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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陶器的产生，目前流行的说法有以下几种。其一是，在陶器发明之前人们已经拥有藤条编织的简单器物，后来先民为提高藤编器皿的强度在上面敷涂上泥土，于偶然或意外中被火灼烧，作为骨架起支撑作用的藤条被烧化后得到比泥土坚硬、更加实用的陶器；其二是，先民于火塘边的泥土经火灼烧后变得十分坚硬这一现象中得到启示，以泥制器再经火烧，从而发明了陶器；其三是，先有弹丸一类的简单泥制器具，这些器具受潮后先民将这些泥器在火烧烘干的过程中得到了品质极大提升且不怕水的陶器。应该说，以上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从目前出土陶器来看，最早的陶器大都带有藤编物或类似印绳肌理，故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关于陶器的产生，第一种说法正确的可能性较大。
那么陶器的形制和样式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中国古人认为是圣人在对自然万象的观察中得到启示，于“象天法地”的模仿活动中通过观象而后制器。陶器的确可能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物质形态或人自身某种形态的模仿，这种模仿源自于一个极其朴素的观念，那就是相同的形态可以获得同样或类似的功能。比如，人类从双手合拢可以从溪流中掬到水喝这一行为中得到启示，从而认为半球状中空的果壳也可以完成这一功能，于是就在自然界中寻找半球状的果壳作为饮水的器皿。但是，这种器具在大小上总不能让人满意，便逐渐发展到利用粘土烧制半球状的圆底钵形陶器作为生活饮食器具。就目前考古发掘来看，半球状的圆底钵先于平底盆出现，它们大量地存在于老官台文化至仰韶文化前期。老官台文化距今大约 7800 年左右，含有我国境内考古发现中最早的着色陶器。老官台陶器大多数带有印绳纹或刻划纹，而时间稍晚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圆底钵多光素无纹，这也就充分说明了造物模仿的成立。
甘肃天水大地湾遗址是史前考古十分重要的遗址，其一期文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文化内涵上都和陕西老官台文化基本一致，因此，按照考古学命名的一般原则，我们可以把大地湾一期归为老官台文化。老官台文化早期的圆底钵刻划纹和印绳纹显示，先民在用陶土仿制藤编器皿时，为了达到相同的功能，同连藤条的肌理也一并被一丝不苟地模仿上去了。大地湾一期出土的圆底钵中又可以分出三类，其中之一是口沿部带锯齿状压印纹饰，通体带印绳纹或刻划纹；第二类口沿部出现二至三厘米磨光带，从腹部开始至底饰印绳纹或刻划纹；第三类在口沿磨光的基础上还饰有一道红色彩带，饰彩的方法是用笔压住口沿绕圈而绘，固此饰彩部位外宽内窄，包住了整个钵体的圆口。就时间而论，第一类圆底钵最早，第三类最晚。（图 1）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圆底钵明显的发展演变规律，即印绳纹或刻划纹呈减少式发展和口沿部呈光洁化发展两大趋势。这一演变规律清楚地表明，最早的圆底钵完全模仿藤编器物形状肌理，在使用中为了增加舒适度，将与人嘴相交接的器物口沿部制作地越来越光洁。这种发展表明，史前人类在追求器物功能的同时，也在追求器物使用的舒适性。关于器物模仿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葫芦瓶，葫芦瓶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陶器中较为常见的类型，其形状和我们常见的葫芦完全相同，半坡类型几种典型的陶器中，尖底瓶全部带有刻划纹饰，圆底钵大多不带刻划纹，而葫芦瓶则全部不饰刻划纹，通体磨光是在模仿葫芦的光洁外表，是对自然界生物的成功模仿。
图 1：大地湾遗址一期圆底钵形器演变图示
史前人类“象天法地”的造物方法多少带有一点仿生的味道。我们今天谈到的仿生不仅指外形的模仿，还包括功能和原理的模仿。史前陶器的模仿主要是基于功能前提的外形模仿，但也不缺乏更加杰出的例子。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船形壶，出土于陕西宝鸡市北首岭遗址，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是一件形制十分特殊的器物。该器两头尖翘，呈椭圆的船形，中部有一杯形口，腹部饰有深褐色鱼网形图案。其模仿灵感可能来源于当时人们船行水中下网捕鱼的生活实景，通过模仿船这种人造物的外形来制造盛水器具，显然是一项更加复杂的工作。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灰陶鹰尊体现出史前人类更加杰出的造型模仿能力，该器出土于陕西华县，归属仰韶文化庙府沟类型。全器呈一站立的鹰形，头和足刻画得很精准，鹰颈、背部开广口，腹深至足，容积较大，是象形仿生最杰出的史前器物之一。器物仿生并不是史前先民的偶然创造，《周易》爻辞有“制器尚象”一语，后来多做“观象制器”。胡适认为：所谓观象制器，就是见物而起意象，触类而长之，并且认为很多重要的发明都是先有象而后制器。“观象制器”是史前人类造物的根本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模仿，当然这种模仿不仅包括事物的形态，也包括事物的原理；模仿的对象不仅包括自然对象，也包括人本身以及人造物。
