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日文化的交流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年代，仅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两千多年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技的发展进步，以至于民族感情、日常习俗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日本人文化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中至今仍处处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烙印。

公元前三世纪至六世纪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是弥生时代和大和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中日交往的路线大多经过朝鲜半岛，交流内容偏重于物质文化层面。

公元前三世纪后期在日本九州北部，来自亚洲大陆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开始了水稻种植，同时也带来了铁器、铜器等金属工具的制作技术，日本社会发生了重大改变，进入了代表日本文化曙光的弥生时代。由于铁制农具、武器的生产，农耕的发展，强盛起来的小国之间不断征战。公元三到四世纪形成了统一的大和政权，与中国和朝鲜的外交就是以大和为中心进行的。

随着同中国交往的日益频繁，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的“渡来人”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纺织、冶炼、制陶、土木建筑的最新技术也传到日本。公元五世纪没有文字的日本开始使用中国的汉字。现在保存的日本国内书写最早的古老文字是年代标为443年或503年的传到纪伊隅田八幡神社的铜镜铭文，肥后的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铭文，年代可能是471年的武藏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铭文。这些铭文，以及使用传入的用天干地支纪年的历法等，在日本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大事。但是使用文字的只是掌管中央政府记录事务的被称为“渡来人”的外来人，一般民众自不待言，就连统治者也还没有达到了解大陆学术、宗教的阶段。

汉字传入日本后，不但使中日两国的口头与书面沟通更为方便了，还使日本民族发生了由刻木结绳记事向文字记事的历史性转变，大量记载着先进文明的汉字典籍也开始传入日本，这对于促进日本文明发展的影响是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四世纪末由百济来的王仁献上了《论语》，六世纪时传说五经博士来日，带来了儒教典籍，同时，易学、医学、佛教等也传到了日本，给日本人的生活、思想带来了巨大影响，儒教和佛教成为了日本文化的根基，开始渗透到日本人心中。

一、徐福东渡的传说

1884年在日本东京文京区弥生町，出土了一种精致的陶器，引起世人瞩目。这种陶器器身细薄，饰纹简素，讲究实用，年代被推至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相应的历史时期因而被称为弥生时代。

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的弥生时代，处于原始社会的日本列岛出现了水稻、青铜器和铁器，标志着日本列岛在奔向文明社会的道路上出现了新的跨越。但是，一直在蹒跚而行的日本列岛为什么会发生跳跃式的进步呢？如果说弥生式精致的陶器是由绳纹陶器发展而来，那么，突然出现的水稻、青铜器和铁器又是从何而来呢？

对此日本考古学家们根据大量的出土文物和遗址断定，促使日本列岛发生这一巨大飞跃的原因，是来自中国秦朝、汉朝的移民们带来了先进的文明，这些被称为“渡来民”的移民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在中日两国广泛流传的关于徐福东渡的传说，正是反映了上古时代中国人移居日本的史实。

徐福的故事，最早见于中国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淮南衡山王列传”，后来在《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多部古书中都有记载。

徐福是山东的一位方士，通晓天文、地理、海洋等知识，掌握医药、炼丹等技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东巡齐地，徐福上书请说：东海之中有“三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岛上有神仙和仙草。秦始皇闻讯大喜，便派徐福率数千童男女“入海求仙人”。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又遣其携童男童女三千、百工及武器、谷种等出海。不料徐福此次竟一去不返，找到一片“平原广泽”，他感到当地气候温暖、风光明媚、人民友善，便自立为王，教当地人农耕、捕鱼、捕鲸鱼的方法，再也不回来了。

对于徐福的出海路线，后人有很多种推测。一条路线是，从琅琊（今山东诸城东南）出发，西航到黄县北海岸的黄河营港，驶向庙岛群岛南端的南长山岛，再逐岛北上横渡渤海海峡。抵达辽东半岛南端的老铁山。之后，沿辽东半岛南海岸，东航至鸭绿江入海口，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行到济州岛，最后渡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的北九州。据说，在公元七世纪以前，这条古老的航线是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海上往来的唯一通道。

最早明确肯定徐福东渡日本的是五代时期义楚和尚所撰《六帖》一书。他不但说徐福到了日本，今日的日本秦氏（日本古代“渡来人”豪族）为其后代，仍自称秦人。并说徐福到达后，将富士山称为蓬莱。这样便和司马迁所说的“三神山”联系上了。

徐福的船队踏上日本列岛时，与蹒跚而行的日本社会撞了个满怀。这一片土地毫不犹豫地留下了徐福的队伍。日本学者壹歧一郎在《日本列岛千年史略》中提到：“徐福集团分成了若干支团，定居在日本中西部地区。最东的定居地在富士山麓。”日本列岛留下的不仅是一个人、一支队伍，更有来自秦国的造船、航海、冶炼、农耕、纺织、医药等技术和中国的习俗文化。他们为日本列岛的发展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量。

