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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既然谈中国公共外交，我想谈谈今年最大的外交事件——钓鱼岛危机。从公共外交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这个角度切入，分享一下我所认为的这次危机中公共外交存在的缺失。我将从几个方面来进行概述：第一是钓鱼岛危机的实质；第二是中国在钓鱼岛危机中的得失；第三是钓鱼岛事件在公共外交方面存在的反思；最后是我的个人呼吁：尽快恢复人文交流，尽快修复公共外交。
钓鱼岛问题的实质，不管是某种程度上历史归属渊源，还是现实的由争端上升为危机，事态完全是日方挑起的，本质就是主权与国家核心利益的争端。对中国来讲，主权与领土完整是绝对不会让出半步的。
先说钓鱼岛危机的得失。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外交应该说抓住了非常好的机遇，化危为机。这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日本方面出现严重误判，以为中国为了和平发展、和平崛起怕跟它撕破脸。因此，日本首先抛弃既定共识，改变老一辈领导人搁置争议的共识。中国抓住这一机遇，顺水推舟，强化主权，不再像过去受制于既定共识：一切归零，靠实力说话。
从今年以来的态势看，钓鱼岛历史已经被改写，过去多少年日本非法单方面控制钓鱼岛的历史一去不复返，我们看到的是中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掌控局面。原来是日方为主，现在中国在钓鱼岛水域的巡航成为常态，甚至出现驱赶日方舰船的维权行动。所以，至少从外交上讲，这一轮的钓鱼岛博弈，中国是完胜的。
但是，从公共外交的角度看，我们有很多值得反思和研究的地方。第一是我们民众参与过度；第二是街头运动导致不同程度的打砸烧，这在媒体充分曝光的时代恶化了中国的国家和国民形象；第三是街头运动的形态、方向、性质、目标容易失控和走向极端，如果这种街头运动被外来的颠覆力量操纵和控制，将会直接影响国家的稳定和政府的执政地位。
第二个层面，反对日本错误政策，我们该不该发起经贸战？经贸是全球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据统计，日本在华企业至少为 100 万人提供就业机会，也就等于影响着中国 100 万个家庭的收入和生活。如果考虑到产业延伸，间接关联的近千万个就业岗位，那么，千万个中国家庭的生活就会受到抵制日货的影响。另外，中日贸易之间的结构问题：双方进出口产品品质不一样，我们销往日本的是中低端的日用生活品，很容易被东南亚等国家所取代，但是日本销往中国的主打产品是中高端的高技术含量产品，我们较难找到替代品，它会导致我们相关产业链条的断裂。投资方面也是不容乐观，2011 年日本对华投资 127.8 亿美元，而中国在日本的投资只有 11 亿美元。当然，说得更大一点，中日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危机弥漫的情况下两国爆发贸易战，会进一步伤害世界经济，反过来也会伤害我们的经济体，而最终被伤害的还是老百姓。所以回归民本、人本，经贸战一定要避免。这次风潮，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是日系车，日系车在中国有 20 多年的生产历史，为中国走向汽车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所谓的日系车有一半都是向中方投资和控股的，抵制日系车，日本损失一块，中国也要损失很多，所以抵制日货是伤害自身经济的不智行为。
第三个层面，是不是该终止官方与民间的正常交流，特别是民间的交流？我们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的庆祝活动一再压缩规模，一再推迟直到最后取消。另外，全面取消赴日文化交流项目，还有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媒体表现。今年中国的媒体从电视、报纸、电台到互联网，都借题炒作，这背后首先是商业指标追求：收视率、收听率、点击率、发行量等等。媒体正常、客观报道确实可以体现民意和凝聚民心，但过分炒作则夸大民意和扭曲了民心；既形成声势也制造噪音；既策应外交也干扰外交。钓鱼岛危机以后，我所到之处很多人问我中日要不要打仗？什么时候打？能不能打赢？我认为，这种巨大的关切相当程度上与媒体的 24 小时轮番轰炸有关。
钓鱼岛危机与公共关系、公共外交有密切的联系，必须做理性的分析，考虑公共外交的发展。
从公共外交看，维护民间外交特别重要，因为中日关系两千多年来友好是主旋律，人文交流是主要方式，现代邦交正常化甚至主要是依靠民间交流来促成的。所以，一定要看到中日关系的特殊性，这和其他国家政府主导双边关系建立不大一样。钓鱼岛很重要，但是中日不战更重要。政府之间可以博弈争斗，但是人民必须和平友好。
从哲学层面看要点面结合，双方在一个点上争得你死我活，在其他方面就要更加友好，避免全面崩盘。还要有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权衡。
从策略角度讲，我们还是应该坚持一个大原则，即“斗而不破，争而不战”，尽可能赢得我们的利益，持续我们的利益。
此外，对钓鱼岛事件的全面考察应放在更大历史和世界维度来看，钓鱼岛事件事关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事关中日历史与现实整体的关系，事关亚太关系格局和战争与和平，事关中国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事关中国战略机遇期维持与延长，事关中国国内稳定和经济发展，事关中国处理复杂周边关系的新思路和新模式，我们一定要认真考虑和统筹好这些关系。
今年 9 月，日本一批精英人士发出呼吁，希望中日双方关系恢复正常。随后，我和一批知识分子也发出倡议书，希望中日关系回归理性轨道，特别是恢复民间交往。但是，没有得到媒体的重视，这愈加折射出中日公共外交的艰难与可贵。
（本文原载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校报》33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