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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精华主要是以下方面。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十分重视家庭教育，是因为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这可以从历代著名学者、高层人物及民间流行的言论、《家训》中反映出来。
西周周公的《姬旦家训》，是至今可查到的我国最早的“家训”。姬旦，史称周公，是西周杰出的政治家，他是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成王（姬诵）的叔父和老师，是帮助武王伐纣灭商，建立西周的开国元勋。周武王死后，其子姬诵（即后来的周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周公在摄政期间，亲自担负起教育侄子成王和儿子伯禽的责任，并写下了《戒子伯禽》和《戒侄成王》两部家训（合称为《姬旦家训》）。《姬旦家训》的主要内容是教育儿女要守之以恭、守之以俭、守之以卑（谦虚）、守之以畏（居安思危），守之以愚（做人要低调、内敛），守之以浅（要勤奋学习和注重学习方法）。《姬旦家训》的核心，是要成王和伯禽勤政爱民、谦恭自律、礼待贤才。
成王和伯禽都没有辜负周公的教导。在周公的精心教导下，成王成为一代明君，把西周建设成了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伯禽也把他的封地鲁国治理成为民风纯朴、农耕发展、社会文明的礼仪之邦。
经典著作《大学》，把搞好家庭教育和家风建设提到了国家兴盛、社会安定、天下太平的高度，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齐家”，就是搞好家庭教育、树立正派的家风。
孔子也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在《论语》中，有很多有关家庭教育的谈话。最著名的是记录他教育儿子孔鲤的一段：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宋代学者张家颐则说：“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
唐太宗不但是治国的明君，也是“齐家”的“明父”。晚年时，他预感自己余日不多，便认真总结历代、特别是隋朝统治者成败的经验，亲笔写下《帝范》十二篇，传授给太子李治（后来的高宗）。他对李治说：“修身之法，治国之道都说在这本书里，我死时不用再作其他遗言了。”太宗在《帝范》中告诫太子：要建立一个国家，成功很艰难，破败却很容易；要保持一个稳固的帝位则更难，而要失去它却是很容易。你要千万爱惜，千万谨慎！李治即位后，没有辜负父亲的教导，使唐朝继续很好地发展。
针对数千年流行的“男管外”、“女管内”，妻子的任务是“相夫教子”、教育孩子的事是母亲的事的传统，宋人编写的《三字经》公开提出：“养不教，父之过”。这就明确了家庭教育的责任不但是母亲的，也是父亲的。
清朝李西沤在《老学究语》中说：“不怕饥寒，怕无家教；唯有教子，最为重要。”
清代大画家郑板桥说：“吾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
1918年鲁迅在一本书中看到一个故事：清朝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位老先生听了颇为诧异，不解地问：“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鲁迅先生看后，在《随感录二十五》中写到：“儿童家庭教育与改造中国社会有密切联系。将来是子孙的时代，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预料20年后中国的情形；看20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50年后、70年后中国的情形。”于是，他严厉地批评那种“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才不才”的父母，呼吁所有做父母的都要进“父范学堂”，都要担当起国家、民族赋予的使命，不做那种只会生孩子不会教育孩子的人。
从周公到鲁迅的话，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也反映了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我国历代的家庭教育，都有明确的目的、任务、内容。远在夏商时代，《周礼·保氏》中就提出：“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属于德行教育；射、御属军事和体育；书、数属于生产和文化科学知识教育；乐，属于美育。后来，又加上“三德”、“四教”。“三德”，即至德、敏德、孝德；“四教”即诗、书、礼、乐。
宋代学者张家颐说：“教子有五：导其性、广其志、养其才、鼓其气、攻其病、废一不可。”
明朝学者王守仁提出，儿童和青少年每天的课程有五项，即：一考德，二背诵书文，三习礼学艺，四诵书讲经，五读诗应对。
上述这些内容，已包含了今天所说的德、智、体、美等方面。
中华民族的传统家庭教育，在教育目的、教育任务、教育内容上，还具有以下特点：
1.重视德行教育
