代表出席“一苏大”。1931 年 11 月 15 日，苏区中央局向中央报告：“苏大会到中央区、闽西区、湘赣区、湘鄂赣区、赣东北区、湘鄂西区、琼崖区及红军代表二百九十人。” 与 1930 年 9 月“苏准会”通过《条例》分配各苏区代表名额相比，虽然广西右江苏区、鄂豫皖苏区因战争环境的影响没有派代表出席大会，但代表总数比原计划增加了 41 人。主要原因是“红军方面一、三军团，二、六军，十六军及各独立师，均选派代表出席”，红军代表人数增加了。加上列席代表，“一苏大”总计“到会代表六百一十人”。

苏维埃政府机构，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组成。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组成人选，1931 年 2 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出了一个约 30 人的中央执委候选名单，交任弼时带到了中央苏区。8 月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中央关于中央苏区组织问题的决议》规定：“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候选名单，应由中央局决定，原则上应推选各苏区的工农群众领袖，党的领袖只选其能实际参加苏维埃政府工作与一般的群众对他有信仰的人，在白色统治区域做工作的人不宜多选。四中全会后中央向你们提议的一部分名单，可做中央局决定的参考。” 但因战事不断，任弼时带来的名单和中央的决议，直到 193l年 10 月上旬，毛泽东等苏区中央局领导人仍未见到。10 月 11 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请示：“全苏大会在十一月七日开，苏区党代表大会在十一月一日开，中央局政府名单，请讨论决定。”中共临时中央复电：“政府执行委员名单，在任弼时处有。但须除去向忠发、周逸群、邝继勋。加徐锡根、陈绍禹、关向应、瞿秋白及各地苏继埃政府主席。”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苏区中央局最后讨论确定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卢福坦、朱德、邓发、王稼祥、方志敏、孔荷宠、任弼时、贺龙、沈泽民、黄平、陈郁、罗登贤、胡均鹤、卢德光、徐特立、阮啸仙、徐锡根、陈绍禹（王明）、关向应、瞿秋白等 63 人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候选名单。

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人选，1931 年 2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担任主席一职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全国威望，二是要在苏区工作。最后根据张闻天提议，一致认同：毛泽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人选。1931 年 10 月，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10 月 31日，苏区中央局复电中共临时中央，提议项英为副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担任土地部长。“一苏大”选举的结果显示，临时中央接受了苏区中央局的提议。

关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各部门设置及各部部长人选，苏区中央局和中共临时中央经多次磋商，确定人民委员会设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司法、内务、教育、工农检察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并明确了各部部长（人民委员）人选。

“一苏大”会址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地的选定。1931 年 9 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驰骋赣南，歼敌三万余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一苏大”召开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的准备工作就成了苏区中央区的头等大事和中心任务。在时间已经确定的情况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苏大”会址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地的选定。关于苏区中央区如何选定“一苏大”会址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地的过程，目前仍缺乏直接的历史资料。有学者通过考证，认为最初选定的地方是福建的长汀 。因为长汀地处赣南闽西交界处，一直是闽西红色政权中心，赤化时间长，汀州城又历来为闽西边境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在赣南闽西根据地 29 县、21座县城中条件优越。佐证是红一方面军总部 1931 年 9 月 23 日在兴国县水头庄发布的《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该命令指出：“方面军决定开到福建去工作筹款，并定于二十五日由现在地（莲塘、龙冈头、长信、水头庄之线）分七天行程（第五天休息一天）开到汀州城集中。”要求：“总部及直属队应于二十五（日）晨四时由现在地（水头庄）出发，在中路第四军前头，沿第四军之行军线前进，务于第二天（二十六号）在长沙渡河完毕，在河之南岸择地宿营。第三天到官仓下附近，第四天到瑞金城宿营，以后则沿右路第三军团之行军线到长汀。” ［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曹春荣 2008 年在《党史研究与教学》第 5 期撰文《关于“一苏大”会址的选择及其他——从新编＜朱德年谱＞的一则记事说起》提出：在当时的战争年代，部队开往某地筹款的命令并不罕见。如 1930 年 11 月 1 日有朱、毛签署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移师赣江东岸分散工作筹款的命令》，1931 年 1 月 16 日有朱、毛签署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关于粉碎第一次“围剿”后分散筹款的命令》等。《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只是明确了红一方面军到福建（具体到长汀）去的主要任务是“工作筹款”，但却没有提起关于准备召开“一苏大”的事。］

9 月 28 日红一方面军到达瑞金后，通过调查了解，认为瑞金更适合召开“一苏大”会址和成为苏维埃中央政府驻地。其一，瑞金位于赣闽粤三省交界之处，离中心城市较远，物产丰富。往东 80 华里到长汀，顺汀江南下龙岩、上杭、永定，可直达广东潮汕出海；往南经绵江水道通赣江，可直达赣州、南昌、九江，还可与赣南各县水路相通，运输极为便利。其二，瑞金革命基础好。1927 年 8 月下旬，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经过瑞金城，就在绵江中学帮助建立了中共瑞金支部。1929 年，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先后两次途经瑞金，对瑞金革命斗争产生了很大影响。1930 年 4 月，瑞金县党组织领导发动武阳暴动、安治暴动，成立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四纵队。1931 年春，在红三十五军和红十二军大力帮助下，瑞金全县都已赤化，全面分配了土地。