在徐福船队的帮助下，发展迟缓的日本社会从落后的采集经济迅速地迈入了先进的农耕经济。水稻种植普及整个日本，人们逐渐从丘陵、海滨等居住地迁移到湿润的低洼地带。随后，又开辟了旱田。经济生活逐渐丰富，开始种植苎麻，养蚕抽丝，掌握织布技能。

传说虽然不等于历史，但它却往往事出有因，反映当时的历史与社会，并加以理想化，寄托人民的怀念和愿望。徐福东渡是否真正到了日本，现在尚难确定，然而关于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为什么能在中日两国长期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除了《史记》记载徐福出海的可靠性以及在当时的条件下东渡日本的可能性外，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史实，就是在相当于秦代徐福东渡前后的公元前二、三世纪，确实有大批中国移民经过朝鲜半岛或直接渡海到日本。在日本历史上称他们为“渡来人”。这些移民大多是由于逃避周灭商殷、春秋战国战乱以及秦灭六国等战争的骚乱和国内的暴政而远走异国他乡的。

日本最早出现的徐福东渡到日本的记录是1339年日本南朝大臣北畠亲房所著《神皇正统记》。日本民间更是把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加以具体化、形象化的附会，在日本的徐福传说中，人们给予徐福高度的评价。在他们看来，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来到日本，还有随行的百工，并且带来了五谷种子和先进的生产农具、生产技术以及医术药物，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如此，日本人民尊称徐福为“农神”、“医神”。近年来，在中日学界还有一种说法，即认为徐福就是日本的神武天皇。这也反映出徐福对于日本人来讲，是一个与神武天皇一样神秘的人物，他们其实都是无法作出真正探究的传说人物。据统计，在日本各地，与徐福姓名联系在一起的墓、祠、碑、宫、庙、神庄等遗址有50多处，传说故事30多个。徐福纪念组织、研究机构有90多个，祭祀节典和仪式多达50多种，出版相关著作50多部。不论徐福东渡是否到了日本，新宫等地的徐福墓是真是假，徐福已经成为通过上古中日文化交流，向日本传播中国先进文明的一个象征性人物了。

二、“汉委奴国王”金印

中国最早涉及日本的记事见诸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其中有这样的记载：“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据考证，“盖”指的是朝鲜半岛上的盖马，“燕”是指古燕国，位于现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而“倭”则指今天的日本列岛诸国。

后来的《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印证了《山海经》的记载不虚，且说明倭人来过中国大陆，并向汉朝进贡。

《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记录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使者来到洛阳朝贡，汉光武帝赐印给倭国。这是中国史书对日本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记载，而江户年间又发现了金印实物的存在。

在日本江户时代的1784年，福冈市志贺岛上的一个农民在拓宽水路时，从一块大石下面发现了这颗金印。消息传到福冈城内，被当时一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儒学家龟井得知，龟井马上写信给这个农民，愿用黄金十两买进，农民很奇怪，没有回信，龟井再次写信，出价一百两黄金，农民与村人商量，就上报了。金印就被当地的领主黑田付白金若干获得。现在这颗金印陈列在福冈市博物馆，但博物馆没有说明它究竟是谁的，黑田的后裔说是暂时借给博物馆的。

这一枚金印作为中日两国最早交往的证明，成了日本国宝。但是，一直以来日本的中国史专家对金印的真伪存有疑惑。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认为金印上所刻的是“委”而不是“倭”字。在《后汉书》关于委奴国，除光武帝赐委奴国王印缓，及“永初元年（107年）侵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的记载而外，再没有其他记载。学者认为“委”字作委任解，即将印上文字解释为汉朝委任的奴国国王。

反驳这一说法的学者表示，从汉代及之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王朝对外派送的印信中从未有作委任解的“委”字先例。多数学者认为“委”和“倭”相通，“委奴国”即“倭奴国”。

由这枚金印引起的争论使这枚金印的传说也变得神乎其神。但随着我国两颗汉代印章的相继发现，谜底正在逐渐揭开。

在1956年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西汉古墓群的滇王墓中，出土了一颗汉武帝刘彻赐给滇王尝恙的金印“滇王之印”。滇王是汉代西南诸侯中最强的国家之一，史记中有“西南夷长百数，独夜郎、颠受王印”的记载。出土的这颗金印亦为纯金铸成，蛇钮，长宽各2.3厘米，通高2.2厘米。据考证，此印确是汉武帝所赐“滇王之印”。而这颗金印无论质地、字体、印钮和尺寸大小，均与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相同。

1981年扬州市邗江县一妇女在甘泉二号汉墓附近的田间，发现了一颗汉代诸侯王玺“广陵玉玺”。此印也是纯金铸成，龟钮，长宽各2.3厘米，通高2.1厘米。参照附近汉墓中刻在其他铜器上的年号推定，这颗金印即是东汉明帝刘庄于永平元年封刘侀为广陵王时赐给他的。这与光武帝刘秀所赐汉委奴王印的中元二年只相差一年，而且两颗金印的字体和手法极为相似，大约出自一人之手。

