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中日交流更加呈现多样化，既有贸易，又有移民乃至战争。这一时期的交流内容除物质的商品贸易外，更突出精神文化，而且从佛教这一重点逐渐转移到儒学、美术、书法、医学以及政治和经济上来。

一、雪舟画圣

日本的雪舟和尚（公元1420 ～ 1506年）是明清时期中日交流的一个典型人物。雪舟名等杨，又称雪舟等杨，俗姓小田，1420年出生在备中赤浜（今冈山县总社市）一个下级武士家庭，12岁入寺为僧，在京都相国拜春林周藤为师学习禅宗，又向正好在相国寺任都司的著名画僧天章周文学习水墨山水画。

在日本室町幕府时代，禅宗画僧如拙及其弟子周文等力图把中国宋元时期流行的水墨山水人物画法介绍到日本，并与日本绘画融合起来。雪舟得到周文的指点，水墨画技法和绘画水平提高很快，成为当时禅僧中第一流的画家。因为见到了在日本扬名的元僧楚石梵琦写的“雪舟”两个字，感到雪地之舟的意境与自己内心的追求十分契合，从此便以雪舟作为自己的号，并以此在作品上署名。

1463年，雪舟接受了与明朝通商贸易而致富的大名大内氏的邀请，前往他的领地本州西部的周防国（今山口县）。雪舟希望有机会从这里到中国去，直接向明朝的画家们学习，同时在这里也能看到更多从中国传来的水墨画。

当时日本的对外交往主要是中国和朝鲜。室町幕府或者西国大名的船只往来东海、黄海，与中国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使节往往由禅僧担任。雪舟也是乘大内氏的谴明船“寺丸”去中国的。雪舟登上“寺丸”是在1467年，这一年他48岁。

1467年3月，遣明船到达中国浙江的明州（今宁波）。雪舟登陆后先到明州东部的天童山景德禅寺参拜。这是一座与中日文化和佛教交流有着渊源很深的寺院。在宋元时期，日本僧人荣西、道元，以及去日本的中国僧人兰溪道隆、无学祖元等都曾经在这里学过禅。雪舟在天童山深受僧众的敬重，获得了“天童山禅班第一座”的荣誉称号。因此后来他的画上常常落款“四明天童第一座雪舟笔”。这年冬天雪舟一行溯运河北上，前往明朝首都北京。在途中他漫游了中国的名山大川，访求名师画友，欣赏临摹前人名作，还作画描绘中国山川壮丽景色，艺术水平又有很大提高。

1468年5月，雪舟一行到达北京。他除了参加遣明使团的一些礼仪性活动外，主要是访师会友，学禅作画。他曾向明朝著名画家李在和张有声学习中国水墨画的着色、泼墨、晕染技法。李在属于明代浙派画院画家。这一派以画山水为主，吸取了马远、夏珪等宋元水墨画名家笔法，在当时风行一时。雪舟的水墨画气势宏伟，达到了相当高超的境界，画艺之精湛令当时中国的画家们也为之惊叹。明朝的皇帝和大臣们十分赞赏雪舟的画，明宪宗曾赞扬他的画是国之奇宝，以至下令若非有诏，不可随便作画。

雪舟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当时中国的画坛，他一面参悟佛法，一面深入探究水墨画的精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和雄伟壮观的中国山水，深刻地影响了雪舟的哲学观和自然观。他还和许多中国文人、画家、僧侣结下了深厚友谊。

1469年2月，雪舟随遣明使离开北京南下踏上归国之途。在南下路上，他以沿途所见的风景为素材，画了《归路真景图》、《扬子江图卷》等许多写生山水画。

雪舟访明无论对他个人的艺术道路，还是对于日本美术发展史，都是重要的转折点。他访问中国两年间取得的杰出成就，使雪舟在日本画坛和禅界赢得巨大声望。中国绘画的泼墨山水画、扇面仿古画等多种形式，都是雪舟访明后带回日本的。而且雪舟还运用中国画“师法自然”的理论，来指导日本的绘画实践，帮助当时日本的绘画界摆脱宗教束缚，克服布局千篇一律的旧俗，力创新风，使清纯自然的山水画成为日本室町时代画坛的主流。雪舟不但擅长山水，而且也善画人物和花鸟。他的人物画如《益田兼尧像》、《惠可断臂》等，人物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克服了长期以来日本肖像人物画比例失当、形象呆滞的缺点。