中国的传统家教，历来重视德行教育，以德行教育为本。关于德行的标准，有不同的具体要求。《中庸》中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还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孔子认为，孝、悌是最重要的德行；西汉的董仲舒，发挥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的思想，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人的德行就是遵守“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并要求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中都要把“三纲”、“五常”作为最基本的任务和内容。
综合历代的各种提法，德行教育可以概括为忠、孝、礼、仁、义、勤、志、廉等八个方面。
忠 即忠于国家、忠于皇帝。这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最大的、最高的、最根本的“德行”标准，也是包括家庭教育在内的一切教育的最大的、最高的、最根本的“德育”内容。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即是国家的代表和化身，所以，忠于国家与忠于皇帝紧密联系在一起。爱国必须忠君，忠君才是爱国。
在忠君爱国思想的教育下，涌现出了以岳飞、文天祥、李广、霍去病、卫青、郑成功、戚继光、林则徐、陈化成等为代表的爱国英雄。而且，这些英雄人物的成长，家庭教育起着很大的，有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
孝 即孝敬父母。它是中国家庭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的另一根鼎柱，也是中华民族教育的一个十分突出的优良传统。
最早在《诗经》里，就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的诗句。诗句既是对父母辛勤养育儿女的赞颂，也是在教育人们要牢记父母的养育之恩。
孔子把“孝”和“悌”视为做人的根本准则。他说：“其为人也，孝与悌”、“孝悌者也，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全书有245条对话，而讲“孝”的就有11条。孔子要求儿女不但要从物质上关心、孝敬父母，而且要从精神上关心、敬孝父母。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是从生活上“养”父母，而不从精神上尊敬父母，这跟养犬养马有什么区别？
为了规范“孝心教育”，春秋战国时代，产生了世界上第一本专门讲述“孝道”的书——《孝经》，执政者还将其定为儿童启蒙必读教材。唐天宝年间，玄宗下令每个家庭都必须备有《孝经》。而《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就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忠与孝，是中华民族德行的两根支柱，是包括家庭教育在内的一切教育的核心，而且，当“孝”与“忠”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舍“孝”顾“忠”。因此，自古至今，中国的家庭教育都十分注重对孩子从小进行忠于国家、维护国家利益的教育。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牺牲个人的、家庭的利益，乃至要勇于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礼 在传统教育中，不仅是礼貌，它还包括社会的法规制度。家庭中的“礼教”，就是教育孩子思想言行必须符合社会的法规制度。“克己复礼”，就是要约束好自己，认真遵守“礼制”。
仁 即仁爱、仁慈、善良。家庭中的仁的教育，就是教育孩子要互相关心、互相友爱、互相帮助、互相忍让，要尊老爱幼，要同情和帮助弱者。孟子提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尊老爱幼的具体要求。
义 即义气、正义。家庭中的义的教育，就是教育孩子做人要讲义气，要讲信誉，要有正义感，要言必信，行必果，要见义勇为，不能见利忘义，不能自食其言、出卖原则、出卖朋友。
《弟子规》提出：“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笠翁对韵》则推崇：“管鲍相知，能交忘形胶漆友；蔺廉有隙，终为刎颈死生交”。讲的都是“义”。
义的教育，还包括善于择友、善于交友的教育。古人已经认识到朋友好坏的重要性。孔子说：交好朋友，就像“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而交坏朋友，“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他还说，“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礼记·学记》指出没有朋友的害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怎样择友、交友呢？孔子提出了“三慎”：一是慎选，“道不同，不相为谋”；二是慎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三是慎从。据《孔子家语》记载：有一次孔子见一罗雀者所得皆黄口小雀，随问之曰：“大雀独不得，何也？”罗者曰：“大雀善惊而难得。黄口从大雀则不得，大雀从黄口也不得”。