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隋唐时期

公元六世纪至公元九世纪即中国隋唐时期，日本处于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中日交流的路线以直接渡海为主，交流方式为使节人员的往来，尤其是日本派遣大批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中国，出现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高潮。交流内容以制度文化层面为主，同时也涉及精神文化如佛教、建筑、雕塑、诗歌等的交流。

公元589年，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对峙，实现了统一，建立了强大的王朝。七世纪初，唐又取而代之，进一步扩大了版图，展现出建立世界性大国的势态，使当时的大和政权痛感必须整顿国内体制，朝着实现中央集权制的目标前进。更加广泛而积极地学习中国文化的愿望愈加强烈。在此之前的中日交往主要是采取向中国王朝进贡，获得赏赐，得到技术人员的形式，消极地接受从对方带入的大陆文化，而这一时期，则开始了广泛而积极的吸收。从七世纪初，到唐灭亡前不久的九世纪末，日本接连派遣遣隋使、遣唐使，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展现了日本最初佛教文化的飞鸟文化，受初唐文化影响的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白凤文化以及由于国力的加强和对盛唐文化的吸收而形成的华丽的天平文化等，都是大陆文化的传入对这个时期的日本带来的影响。

一、遣隋使

公元六世纪末日本推古天皇时期，由圣德太子摄政。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积极吸收大陆先进的制度文化。公元600年圣德太子派遣了第一次遣隋使，朝见隋文帝，并学习隋朝的典章制度。遣隋使回国不久，圣德太子即推行政治改革，制定了“冠位十二阶”的品官冠位制度和官吏贵族必须遵守的17条政治道德守则《十七条宪法》。冠位十二阶由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等十二阶组成，授予官员用不同颜色缝制的冠帽。其名称表示了儒教的道德范畴，分配的颜色则反映了五行思想。不了解中国的哲学思想，这样的立意是无法想象的。同样，在十七条宪法中，也大量引用了儒家、法家、道家等中国古典的词句。

公元607年，圣德太子又派出了以小野妹子为首的第二次遣隋使。小野妹子是豪族世家子弟，当时官居冠位十二阶之第五阶大礼，他带领随员、僧侣数十人，组成第二次遣隋使。小野妹子携带了圣德太子亲自起草的国书，开头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隋书·倭国传》），反映了圣德太子要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的愿望，隋炀帝阅后大为不悦，对鸿胪寺卿说：“蛮夷书无礼者，勿复以闻！”不过，隋炀帝仍命令招待日本遣隋使，并决定派遣以文林郎裴世清为首的13名官员组成使团赴日本访问，小野妹子伴同回国。

607年4月，裴世清到了筑紫，6月15日到达难波，8月3日在日本皇室的隆重欢迎下进京（今奈良），8月12日裴世清晋见推古天皇，圣德太子和诸王、诸大臣都盛装参加会见仪式。裴世清献上隋朝皇帝的礼物和国书，国书中写道皇帝问倭皇好，得知日本“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和”，“远修朝贡”，深表嘉赏，“故遣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前来致意并赠送礼物。（《日本书纪》）天皇则欣喜地表示“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还希望得到中国的文明教化。隋朝国书的内容，表达了隋朝对日本友好的诚意，赞扬了倭国政通人和的局面，肯定了倭国为发展中日友好做出的努力。

608年9月，当裴世清回国时，日本朝廷又派遣小野妹子为正使，吉士雄成为副使，鞍作福利为通事，作为第三次遣隋使，携带圣德太子起草的国书前往中国。同时又派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僧旻等留学生、学问僧共八人随同访华。609年春日本第三次遣隋使团抵达隋朝都城。当时正是隋朝国势最为强盛之时，炀帝大宴各国使节，并下诏大赦天下。因此小野妹子率第三次遣隋使团入朝时，虽然圣德太子起草的国书上仍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对等称呼，但使团仍受到了款待。小野妹子将留学生、学问僧作了安排后，于609年9月回国，而通事鞍作福利却留在中国不愿归去。小野妹子因两次使隋有功，晋升官职，位至冠位第一阶之大德。

第三次遣隋使团跟随小野妹子到中国的八位留学生、学问僧，多数都在中国留住二、三十年之久，直到唐初才回国。这些人大多是中国移民的后代，身处隋唐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各种典章制度臻于完备的时期，同时又亲眼看到强盛的隋王朝骤然土崩瓦解和唐王朝的兴起这样的历史变动。他们回国后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变革起了很大作用。