雪舟等扬是日本水墨画之集大成者，云谷派的创始人，并对以后狩野派、长谷川派等日本画坛流派的画风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的绘画作品雅俗共赏，上自公侯贵族武士，下至士商庶民，都纷纷请他作画，被日本人民尊崇为“千古之一人”、“古今之画圣”。他的杰作如留传至今的《四季山水图》、《天桥立图》、《泼墨山水图》、《秋冬山水图》等，都被日本政府作为国宝加以珍藏。

1469年6月，雪舟和遣明使一起从明州出发，渡海回到日本九州博多，然后自己又回到周防国。1476年又迁到丰后国（今九州大分县），在名叫天开图画楼的画室中作画。他以绘画向日本人民介绍了中国美丽的自然风光，如《唐山胜景画稿》描绘了明代明州港生气勃勃的景象，画中还有日本商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日经济文化的交流。雪舟晚年常在日本各地旅行，面对大自然写生作画。最后又回到周防的山口，建立自己的天开图画楼。1506年与世长辞，享年87岁。

1956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纪念10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之一就是十五世纪日本著名的画家雪舟等扬。这位人称画圣的艺术大师对日本绘画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美术杰作是明代中日绘画艺术交流的结晶。

二、明朝遗民朱舜水

明末清初，一些明朝遗民流亡日本，有的就在日本定居下来。他们也为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少业绩。朱舜水就是其中对当时日本思想、文化和教育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

朱舜水（公元1600 ～ 1682年），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他自幼好学，是江苏松江府学的秀才，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一起被称为明末清初中国五大学者。

虽然朱舜水满腹经纶，可是看到明朝末年政治的腐败，慨然断绝做官之念。1644年清兵入关占领北京，明朝崇祯帝自杀。福王在南京即位后曾屡次征诏朱舜水，但他见奸臣当道力辞不就，不料因此受到迫害只得避走海外，1645年首次东渡日本。以后朱舜水参加抗清复明斗争，朱舜水奔走闽浙沿海及日本、安南，前后经营十余年。在江南一带与张煌言、郑成功等人共同组织兵力抗击清朝。兵败后亡命日本并留居下来直到去世，侨居日本20多年，在日本大力宣扬中华儒家文化，为日本后期明治维新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准备。因为朱舜水学问卓著，被日本德川家族奉为国师。

1659年，朱舜水在长崎登岸时，正值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厉行海禁不准外国人入境。筑后柳川藩儒臣安东守约久仰朱舜水的道德学问，便拜其为师，并与一些文人学士联名向长崎镇巡恳求，最后得到日本政府批准，破40年来日本幕府之国禁，让他在长崎定居下来，朱之瑜就此结束了十多年的海上漂泊生活。

朱舜水定居日本时并非想倡明儒学于异域，仅是为了蹈海全节。1665年，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的孙子、第二代水户藩主德川光圀，派儒臣小宅生顺到长崎礼聘朱氏为国师，要朱到江户（今东京）去讲学。第二年6月，朱之瑜抵江户，德川光国亲执弟子礼，竭诚尽敬，经常向他请教或商讨国家施政方针、礼乐典章制度以及文化学术等方面问题。朱舜水也知无不言，侃侃而谈。德川光圀认为朱之瑜年高德重，不敢直接称名称字，要他取一名号以称呼。朱之瑜就以故乡“舜水”为号，意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舜水先生”之称始于此时。二十年时光流逝，“水户学派”形成规模。1682年，朱舜水以83岁高龄在日本逝世，葬在历代水户藩主的墓地瑞龙山（茨城县常陆太田市）。为了纪念他不忘故国，墓特地建为明朝式样，碑文题“明徵君子朱子墓”，私谥“文恭先生”。朱之瑜死后，德川光圀派人整理了他的遗稿，1715年刊行了《舜水先生文集》全28卷。东京大学农学院内至今立有“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的石碑。