孔子谓弟子曰：“善惊以远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从为祸福，故君子慎其所从。”曾子针对以酒肉交友、会友的不良风气，补充提出第四个“慎”，即慎会。他主张“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荀子·大略》提出，交友必须坚持原则，反对以金钱、地位、权势、美色交友。他说：“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战国策·楚策一》指出，“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史记·郑世家赞》则讲，“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礼乐》中说，“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
唐太宗教导儿子，要“交有德之朋，绝无义之友”。宋代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勤，即勤劳、勤快、勤俭、勤奋、勤政等。家庭教育中的勤的教育，包括教育孩子从小要勤于做家务、生活要勤俭、学习要勤奋，长大了做事要勤劳，做官要勤政。《朱子家训》、《治家格言》、《弟子规》中有关“勤”的教育都有明确要求。清代朱用纯在《朱子家训》中提出了家庭教育的“一日常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这些已成为数百年来人们朗朗上口的名篇名句。
清代大书画家、大文学家郑板桥，给儿子留下临终诗写道：“淌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业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宗，不算是好汉。”
志 即志向、志气。家庭中的志向教育，就是教育孩子要从小立志，要有远大的理想志向，做人要有志气。孔子说他之所以能“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其根本原因是“十有五而志于学”。他还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诸葛武侯在《家训》中告诫孩子“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还要求孩子“志当存高远，君子之志，所虑者岂止一身，直虑及天下千万世”。
以上这些，都是“志教”的典范，都反映了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十分重视“志教”。
廉 即清廉、廉洁。家庭中的廉的教育，就是教育孩子从小要学会清白做人，不贪不占，不取无义之财；长大了如果做官，要清正廉洁、秉公为国，一心为民，不贪污腐败，不贪赃枉法。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不仅自己正直坦荡，为官廉俭，他还以李亢、鲁宗道、张文节等清官清廉俭约的故事教育自己的儿子司马康，他要求儿子要以俭、以廉为美德。他用家书的形式写了《训俭示康》的“家训”，在信中他写道：“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
南宋杰出诗人陆游一生节俭、刚正不阿，在次子子龙要去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任司理参军时，写下《送子龙赴吉州掾》一诗，他用诗告诫儿子为官一定要清正廉洁，一定不要忘记百姓。诗中写道：“汝为吉州吏，但饮吉州水，一钱亦分明，谁能肆谗毁？”“衣穿听露肘，履破从见指，出门虽被嘲，归舍却睡美。”
梁朝中书令徐勉，一生身居高位，他严于律己，行事公正而谨慎，节俭不贪，不营置家产。他的朋友劝他为后代置点产业，他回答说：“别人给子孙留下财产，我给子孙留下清白。子孙如有德能，他们自会创家业；如果他们不成材，即使我留下财产也没用。”
综上所述，高度重视德行教育，是中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是十分重视德行的民族。
2.重视文化教育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重视鼓励孩子努力学习文化科学技术。
在私塾和学校教育形式还没有出现之前，家庭是孩子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的场所，父母是向孩子传授文化科学技术的教师。
为了教育和鼓励孩子勤奋学习，人们编写了许多刻苦学习的故事。如凿壁偷光、悬梁刺股、荧光映雪、程门立雪、断齑划粥等，都是激励孩子勤奋学习的榜样。
重视德行教育和文化教育，是中国传统家教的两大突出特点。这两大特点，显示了我国自古以来对人的培养就是德才兼备，德行为首的思想。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中庸》也说：“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德性”和“学问”都重要，但德性在学问之前，更为重要。
宋代教育家朱熹提出教育儿童应从“洒扫应对”开始，首先教孩子学会“爱亲敬长睦师亲友之道”，进而再教他们“礼乐射御书数”。
3.重视早期教育和超常儿童培养