614年，圣德太子又派官居第三阶大仁的矢田部造为正使，官居第五阶大礼的犬上御田锹为副使，率遣隋使团赴中国。此时隋朝因炀帝东征高句丽，调兵征粮，民不聊生，各地纷纷起义，国势渐衰，政局不稳，不久即被唐朝所灭。

关于日本派遣遣隋使的次数，有不同的说法。但根据《日本书纪》和《隋书》的记载来看，其次数不少于5次。

二、来唐的留学生和僧人

唐朝中日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出现了空前的盛况。630年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赴中国。此后直到894年一共任命了19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3次，实际成行的16次。唐初时遣唐使团一般不过一二百人。进入八世纪以后使团规模逐渐扩大，组织也更加完备，每批人数增至五六百人。

645年（日本大化元年）日本开始实行封建改革。“大化革新”时期及以后，唐朝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以至某些风俗习惯等，陆续传布到日本。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大。日本当时参照唐制，改革了各种制度，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经济上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日本还模仿唐朝的长安城，先后兴建了奈良和京都等都城。日本在五世纪已经开始使用汉字标音记意。后来，日本学者在日本人民运用汉字的基础上，参照草体汉字和楷体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九世纪形成的这些日文字母和早已使用的汉字一起，构成了日本的新体文字，沿用至今。唐朝的服饰、茶叶等生活用品，打马球、下围棋等娱乐活动，以及重阳节等节令风俗传入日本，也深受日本人喜爱。

随同“遣唐使”到唐朝来的日本留学生、学问僧，长期在中国学习和研究各种专门知识，他们在传播汉文化、加强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唐朝的使者、商人、僧人等也经常往来于两国之间。东渡去日本的唐商船，见于史载的就多达数十次。通过长期频繁的交往，中日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更广泛深入的新阶段。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曾长期在中国留学，遣唐使的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山上忆良、小野篁、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后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平安时代著名书法家橘逸势被唐人录为秀才，他与空海、嵯峨天皇在日本合称“三书圣”。

阿倍仲麻吕（公元698 ～ 770年），中国名字又称朝衡、晁衡。公元698年生于奈良附近的一个贵族家庭，父船守，官拜中务大辅，位至正五位上。仲麻吕天资聪敏，自幼勤奋好学，尤其酷爱汉文学。

公元716年，日本政府决定派遣以多治比县守为首，由557人组成的第八次遣唐船。19岁的仲麻吕被举为遣唐留学生。717年3月仲麻吕随多治比县守大使一行，从难波（今大阪）起航，向中国大陆进发。同行的著名留学生还有比仲麻吕长三岁的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玄昉等人。仲麻吕和吉备真备同乘一船，渴望入唐学习先进文化的共同理想，使这两个青年人立刻结为好友。经过长期艰险的旅程，于九月底到达了他们日夜向往的文化古都——长安城。

到达长安后不久，仲麻吕就入了国子监太学，这是教育贵族子弟的高等学府。学生攻读的重点是礼记、周礼、礼仪、诗经、左传等经典。毕业后参加科举，只有少数优胜者才能出仕任官。仲麻吕聪敏勤奋，成绩优异。太学毕业后参加科试，一举考中进士。仲麻吕作为一个外国人，取得进士的桂冠，说明他的学识确是出类拔萃的。

为了继续深造，他决心留在长安而暂不回国。仲麻吕的才华很快得到朝廷的赏识。不久他被任命为左春坊司经局校书，执掌校理刊正经史子集四库之图书，辅佐太子李瑛研习学问。731年擢任门下省左补阙，执掌供俸、讽谏、扈从、乘舆等事。仲麻吕担任这个职务，使他在宫廷中经常有接触唐玄宗的机会，因而他的学识进一步得到器重，以后不断升官晋爵。历任仪王友、卫尉少卿、秘书监兼卫尉卿，肃宗时擢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