与上述两件单件器物相比，呈完整发展序列的仿生陶器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马家窑文化的鸟形壶和齐家文化的鸟形器了。马家窑文化鸟形壶最早出现在石岭下类型中，经马家窑类型发展演变，至半山类型时成熟，马厂类型时逐渐衰落，马家窑文化鸟形器将鸟的形态和罐的功能要求结合到十分完美的境地，是史前造物史上罕见的杰作，现按其发展分期描述如下。
1.石岭下类型鸟形壶 石岭下类型鸟形器非常接近鸟的自然形态，壶颈部较细长且偏向一方，另外一方腹部转折处有代表鸟尾的突出短鋬，腹部比较圆实，颈部和腹部比例也与鸟类非常相似，体现出石岭下类型鸟型壶在形态仿生方面十分注重写实的特点。
2.马家窑类型鸟形壶 马家窑类型鸟型壶出土数量较多，与石岭下类型同类器相比，颈部变的粗短，并且呈S形状的曲折。腹部变大，多带有环形双耳，尾部的突出短鋬多上翘，夸张的造型容易让人联想到缩着脖子休息的鸭子，比较接近鸟的自然形态，同时注重容积，器物形状有由壶向罐发展的趋势。
3.半山、马厂类型鸟形罐 半山类型鸟形器脖颈进一步变短、变粗，并以曲折的束腰葫芦形造型着重表达鸟的形态意蕴。腹部进一步加大，整体器形呈罐形，写实程度严重下降，与自然界鸟的联系意蕴大于形态。马厂类型的鸟形器与半山相比其形状并无多大变化，只是制作较为粗糙，是整体制陶水平下降的表现。半山、马厂鸟形器将鸟的形态和罐的功能要求结合到近乎完美的境地。
从上述马家窑文化鸟形器造型演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就整体造型而言，较早的石岭下至较晚的半山、马厂，鸟形器的脖颈部由长向短逐渐演变。与腹部造型的比例关系是越到晚期，腹部越大，并不断体现出浑圆饱满的特点，容积也越大，整体器皿形状由壶逐渐演变为罐；二、就形态与鸟的相似度而言，早期较注重比例关系，与现实中的鸟相似度高，形态仿生，注重写实。越到晚期，越注重容积，腹部变大，颈部变短，形态仿生反映出向意象化发展的特点；三、无论石岭下类型，还是马家窑或半山、马厂类型，鸟形器都是颈部偏向器身一侧，壶身对应端转折处有一短鋬突出，形似鸟尾，从而清晰地表达了器物与鸟的关系。（图 2）
图 2：马家窑文化鸟形壶发展演变图示
从以上马家窑文化各期鸟形器从出现至衰落发展演变的序列里可以看出，史前人类的仿生鸟形器在良好地传达了鸟的造型特点的基础上，进而表达了某种潜在的文化和精神意蕴，完美地体现了史前先民的形式创造力。一般认为，鸟形器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器具的特殊物品，它的形状和图案都代表了某种较为特殊的文化含义。在中国人心目中，鸟和太阳有着密切关联。《山海经》中记述：在远古时代，天上总共有十个太阳，他们都居于东方的巨大扶桑树上，
九个太阳居上枝，每天由一个三足的乌鸟载一个太阳在空中当值，
大地也因此而得光明，这样天天转换，万物也就生生不息。乌鸟载阳的观念可能由来已久，因为“日中有骏乌”的鸟形纹饰早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就大量出现在彩陶上。马家窑彩陶上的鸟纹其跃动飞翔的姿态更是可以让人联想到被火焰包围着的升腾感。载阳之鸟自然会被史前人类作为吉祥物而给予正面的文化信息，或许它于特定的氏族部落人心目中可能还具有图腾性质。
结合考古发掘，马家窑文化各期出土的鸟形器虽呈完整的发展序列，但就个体遗址而言，均是零星出土，数量有限，许多规模较小的遗址中甚至没有出土鸟形器。但是，它们制作水准却都非常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着彩绘，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可见，鸟形器应属于较为贵重，拥有特殊文化含义的器物。它们的拥有者一定是一少部分人，或是部落中地位较高的领导者，或是拥有施行巫术的权利者。应该说鸟形器极有可能属于礼器，但即便是这样，史前人类在鸟形器中并没有忽略器物的使用功能，反而是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将功能不断予以强化。就其实用性而言，它们甚至比一般的器物更加好用，如，偏向一侧的壶嘴给倾倒带来便利；颈部结合对应尾部的短鋬造型使捧持时更为科学和省力；更为重要的是，所有马家窑文化鸟形器在完美地融合了鸟的造型之后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器物的容积，也没有增加器物的任何重量，由此可见，先民造物是注重功能，强调“物以致用”的。虽然“备物致用”的观点到先秦时代才产生，
但通过仔细研究史前陶器就会发现，那只不过是对史前造物的经典总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