朱舜水的学术博采众家所长，常谓“千金之裘，非集于一狐之腋”，博通经史，最喜《资治通鉴》，长于《春秋》。道德上主张忠君爱国，推崇苏武、文天祥的伟大人格。正是这种不尚虚华的学风、扎实严谨的学问和刚直崇高的人格，使他的学术在日本发扬光大。

朱舜水论学问以实用为标准。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认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朱舜水集》），认为知识分子要关心国家政治，“能变化于民风土俗”。他反对程朱理学一味究心谈性空谈虚论的学风。他的这种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对日本江户时代思想界尤其“水户学派”影响很大。

朱舜水在教育方面的特点是视中外为一体，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他侨居日本20多年，接受的弟子不断增加，并曾公开讲学。弟子今井弘济和安积觉所撰《舜水先生行实》，记载了日本的硕儒和学生时常登门求教，以及朱之瑜相与“讨论讲习，善诱以道”的情景。日本学者文人都尊敬地称他为“朱夫子”或“舜水先生”。他教育培养的学生英才辈出，很多都成为江户时代的有名学者。

他还懂得科技、擅长工艺，把中国的有关工程设计、建筑技术、农业园艺、医学种痘等科学知识技能介绍给日本人民。朱舜水在江户的小石川模仿中国西湖等名胜设计了后乐园的石桥等景，成为日本著名的园林之一。他曾经为德川光国作《学宫图说》，并设计出图样，让木匠制成相当实物1 ／30的木制模型，甚至有时亲自动手操作。

朱舜水虽然在日本大力弘扬中国文化，但他同时也反对轻视外国的华夷思想。他表示自己视日本与中国“同为一体，未尝有少异于中国也”。但他也批评日本人心胸狭隘、“量窄意偏”，日后必为中华之祸。

朱舜水至今仍然受到日本人民尊敬，现在的日本教科书还载有关于他的事迹。朱舜水遗著珍藏在日本博物馆。后来的日本学者评价说：“天佑以还，儒学以经世治民为要道，不务空理虚论，皆舜水所赐也……不惟后来明治维新受此良好之影响，即于朱氏学说本身发扬而光大之，其功亦伟矣！”梁启超在评论朱舜水时也说：“中国儒学化为日本道德基础，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舜水人格极为高尚严峻，所以日本知识阶层受其感化最深。”

三、日本柔道之祖陈元赟

日本素有“柔道之国”的称号，而日本柔道的起源却要追溯到一位中国人，他就是明朝移民陈元赟。日本十七世纪古籍《拳法秘书》中说“今世所谓之柔术也，于《武备志》中称为手搏，在日本开始有此事，是近世有陈元贇者。”将来自明朝的陈元贇奉为柔术的创始者。

陈元赟（公元1587 ～ 1671年），浙江余杭人，字义都，号芝山、升庵、既白山人。少年时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学武艺，工医道、书画、诗词。与朱舜水同时代，也是明末清初旅居日本的中国人中的一位杰出人物。

1619年，陈元赟33岁时随中国赴日贸易商船到达日本长崎，因病留下疗养，自学日语并以教授书法谋生。1621年，明朝钦差浙直地方总兵官单凤翔赴日本交涉倭寇事至长崎，曾临时特邀陈元赟参与交涉工作同到京都，历时三个月。从而结识了当时的日本汉学家林道春、户田花屋等人，经常诗酒唱和名噪一时。

1625年，陈元赟到江户（今东京）传授拳法。后寓居江户西久保国昌寺，将中国少林派武术拳法传授给寺僧圭佐、久圆等人。陈元赟寓居国昌寺期间，遇到当地浪人挑战，陈元赟以武术击退浪人的情形被当时寺中三位武士看見，他们即日后的“陈门三浪士”：福野正胜右卫门、三浦义辰右卫门、矶贝次郎左卫门，这三位武士对陈元赟的武艺相当折服，于是拜在陈元赟门下。他们苦心钻研，通其蕴奥，遂各成宗派，遍传弟子，逐渐形成日本柔道，国昌寺也长期成为柔道之中心。陈元赟提倡老庄道家思想，而柔道标榜以柔克刚，以虚静调息为术，其思想来源实出于道家。