仲麻吕不仅学识渊博，才华过人，而且感情丰富，性格豪爽，是一位天才诗人。他和唐代著名诗人名士，如李白、王维、储光羲、赵晔、包佶等人都有密切交往。

734年，第10次遣唐使团准备回国，与阿倍仲麻吕同来的吉备真备、大和长冈等都于此时归国，已经在中国度过17年的阿倍仲麻吕也希望回国，因玄宗皇帝挽留未能实现宿愿。752年，以藤原清河大使为首的日本第11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其副使吉备真备是和仲麻吕同时入唐留学的好友，久别重逢自然不胜感慨，于是仲麻吕又动思归之念。翌年，遣唐使事毕将归时，仲麻吕请求同归。这时仲麻吕入唐37年，已经是56岁的老人了。唐玄宗感念他仕唐几十年，功勋卓著且家有年迈高堂，割爱允求，并任命他为唐朝回聘日本使节。任命一个外国人为中国使节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这说明了仲麻吕得到朝廷十分的器重和信任。

仲麻吕获准回国的消息传出以后，长安朝野人士纷纷送别，依依不舍。素与仲麻吕交好的诗友们怀着惜别的心情，挥笔作诗赠别。王维赠给他的送行诗《送秘书晁监还日该国》，充分表达了他们两人的深厚友谊：“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长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王维还专为此诗写了很长的序文，热情歌颂中日友好的历史以及仲麻吕的过人才华和高尚品德。

仲麻吕也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写了《衔命还国作》的动人诗篇赠答友人：“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仲麻吕在诗中抒发了他留恋中国惜别故人和对唐玄宗的感戴心情，意境深远，感人至深。

6月，仲麻吕随藤原清河大使一行辞别长安，往扬州延光寺邀请鉴真和尚东渡。10月15日，他们分乘四船从苏州起航回国。但是命运却偏偏和归心似箭的仲麻吕为难。他们在归国途中遇到了风暴，藤原清河大使和仲麻吕所乘的第一船触礁，不能继续航行，与其他三船失掉联系，被风暴吹到越南的驩州海岸。登陆后，不料又遭横祸，全船170余人绝大多数惨遭当地土人杀害，幸存者只有仲麻吕和藤原清河等10余人。

传闻他在海上遇难，李白听了十分悲痛，挥泪写下了《哭晁卿衡》的著名诗篇：“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诗人把仲麻吕比作洁白如碧的明月，把他的死比作明月沉碧海。因为是明月沉碧海，所以天愁人哭，万里长空的白云，霎时间也变得灰暗阴沉，一片愁色笼罩着天地人间。诗中感情充沛，深刻表达了两人的诚挚友谊，成为中日友谊史上传诵千年的不朽名作，很多中国人也由此知道阿倍仲麻吕。

公元755年6月，他们历尽艰险再次进入长安。好友们见到仲麻吕脱险归来，为之不胜惊喜。第二年安禄山叛乱，唐玄宗逃亡四川，仲麻吕随往避难。直至757年12月玄宗自蜀还幸长安，仲麻吕亦随之返还，是年仲麻吕已61岁，以后再度仕官，历任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安南节度使。770年终于长安，时年72岁。代宗为了表彰仲麻吕的功绩，追赠从二品潞州大都督。

吉备真备（公元695 ～ 775年），原名下道真备，出生于备中国下道郡（今冈山县）的一个下级武士之家，他自幼异常勤奋，是大学寮中的优秀生。

716年，下道真备被选为遣唐交流生。717年与阿倍仲麻吕、大和长冈及学问僧玄昉等随多治比县守为首的第9次遣唐使团，入大唐朝拜、交流。在长安鸿胪寺，下道真备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在大唐近19年，下道真备研究唐代的天文、历法、音乐、法律、兵法、建筑等知识，均有较深造诣。

在回日本的路上虽然漂流到了种子岛，但下道真备仍在735年携带了众多的典籍回到日本，向天皇献上了书籍：《唐礼》13卷和历书、兵书、音乐书，武器、乐器、测量器具等。下道真备回国后受到圣武天皇、光明皇后的宠幸，任大学助、东官学士，指导400多名学生学习大唐的先进文化，为阿倍皇子（孝谦天皇）讲授《礼记》、《汉书》等。746年下道真备受赐吉备朝臣之姓。

吉备真备带回的《唐礼》对日本朝廷礼仪的完善和改进有很大影响，《太衍历经》、《太衍厉立成》促进了日本的历法改革，使唐代历法得以在日本推广和使用。吉备真备带回的乐器和乐书对于唐乐在日本的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早已失传的《乐书要录》现仍在日本保存，成为研究唐代音乐的重要资料。吉备真备在大唐留学时就已是围棋高手，传说围棋的棋盘、棋子最初都是真备从大唐带到日本之后才传播开来的。