早期教育的概念，西方人是近一两百年来才提出的，对此，我国远走在世界前列。在《论语》中，孔子就说：“少若养成性，习惯成自然。”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也指出：“人生幼小，精神专利，长癣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良机。”
《礼记·曲礼》对不重视孩子的早期教育，要等孩子长大了、发现问题了才来教育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文中说，“爱其子者多曰：‘儿幼，未有知耳，俟其长而教之。是犹养恶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顾不多哉？又如开笼放鸟而捕之，解缰放马而逐之，曷若勿纵勿解之为易也！”
宋代学者袁采在他的《袁氏世范》中，也指出不抓早期教育的害处，他说：“等到孩子逐渐长大，家长对孩子的爱渐渐少了，孩子稍微有一点小毛病，就大发雷霆，恨得咬牙切齿，拾取孩子一点小毛病就认为是了不得的大错。如碰上亲朋故友，就用过头的言过其实的话，诉说孩子的缺点和不孝，把孩子说得一无是处。其实，孩子并没有什么严重的过错。”
为了鼓励家长对孩子实施早期教育，及时培养和发现“神童”，唐五代时期就开设了“童子科”，专门选拔大器早成的超常童子。
由于统治者的倡导，部分条件好的家庭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因而，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大器早成、少年得志的“神童”。如：战国时代的甘罗,12岁即为宰相；唐代的王勃,6岁善文辞,9岁读《汉书》，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滕王阁序》；唐代大诗人白居易,5、6岁即能作诗,9岁通晓声律。北宋时期，接连出了15名“神童”，其中的晏殊,14岁就因才华洋溢而被朝廷赐为进士，之后到秘书省做正字，后又升任集贤殿学士。范仲淹、欧阳修均出其门下。
4.重视胎教
重视胎教，也是中国家庭教育的又一创举。我国的胎教，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当时的学者不但认识了胎教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许多至今仍有价值的胎教方法。
有史料记载，周文王的母亲和孟子的母亲都实行过胎教。《列女传·周室三母》具体讲述了胎教的方法：“太任者，文王之母，挚任氏中女也，王季娶为妃。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书中还说，“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过人矣。”宋代著名妇科大夫陈自明在《妇人良方大全》一书中也说：“受妊之后，宜令镇静，内远七情，外薄五味”。古人还认为，孕妇如果能做到这些，“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过人”。
我国传统家庭教育，不但重视教育内容的研究，也重视教育方法的研究。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总结出了许多至今仍可借鉴的方法。
1.既重言教，更重身教
孔子提出：“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荀子说，“以善先人者，谓之教”。曾子杀猪教子的故事，反映的也是身教的道理，它告诉为人父母者，对孩子说过的话必须说到做到，不能食言。
2.爱严结合，反对体罚
古代的家庭教育，既强调父母要爱孩子，要通过爱教育孩子，但也强调在爱孩子的同时，要严格要求孩子，要把爱和严结合起来。《左传》说：“爱子，教之以义方，犯纳于邪。”《战国策》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孔子坚决反对体罚教育，在《孔子家语·六本》中说：“鞭扑之子，不从父之教。”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主张，父母对子女的爱和严，都必须有度，过度的爱和过度的严，都有害无益。他说：“父母威严而有慈，而子女畏慎而生孝矣。”但是，“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他还说，“慈而不训，失尊之义，训而不慈，害亲之理，慈训曲全，尊亲斯备”。
司马光针对一些只会娇惯溺爱孩子，不会认真教育孩子的母亲，说：“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
3.生动形象、情理交融
古代虽然还没有心理学这门学科，但是，人们从实践中逐步认识了儿童的一些心理特点，并根据所认识的心理特点提出了一些与现代心理学相吻合的教育方法。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教育要根据儿童的心理活动因势利导地进行。比如，《学记》就提出：“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汉代教育家徐干说：教育人“必先度其心志，本其气量，视其锐气，察其坠衰，然后唱焉以观其和，导焉以观其随”。
为了适应儿童的心理特点，古人创造了许多形象化的教育方法，把一些家庭教育的好经验编成故事。比如：孟母通过剪断织机上的布教育学习漫不经心的儿子；岳飞的母亲通过在岳飞背上刺字，教育岳飞要精忠报国等，都是千古流传的好方法。其次，《二十四孝图》、“孔融让梨”、“司马光破缸救人”、“龟兔赛跑”、“狼来了”等故事，至今仍然具有教育的力量。
4.环境感染，潜移默化