陈元赟曾受聘于藩主德川义直及其长子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为幕宾，教授书法、诗文，继而主持、传授烧窑制陶技艺，陶法精致，独具风格，尤以茶器为上品，对日本茶道也有影响。

1638年，陈元赟受聘为尾张藩儒官前往名古屋。在那里他结识了日本汉诗人、日莲宗僧人元政，虽然元赟比元政年长36岁，但是两人结下了忘年之交，互相仿作唱酬。陈元赟娶日本女子为妻，生子取名富士松，当他赴京都时便委托元政教育其子，后又与元政共读京都大藏书家吉田玄顺的秘籍。1663年，元赟与元政两人合著的《元元唱和集》刊行，其内容有五言、七言绝句、律诗与词、赋、散文等，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中日诗人友谊的见证。元赟的诗文著作还有《双星诗稿》、《既白山人集》、《虎林诗文集》、《昇庵诗话》等，他作的许多诗都流露出道家自然清静的意境。

陈元赟还与日本著名汉学家鹈饲石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石斋在京都立塾讲学，受元赟的影响，将30多部经史子集汉籍加以假名训点，以普及汉学。元赟也用假名训点了《朱子家训》。石斋还把自己的文稿委托给元赟。1664年石斋去世后，陈元赟为其撰写了墓志铭。

陈元赟推崇道家老庄思想，然而并不排斥佛儒，他与同时代旅居日本的中国大儒朱舜水、高僧隐元等都有交往。他在1670年84岁的时候完成了《老庄通考》一书，1671年，陈元赟以85岁高龄在名古屋去世。葬于名古屋德兴山建中寺。

陈元赟多才多艺，能文能武，既是学者，又是文学家、哲学家、书法家、武术家和制陶专家。

陈元赟精通各种书体，行草楷隶各体真迹都有，片纸只字皆为日本人所珍重。尤其是他的楷书，字迹秀逸圆转，颇有赵孟頫的书风。日本书法家渡也梅峰、本多道虎、佐佐木志津摩、伊藤固庵等，均学其书法。他所作的金石文字，遗留下来的有名古屋圣德寺梵钟上的铭词，现已定为日本国宝。还有八桂神社乌居华表铭文，书法为赵子昂体。元赟有时也作画，日本文艺评论家笹川临风认为他的画“无不逸趣横溢”，尤擅长画竹，存世作品亦为日本人所珍视。

陈元赟又以陶瓷专家著称。尾张藩主曾让他主持“御庭烧”，选用濑户土，输入中国黄釉，自为书画，施青白色透明水彩，称为“元赟烧”。流传下来的以茶具为多，还有点心盘、扇形钵、酒壶、花瓶等，收藏家极为珍重，在日本陶瓷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当地陶工继承他的技术，转相传授。名古屋至今为日本制陶名地，与他很有关系。

此外在饮食、建筑、医药等领域，陈元赟也均有贡献，如名古屋有一种茶食叫“板元赟”，相传是他创作的。直到江户末年，尾阳点心店还用他的画像作广告。他还精于茶道和医道，曾为板板卜斋所著《针灸聚英》一书写过跋文。在建筑方面，曾参与设计名古屋应梦山定光寺的德川义直墓庙。

陈元赟旅居日本52年，先后寄居长崎、江户、名古屋等地，与日本各阶层、各行业人士广泛交往。既倾力于传播中国文化，又深刻理解日本文化，并把中日传统文化加以融合创新，在许多领域都表现了他的才华技艺。陈元赟崇尚民族气节，在异乡不忘祖国，多次题款自署“大明武林”人，并以故乡余杭芝山、既白山取号。