在任大学助时期，吉备真备在大学中增设了音韵学新课。他重视矫正中国的吴音（江浙一带的语音，在六朝时传入日本）而学用汉音（唐代长安一带的语音）。还有吉备真备利用汉字的偏旁和部首曾对创制日文字母“片假名”起过重要作用。

751年，吉备真备被选为遣唐副使。752年吉备真备以遣唐副使身份随藤原清河大使第二次朝拜大唐，与阿倍仲麻吕再会。使团抵长安后，唐玄宗曾接见吉备真备，并赠他银青光禄大夫称号，离大唐时唐玄宗赠诗相送。使团于753年至扬州拜访著名高僧鉴真，对其日后东渡有所影响，同年使团启航回国。这次使团途中漂流到了屋久岛，但最终和鉴真大师一起平安地回到了日本。

吉备真备官至正二位右大臣，明治时期被追赠为勋二等，著有《私教类聚》，此书集中地反映了吉备真备的思想观点。771年，吉备真备退隐家中，775年去世。

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最澄、空海和圆仁

唐代的中国佛教鼎，盛典制完备，高僧众多，因此对日本佛教界有极大的吸引力。日本入唐留学生姓名可考的只有20余人，而随遣唐使及商船入唐的僧人，见于文献的就达90余人。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与佛教相关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在日本开创了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

最澄（公元767 ～ 822年），俗名三津首广野，佛教法号福聚金刚，出生于日本近江国（滋贺县）滋贺郡古市乡（今大津市），平安时代的僧人、日本天台宗的开创者。年少时从近江国师行表高僧出家，后赴南部，在东大寺受具足戒，并学习天台宗经籍。788年他在琵琶湖畔的比睿山自刻药师如来佛供奉，并建立了日枝山寺。即日本天台宗的根本中堂，后称一乘止观院，也就是后来的延历寺。在这里最澄阅读了天台“三大部”以及《维摩经疏》、《四教义》等天台教籍。自此深深皈依天台妙旨，萌发了入唐求法的愿望。

804年，他经日本天皇的批准率弟子义真等，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副使石川道益抵中国。9月26日来到临海，遂谒见台州刺史陆淳。当时天台十祖兴道邃大师正应陆淳之请，于龙兴寺开讲天台教义，最澄乃从之学《摩诃止观》等。及往参天台山，礼国清寺并至佛陇寺从行满求学。后返回临海龙兴寺继续研习天台教观。同时亲手抄写了大量的台宗典籍。道邃还于龙兴寺西厢“极乐净土院”，亲手为最澄授圆教菩萨戒。

805年，最澄结束了在唐求法活动。最澄回国时自临海龙兴寺带去《法华经》等章疏128部、345卷，还携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17种。回到日本后在比睿山大兴天台教义，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临海龙兴寺遂成为日本天台宗祖庭，为历代日本天台宗僧人和信徒所瞩目，他也是著名書法家，作品中以久隔帖最为著名。

空海（公元774 ～ 835年），佛教法号遍照金刚，谥号弘法大师。弘法大师生于日本赞歧国多度郡弘田乡屏风浦（今四国岛香川县善通寺市）一豪族家庭，父佐伯田公，母阿刀氏，幼名真鱼。自幼聪颖，五、六岁时即有神童的美誉。少年时随舅父赴奈良学习儒学辞章，18岁入大学博览经史，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作《三教指归》，对中国的儒、佛、道三教进行评论比较。20岁时在和泉国尾山寺从勤操大师剃度出家，法名教海。22岁时在奈良东大寺受戒，改名空海。在此后10多年里他苦心修炼，潜心钻研佛学，为寻求佛教真谛，穷经问道，立志到中国求学。

804年5月12日，空海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团出发，由于遇到风暴空海与大使乘坐的船只与其他船只失去联系，经过43天的颠簸于8月10日抵达福州长溪县赤岸镇海口。空海代大使上书：“愿垂柔远之惠，顾好邻之义。”福州刺史阅后大为赞赏，决定给他们提供食宿并奏报长安。

12月21日，大使与空海一行23人终于到达长安。805年5月，空海拜青龙寺高僧，三朝国师、真言宗（密宗）第七代祖师惠果为师。师徒二人一见如故，惠果对空海十分器重。惠果和尚于当年12月15日圆寂，弘法大师受众僧之托为惠果撰写碑文，言辞恳切，“胸裂肠断”。弘法大师师从惠果和尚不过半载，和尚倾囊相授并殷重嘱托，确是别有寄意。其后真言密教渐渐式微于中国，兴隆于日本。

