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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设计，特别是艺术设计，我们有太多说不清理还乱的问题，而任何严肃认真的思考，都将成为我们逐步接近设计的引子，并由此引申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
设计行为应该遵循美学原则还是功效原则，从现代设计诞生之初就一直是不同设计师争论的一个焦点，设计应该人文艺术化还是科技理性化，至今我们仍然难以找到普遍认同的答案，就像我们今天谈论包豪斯和乌尔姆时，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样。我们的设计是应该民族风格化，成为独立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还是应该国际普适化，成为地球村诸多文明交流与矛盾和解的媒介，是我们这个时代讨论最多的一个设计话题。尤其是当一个民族自信心和财富力量膨胀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甚至会被上升至道德和价值判断的层面。而设计师，如果仅仅致力于职业操守竭力为客户和消费者服务时，也会被批评家质疑，设计师难道不应该为文化复兴和道德重建承担责任？设计师难道不应该为我们今天过度的消费、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恶化承担责任？是的，设计应该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主义者的事业，设计师应该是我们诗意栖居的建构者，但是，相信许多从事实际设计实践和现实理论研究的人都会问：怎么能够？
也许这仅仅是关于设计许多难以说清理顺的诸多问题中的一部分，但我怎敢期望更多呢。任何试图寻找可以终结一个设计问题的努力都不啻为天真的异想，设计本身就是矛盾的化身。而且以上问题的出现并不会成为阻挡设计发展的障碍，相反，整个现代设计史就是一部充满论战的批评史，发现设计中的问题，并得到充分的思考和争论，设计才会呈现出她应有的样貌。或许，这正是王立夫在《器物：美的思考》中为何多从边缘考量的原因。
作为同窗四年的大学同学，王立夫对于设计的深入思考和成果积淀让自己也感自豪，而答应撰写序言的任务却让自己汗颜并焦灼数日。近年来自己荒于读看设计专业的论文，看到他发给我从传统造物文化到当代设计的系列文集，体味文中透露出的感性抒写和理性沉思，让自己深深感佩。中国的当代设计需要本土化、多元化，设计理论研究更需要在排除跟风步潮、原教旨主义方面有所建树。很显然，王立夫的这本文集有理由成为我们逐步接近设计应然的一个引子。
2013 年 4 月 6 日
艺术设计的历史和人类造物的历史一样漫长。在远古洪荒时代，当人们有意识地制造第一件工具时，头脑中必然已经存在其未来造型的预想。也就是说，他此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活动都是按照特定的目的进行的，人类的造型意识伴随着造物活动萌芽，设计意识在造物过程中逐渐发展，当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在中国远古传说中却将人类所拥有的物品和重大发明都归为圣人所为。比如，伏羲氏发明了渔网教人们用网捕鱼、捉鸟；
神农氏发明了耒、耜教人们耕种；
有巢氏发明了房屋使人们定居生活……
实际上，中国古人之所以将这些重要的发明都归结在上古先贤身上，其目的大约有二：一是缅怀先贤强化祖先崇拜，提高氏族集团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二是强化物品的神性，引导人们养成爱物、惜物的习惯。事实上，器物的发明或有某人某时灵感瞬间闪现的伟大推动作用，但更重要的还是远古先民在劳作中不断积累改进的集体智慧结晶，就陶器的发生而言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