四、隐元禅师

隐元（公元1592 ～ 1673年），俗姓林，名隆琦，生于福建省福清县。6岁时父亲外出不归，少年时因家庭贫困而辍学，以耕樵为生。21岁时出外寻父，来到南海普陀山（今浙江舟山），祈求观音保佑，产生了投入佛门的念头。1620年终于入福清黄檗山禅寺，投师鉴源禅师，剃发出家，法名隐元隆琦。此后他历游浙江各地名刹，访师学道。曾从禅宗高僧密云圆悟和费隐通容等学习临济宗禅法。1637年担任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重修寺庙，兴建大雄宝殿、斋堂，继承祖师遗志，实现黄檗山复兴大业。以后又到各地云游说法，曾应邀主持崇福寺、福岩寺、龙泉寺等寺院。1646年回到黄檗山万福寺任住持，广收门徒，著书立说。隐元不仅精通佛法而且博学多才，擅长诗文书法，著有《黄檗语录》、《黄檗山志》等书，在当时中国的佛教界和文化界都享有盛名。

十七世纪的日本正值德川幕府时代。为了增加收入德川幕府积极鼓励海外贸易，不仅和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国进行广泛的贸易，而且还同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有密切的商贸交往。于此同时西方的天主教也随之在日本迅速传播。日本人民苦于封建主的残酷压迫也纷纷放弃佛教，转而接受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主教。这一方面加速了日本原有禅宗的消沉、停滞，另一方面又对德川幕府的统治产生一种威胁。

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贸易唯一开放的港口是长崎，由于有不少中国商人和华侨聚居，并为求神佛保佑中日间船只往来平安，在当地集资修建了三座禅寺，即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漳州寺）、崇福寺（福州寺），人称唐三寺。三寺都聘请中国僧人担任主持，兴福寺的住持逸然，久仰隐元的声名，经过与三寺僧众商量，并由德川幕府批准，于1652年派人到福建黄檗山邀请隐元东渡传法，振兴日本禅宗。前三次邀请他都辞谢了，直到逸然第四次又派古石和尚来邀请，隐元终于为其诚意所感动，答应东渡日本。

1654年5月10日，已是63岁高龄的隐元禅师，不顾僧众们的劝阻和挽留，把黄檗山交给弟子慧门主持，毅然下山踏上旅途。经过15天的航程，终于在7月5日抵达长崎。隐元受到逸然禅师和唐三寺的僧人的热烈欢迎，长崎的僧侣和民众也聚集在街头两旁，向他顶礼膜拜。隐元一行被迎进兴福寺后，当天就在寺内演法。由于这位中国高僧的到来，使沉寂多年的日本禅林为之一振，在长崎唐三寺兴起了一个兴禅拜佛的热潮。

1655年，隐元又应日本禅宗名僧之邀到本州摄津（今大阪府）的慈云山普门寺开堂演法，并与各寺院的禅僧及京都公卿贵族们交往。隐元东渡时原准备只在日本逗留三年就回国，但是日本僧众恳切的挽留使他不忍轻易离开。1658年冬，隐元来到江户（今东京市），德川幕府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亲自接见了他，很多高级官员也来向他问禅。幕府的竭力挽留终于使隐元下决心要像唐朝的鉴真和尚一样，为在东瀛弘扬佛法而贡献余生。

1659年，天皇赐给隐元京都附近宇治的土地营建新寺院。在江户幕府的资助下，隐元在京都府宇治山一带建造寺院，取名为“黄檗山万福寺”与福清的“黄檗山万福寺”同名，以示不忘本源，不忘故乡。自此日本禅宗除临济宗和曹洞宗之外，又兴起了黄檗宗。1661年，宇治万福寺建成，隐元担任第一任住持。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的堂塔殿堂建筑、佛像雕塑、堂塔配置、仪式法规等都仿照中国明代禅寺的式样，甚至参禅念佛诵经也用汉音，饮食生活也保持了中国风格，因此传入最晚的黄檗宗比其他日本佛教宗派更富有中国禅学风味。作为中国人在日本土地上创立新宗派，隐元是唯一的一个。