空海在唐期间不但钻研佛经而且博览群书，好学不倦。他向青龙寺昙贞和尚学梵文，又从著名书法家韩方明学书法。他还与许多中国文人名士交往，互相吟诗唱和。空海原打算留学唐朝20年，但后来为遵循恩师惠果“早归本朝，流布密教，普度众生”的教诲，决定提前回国。

806年8月，空海随遣唐使归国，此时空海33岁。他从中国带回佛教经典216部，无疑对日本平安时期佛教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

弘法大师对日本文化的贡献，可谓横绝千古：他所创立的真言宗在日本畅行千载，至今不衰；他一生的佛教著作有300多种500余卷，对佛学有许多创造性见解；弘法大师曾借鉴汉字草书创立了日本文字的平假名，还编著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汉文辞书——《篆隶万象名义》（共三十卷）；他还著有《文镜秘府论》一书，对从汉魏六朝到隋唐的中国文学理论、诗歌格律作了系统介绍，是研究汉诗文非常重要的文论史料；弘法大师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与嵯峨天皇、橘逸势并称“三书圣”；不仅如此，弘法大师还创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所民间学校——综艺种智院，教授各方面汉文化知识，还有法学、医学、音乐等知识和手工等技能。成果之丰，千载之下仍令人高山仰止。835年，62岁的空海终老于高野山，后被授予弘法大师名号。

圆仁（公元794 ～ 864年），俗姓壬生氏，生于下野国都贺郡（今日本枥木县），幼诵经典，就学于都贺郡小野寺村大慈寺的鉴真和尚之三传弟子广智。15岁时登比睿山投最澄大师门下。22岁时在东大寺戒坛受戒。30岁即开坛弘法，成为日本佛教天台宗的一位高僧。

838年，日本派遣以藤原常嗣为首的第十八次遣唐使团，圆仁受众僧推举成为随团入唐僧。遣唐使团一行人历尽风险，备尝辛苦，抵达中国扬州府。圆仁便在扬州开元寺求法，得到各种佛经100多部。圆仁向当地官员提出到天台山求法的请求没有获准，他只好把自己要请教的问题写下来，通过其他日本留学僧人带给天台山的中国高僧以请求答案。839年圆仁随遣唐使从扬州踏上归途。当舟泊海州时圆仁偕弟子惟正等借故下船潜行登陆，被海州官府察觉又被护送登上遣唐使团第二船。当舟抵山东登州府时圆仁又离船登陆，投入文登县法华院。他萌生了要在中国多学习几年的想法，决定不随本次返回的日本船只回国了。

圆仁在法华寺生活了两年零9个月以后，又到中国各地参观学习。840年，圆仁又向中国官府申请巡礼五台圣地。他在奏状中写道：“本人心慕释教，修行佛道，远闻中华五台等诸处，佛法之根源，大圣文化处，西天高僧，逾险远投，唐国各德，游兹得道。圆仁等旧有钦慕，涉海访寻，未遂宿愿。”“今欲往赴诸方，礼曷圣迹，寻师学法。”终于获准巡礼五台。840年4月，圆仁率弟子从登州出发，经山东青州、淄州、齐州，河北德州、贝州、冀州等地，徒步跋涉44天，行程2990多里，终于抵达五台山。他们巡礼了五台山各名刹灵迹，参谒大华严寺志远和尚等名僧。志远是圆仁师父最澄的故友，见面倍觉亲切。圆仁将日本天台宗延历寺僧人提出的30条疑问，请志远解疑释惑，另外还抄录了天台典籍34部。圆仁一行在五台山逗留50余日，临行时特地取了五台山的土、石作为圣物带回日本。8月抵唐都长安，居资兴寺，又向大兴善寺元政、青龙寺义真等高僧学习密法，还向青龙寺法润和尚学习金刚戒并得到经书、道具多种。

圆仁在唐期间正遇唐武宗会昌排佛之举，据载当时全国拆寺4600多所，僧尼强令还俗者26万多人。而且排佛之际，摩尼、景、袄等教亦遭牵连而被灭。845年，圆仁被命还俗离开长安。847年，圆仁携经疏传记585部794卷及法物多种，搭乘新罗商船回到日本。他以比睿山为中心展开弘法事业，次年被授以传灯大师法位。854年，任天台座主，861年，着手建造文殊楼，并以从五台山携归之土石奠基。圆仁还撰写了《显扬大戒论》等著述近百部。864年，71岁时圆寂于京都延历寺。866年，日本清和天皇追赐圆仁“慈觉大师”谥号。