1931 年 8 月，邓小平抵达中央苏区，被任命为瑞金县委书记，首先面临的是瑞金“肃反”扩大化问题。1931 年 3 月，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选派李添富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正值闽西苏区大肃所谓“社会民主党”，李添富一上任就仿效闽西肃反委员会的做法大搞刑讯逼供，在全县大规模开展肃“社会民主党”运动。他把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党员干部、对他那套“左”倾做法表示不满及存在某些错误缺点的人，通通说成是“社会民主党”分子，随意处决，一县之内就处决 430 多人，其中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部长以上领导干部 28 人，区、乡一级干部 77 人。肃得人人自危，全县陷于一片混乱之中。1931 年 8 月 8 日，从上海到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巡视员的霍步青目睹此情此景，给中央写报告汇报：“瑞金现已全县（除少部分）都成赤色区，但目前党及政权因打社会民主党打垮了，整个党团六百余人现究竟剩下几多人，简直不能考查出。现在只有县委三四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有了。这样的赤色不是亲自在此间看见，说来也不会使人相信的。” 邓小平到任后，在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的大力支持下，深入瑞金城乡调查肃反扩大化的情况。经过一个多月艰苦工作，查清了李添富乱肃“社会民主党”的事实真相及其严重恶果。9 月底，邓小平果断采取措施，召开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社会民主党”中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宣布撤销李添富的一切职务。接着召开的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公审处决了李添富。会上，邓小平代表县委宣布三条决定：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凡被怀疑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如是贫农、中农的一概释放，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如是地主、富农的罚钱释放，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会后，瑞金县 300 多名无辜被关押者幸免于难。对此，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后来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写道：“肃反运动是因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事件引起的”，“邓小平接管瑞金时，在瑞金监狱里究竟有多少人待处决，没有可靠的估计。但是大概不下数百人。”“邓小平制止了这一政治迫害。” 肃反扩大化及时纠正后，邓小平又以果敢的工作作风，狠抓瑞金县各项建设工作。一是狠抓政权建设，迅速建立、恢复和整顿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组织，充分发挥基层苏维埃政权作用。二是大力培养和训练当地干部。肃反扩大化，导致一大批革命骨干被错杀，干部十分缺乏。为了培养苏区干部，九、十月间，县委在县城“同善社”举办了一期干部培训班，集中培训当地干部。邓小平亲自给学员讲课，帮助大家提高革命觉悟和政策水平，传授工作经验。该期培训班六十多名学员后来都成为了瑞金县革命骨干。三是积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坚决维护分田成果，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农民利益。邓小平还对分田斗争提出三条原则：对已经按政策分好田的地区，必须维护原先的分田成果；对少数没有分田或分田不彻底的地区，要按照政策发动贫苦农民起来迅速重新分配土地；特别强调不要侵犯中农的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给地主也分一份土地。这些政策的积极推行，有效促进了社会稳定和农业生产发展。四是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邓小平卓有成效的领导工作，使瑞金政局稳定，群众革命热情高涨，也为“一苏大”召开与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条件。毛泽东率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机关进驻瑞金叶坪后，邓小平和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一起立即赶到驻地，代表县委表示热烈欢迎和慰问，向中央局和总部领导详细汇报瑞金的情况。毛泽东从1929 年 3 月到 1931 年 7 月，率领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曾四次来过瑞金。但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对瑞金全县情况了解不多。听了邓小平的汇报，毛泽东觉得瑞金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及群众基础都非常不错，便与朱德、项英、王稼祥等一起对瑞金及周围各县的情况进一步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瑞金县居于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的中心，全县已经“赤化”，于是对原定部署作了调整，果断地决定：红军主力不再东移福建开到汀州城集中，而应分散在石城、会昌、瑞金、于都等县，消灭地主武装，拔除白色据点，创造更广大的根据地；红军总部也不再移往长汀城，就留在瑞金。10 月 3 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上海临时中央，在详细报告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经过、结果及红军近况后，对改变红一方面军总部 9 月 23 日部署进行了解释：“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 11 月 7 日召苏大会，中央局不能远离，遂于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

“一苏大”召开前仅仅一个月，苏区中央区改变原定部署，向中央汇报“在瑞金居中指挥”，很清楚表明苏区中央区已选定瑞金作为“一苏大”会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驻地，并着手在为“一苏大”召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作各项准备工作。

时间紧迫。“一苏大”会址选定后，苏区中央区立即成立了大会筹备处，下设秘书股、宣传游艺股、会务股、保卫股等工作机构。苏区中央局常委项英、任弼时具体负责筹备工作。10 月 15 日，临时中央又从上海致电苏区中央局：党现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准备苏大会的开幕。经过深入实地调查和精心论证，瑞金东北城郊的叶坪村“谢氏宗祠”被选定为“一苏大”会址。叶坪村距瑞金城 12 华里，整个村子流水潺潺，树木茂密，古樟参天，平坦开阔，环境幽静，便于大批人员居住和安全保卫，是召开“一苏大”的极佳之处。为了举行红军阅兵，大会筹备处将叶坪村东北一片刚刚割完稻子的稻田进行平整，并在稻田中临时搭起了一座红军阅兵台，建立了红军阅兵场。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空袭，大会筹备处还在福建长汀城郊搭建了一个“一苏大”假会场，确保大会顺利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