在隐元去日本之前，日本各地禅宗寺院大都受中国南宋建筑样式的影响，色彩淡雅，格调朴素。而隐元在建“万福寺”时，将福清万福寺的建筑风格和装饰样式搬到日本：院落宽敞，轩昂大方，左右对称，整齐壮观。寺院的梁、柱、椽等处都涂上艳丽的色彩，以艳红为主，其间又夹杂着青、蓝、黄、白等色，使整个寺院金碧辉煌，充满生气。此后日本新建的禅宗寺院大都仿效“万福寺”的建筑样式与装饰风格。黄柏禅宗声名大振，邀请隐元及弟子前往讲经的日本各寺庙越来越多，福建黄柏文化迅速在日本传播开来。日本黄柏山万福寺的住持有十三代为中国人，因此万福寺的佛教仪式、清规戒律至今尚保留有明代遗风。

1664年，73岁的隐元在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担任住持三年之后，自感年老体衰，精力不济，便让位给弟子木庵性瑫，自己退隐于松隐堂。1673年后水尾上皇赐隐元以“大光普照国师”之号，不久因病去世，享年82岁。隐元被奉为日本黄檗禅宗的开山始祖，其后从二世祖木庵，直至13世祖笠庵均为来自中国的高僧，自第14世祖龙统开始，才大多由日本僧人继任。隐元一生著述甚多，共约40余种。渡日后的主要著作有《普照国师广集》30卷、《示众语录》20卷，《黄檗清规》一卷等，还有不少诗文之作，现已编成《隐元全集》12册在日本出版。

隐元在去日本时还从福清带去《万历版大藏经》，并将它交给日本黄柏僧人铁眼道光雕刻。铁眼经过11年的努力终于在宇治万福寺刻成，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日本“黄柏版大藏经”。该版《大藏经》共695卷，当时印数颇多，遍布日本各地，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隐元及其弟子们的东渡，促进了日本佛教禅宗发展，在传播中国明清时期书法、绘画、篆刻、雕塑、建筑、医学等文化艺术成就方面，同样作出了许多贡献。

黄柏僧人多能书善画，隐元的到来对日本书法影响颇大。在隐元等人东渡之前，日本的书法多效法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人，流派单一。隐元到日本后，将宋代福建蔡襄的书法介绍到日本。由于蔡襄的笔势苍劲，雄浑有力，很受欢迎。日本人把隐元传去的书法流派称为“黄柏流”。“黄柏流”对江户时代的书法界的影响甚深，许多人以临摹“黄柏流”而成名成家。隐元及其不少弟子都是书法大家。隐元、木庵，即非三人的书法以大字草书为特色，笔力雄浑，被称为“黄檗三笔”，创立了日本书道黄檗流派。

中国明清画风也因隐元及其弟子的介绍传播到日本。黄檗僧人中画家林立，黄檗画风以人物画像为主。十七世纪后叶到十八世纪前叶，被称为黄檗画像的人物肖像画在长崎十分流行。这些画像侧重写真，脸部有明暗阴影，具有立体传神之妙，颇有西洋写实技法的意境，在日本绘画史上别开生面。

隐元到日本后，日本的生活习俗也发生了某些变化。随隐元到日本的弟子、工匠、画师中，以闽南者居多。他们都有饮茶的习惯和一整套的沏茶方法，因此福建闽南的沏茶方法也渐渐从僧侣流传到社会，对日本的茶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隐元东渡日本时从福清带去许多菜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本人用隐元名字命名的“隐元豆”（即今天我们俗称的四季豆）。由于日本的气候温和湿润，很适宜“隐元豆”的生长，特别是像关西那种湿热的地方一年可种三茬，产量又高。直到今天，“隐元豆”还是日本的主要蔬菜。

此外，中国音乐、民间医学、福清黄柏寺的素食烹调方式和僧人会餐方式等也随隐元的东渡而在日本流传开来，对日本的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11月

王晓秋.中日文化交流史话.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

叶渭渠.日本文化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sK7+7i4oTch/SGaiYqcDrpWHNezC2AU5r2KyLVSB9PIGMDyEbRFSk5MTXy2v/f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