圆仁在唐历时九年七个月，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该书最早的抄本在日本发现时曾使“日本朝野为之一振”，并被奉为日本的国宝。全书四卷，书中对唐代中日两国间的交通往来、文化交流以及唐代中国之典章制度、风俗礼仪、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情况，均根据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随笔记录。虽也有误记和校注者的误注，但仍有不少可补史乘。书中还记载了会昌年间唐武宗排佛经过之来龙去脉，唐代安史之乱后民间不崇佛、厌僧侣的社会现象。书中对五台山风景描写的文字也很优美，而且记叙人物故事颇具幽默诙谐的风格。总之，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可以说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部十分珍贵的文献。

三、鉴真东渡

鉴真（公元688 ～ 763年），原姓淳于，生于扬州，14岁时在扬州大云寺出家。由于他刻苦好学，年轻时便成为佛门高徒，26岁开始在扬州大明寺讲授戒律。

当时日本虽也崇尚佛教，但佛教界律戒不兴，纲纪不正。因此日本元兴寺主持隆尊便向朝廷奏请聘唐朝高僧传授戒律。日本朝廷也正希望通过建立受戒制度严格控制僧籍，便下令遣唐使团实行此事。733年，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入唐，邀请高僧去传授戒律。访求十年决定邀请鉴真，鉴真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742年，鉴真不顾弟子们劝阻，毅然应请决心东渡。由于地方官阻挠和海上风涛险恶，先后四次都未能成行。第五次漂流到海南岛，荣睿病死，63岁的鉴真双目失明，751年又回到扬州。

鉴真虽然遭遇五次失败，却没有动摇他东渡日本的决心。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和晁衡等人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同他们一道东渡。当时唐玄宗崇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日本，为日本拒绝，因此不许鉴真出海。鉴真便秘密乘船至苏州黄泗浦，转搭遣唐使大船。随行人众24人，其中僧尼17人。11月16日，船队扬帆出海，此时普照也于余姚赶来，11月21日，鉴真所乘舟与晁衡乘舟失散，12月6日，剩余两舟一舟触礁，12月20日抵达日本萨摩，鉴真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

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孝谦天皇和圣武太上皇的隆重礼遇，754年2月1日，重臣藤原仲麻吕亲自在河内府迎接，2月4日，鉴真一行抵达奈良，同另一位本土华严宗高僧“少僧都”良辨统领日本佛教事务，封号“传灯大法师”、尊称“大和尚”。鉴真于是在东大寺中起坛，为圣武、光明皇太后以及孝谦之下皇族和僧侣约500人受戒。756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759年，鉴真及其弟子苦心经营设计修建了唐招提寺，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763年5月6日，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入灭之前其弟子为鉴真膜影，立夹漆像传世至今。该像双目紧闭而似含深情，前额宽广，面含微笑，双唇紧敛，显示了鉴真和尚的坚强意志和和蔼性格，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

鉴真亲自设计的奈良唐招提寺已被列为日本国宝，它是移植到日本的中国盛唐时期建筑艺术和雕塑艺术的精华。寺内的金堂被认为是现存的奈良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代表了当时的最高艺术成就。

鉴真对日本医学和药物学也有巨大贡献。他在国内已精通医药学，东渡日本时携带的物品中有多种药材，到日本后曾为天皇和皇太后治病，还靠嗅觉、味觉帮助鉴辨中草药，以至被日本医药界尊为始祖。日本平安时代由丹波康赖编纂的《医心方》中收录有鉴真的医方，日本江户时代的药袋上曾印有鉴真像。

鉴真不畏艰险东渡日本，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和雕塑水平的提高，受到中日人民和佛学界的尊敬。著名作家井上靖则把鉴真事迹写成小说《天平之甍》并改编成戏剧上演。公元1963年为鉴真大和尚入寂二十周甲之岁，中日两国佛教、文学、艺术、医药各界人士共同倡议隆重纪念。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委员会主任委员赵朴初谨撰并书，其中颂曰：“勒石追远，发愿陈辞，慧灯无尽，法云永垂。” 83QLn7KASp7caQmBDMC1iemzE8Z4vlxDsOebVukE9Zk9dgv7wO5UEDY0AiMK0K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