人的素质发展，除遗传因素外，更多的是取决于后天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环境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我们的祖先却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古人除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外，还十分重视孩子居住环境的选择。“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染于苍作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莲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等观点，都反映了环境影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有条件的父母，都努力为孩子选择比较良好的家庭周边环境，孟母三次搬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5.教材编写，灵活多样
对儿童的教育，不能完全靠父母面对面的说教，还必须有相应的“教材”。古代中国所编写的可供儿童学习的启蒙读物，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形式之灵活多样，全世界都少有。
我国古代儿童启蒙教材的形式主要有家规、家训、家诫、家仪、家约、庭训、内训、诗歌、韵文、绘画、故事、对联等。帝王家还有《帝范》。
家规、家训类的代表作有：《朱子治家格言》、《颜氏家训》、《太公家教》、司马光的《家范》等。清朝李毓秀的《弟子规》、朱用纯的《朱子家训》等，也都是当时受人们欢迎的家庭教育书籍。
诗歌韵文类的代表作有：《幼学琼林》、《增广贤文》、《三字经》、《童蒙训》、《千字文》、《弟子规》、《童蒙须知韵语》、《神童诗》、《百家姓》等。《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笠翁对韵》等，则是较高层次的启蒙读物。
故事类代表作有：《二十四孝》、《劝报亲恩篇》、《名贤集》、《孔融让梨》、《司马光破缸救人》、《龟兔赛跑》、《狼来了》，以及悬梁锥股、映雪囊萤、负薪挂角、凿壁借光等。
中国古代的许多蒙学读物，还配有图画。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特别受孩子欢迎，其中，流行最广的是陶赞廷的《蒙养图说》。
图文诗画，不但用于教育儿童，也有的用于教育成年子女。宋代宰相寇准，幼年丧父，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寇准考中进士后，其母因操劳过度，一病不起，临终前她亲自绘了一幅画，交给家中仆人，并嘱咐仆人：寇准日后若做官忘本，就把此画交给他。寇准做了高官后，生活开始奢侈起来，仆人便将此画送给了他。寇准打开一看，母亲画的是《寒窗课子图》，画上还题有一首诗：“孤灯课读苦含辛，望你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寇准看后内疚不已，深感对不起母亲，他饱含泪水，默默向母亲保证，一定要做一个为国为民的清官。寇准履行了对母亲的诺言，果然成为一代颇有建树的清官。
唐代的诗圣杜甫，一生颠沛流离，潦倒贫困。他希望他的儿子宗武向圣贤看齐，写了《示宗武》诗：
觅句知新律，摊书解满床；
试吟青玉案，莫羡紫罗囊。
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长；
应须饱经街，已似爱文章。
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
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
近现代的许多名人学者，继承发扬中国“诗教”的传统，结合时代的特点也写了许多教子诗。比如，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长子将去“哈工大”上学时，他写诗勉励：“小丹赴东北，升学入军工。写诗送汝行，永远记心中。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痴聋。少年当切戒，阿飞客里空。身体要健壮，品德重谦恭。工作与学习，善始而善终。人民培养汝，报答立事功。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试看大风雪，独有立青松。又看耐严寒，篱边长忍冬。千锤百炼后，方见思想红。”
一首写罢，陈毅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一首：
深夜拂纸笔，灯下细沉吟。
再写几行诗，略表父子情。
儿去靠学校，照顾胜家庭。
儿去靠组织，培养汝成人。
样样均放心，为何再叮咛？
只为儿年幼，事理尚不明。
应知天地宽，何处无风云。
应知山水远，到处有不平。
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勤。
尤其难上难，锻炼品德纯。
人民培养汝，一切为人民。
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
中国古代的蒙学读物，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把识字教育、德行教育、知识教育、习惯培养等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