1989年福冈市举行亚太博览会，要把两印同时展出，南京博物院同意了。其间名古屋博物馆也要借展广陵玉玺，南京博物院也同意了。福冈博览会后，广陵玉玺转到名古屋。此前，要准备一个图录，名古屋方面派照相专家来福冈拍照。当把两颗印摆得很近的时候，两印之间出现了在北极和南极常见的那种极光，此后极光慢慢消失。

两枚金印的出土大大增加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度。因为经专家考证，汉制赐给太子及诸侯王的金印，一般是龟纽，赐给臣服国国王的印纽则多用蛇、芋、骆驼等造型，中日两国出土的这三枚金印均符合汉制，而且中国发现的两个金印均被考证为真。

“汉委奴国王”这方金印经与史籍的参照印证和与“滇王之印”、“广陵玉玺”的对比分析，其可靠性已初步得到证明，由此也进一步证实了中日两国交往的渊源关系。

三、“渡来人”秦氏

日本人历来将早期从中国大陆去日本列岛的中国人称之为“渡来人”。顾名思义，所谓“渡来”，即从海上而来之意。在隋、唐时期之前，中国人去日主要经朝鲜半岛，他们带来了土器制作、农工、土木、养蚕、织布、汉字、佛教、医学等新的文化和技术。这些“渡来人”带来的技术和文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对大和政权的建立和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也是日本人的祖先。

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应神纪》所载，大约在四世纪初，弓月君率其120县部民归化日本，这是后来被称作秦氏一族的来源。到雄略纪时（大约在五世纪后半叶），收集秦氏遗族，共得92部1万8600人，赐其首领名为酒公。秦氏一族在长期的养蚕制丝业、农田水利和土木工程的生产活动中，逐渐蓄积财富，变为具有实力的地方豪族，成为倭王的得力官吏，成为地域集团的首领，并加入倭王高级统治集团，成为日本古代重要的氏姓巨族之一。渡来秦氏族人迁徙到日本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公元前二～三世纪：来到弥生时代的日本定居。

（2）公元五世纪前后：倭五王时代，来自朝鲜半岛的渡来人特别多。

（3）公元五世纪后半叶～六世纪：渡来汉人带来了最新技术。

（4）公元七世纪：从被灭亡的百济、高句丽等地逃亡日本。

在五世纪前后的渡来人中，最有代表性和势力的是秦氏和汉氏，据《日本书纪·应神纪》记载，前者是应神天皇14年（403年）由弓月君率领，后者是应神天皇20年（409年）由阿知使主及其子率领，渡海而来的。

秦氏的祖先是五世纪初从朝鲜半岛渡海而来的弓月君，他率领120县的百姓来到了九州。弓月君自称是秦始皇的子孙——《新撰姓氏录》说是秦始皇五世孙。现在看来并不可信，因为大凡移居日本的中国人或朝鲜人，为了抬高身价经常夸耀自己是某帝王的后裔。

擅长土木、农业等技术的秦氏利用灌溉技术大力进行土地的开发，并且从事养蚕、机织、造酒和制作金属工艺品等各项劳动。京都盆地北有贺茂川，西北有大堰川，东北有高野川，十分适宜大面积开垦。秦氏对开发京都盆地贡献巨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奠定了大和王权的经济基础。不仅如此，秦氏还曾担任大和王权负责财政的大藏官，早在钦明天皇时秦大津父就曾担任大藏省的长官。秦氏以京都山背为根据地，并迁居太秦（今京都市左京区）。秦氏的势力以山城国为中心，遍布东至美浓、伊势，西至赞歧、筑前的广泛地域。秦氏不仅与地方土豪势力结合紧密，而且还与稻荷、鸭荷、宇佐八幡等神灵信仰以及贺茂神社、松尾神社等有密切关系，成为古代日本屈指可数的大势力。

据《新撰姓氏录·左京诸藩上》记载：“太秦公宿弥，出自秦始皇三世孙孝武王也。男功满王足仲彦天皇八年来朝，男融通王（一云弓月王）誉田天皇十四年来率二十七县百姓归化。献金银玉帛等物。大鹪鹩天皇御世，以百二十七县秦氏，分置诸郡。”此外《古语拾遗》也称“秦汉百济内附之民，各以万计”，《新撰姓氏录》中记载着很多称为太秦公宿弥、秦连、秦忌寸、秦造的家族。根据《日本书纪·雄略纪》和《新撰姓氏录》的记载可知雄略天皇时秦人有92部，1万8千670人，而秦酒公奏曰“今见在者，十不存一”，那么这1万8千人还只是秦氏移民的一小部分，可以想见秦氏移民人数之众。《钦明纪》记载钦明天皇元年（540年）时秦人户数为7053户，按平均每户十人计算那么大约有7万人。从上面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秦氏的兴盛。

到公元七世纪时，秦氏的统率者秦河胜成为圣德太子的经济后盾和智囊，是掌握飞鸟时代政治大局的人物之一。由于秦河胜的地位和势力，在太秦的大酒神社所在地，重新建造了广隆寺。大酒神社成为广隆寺内的神社，于是在供奉神佛的寺院里还供奉着秦氏的氏神，而大酒大明神以秦氏总镇守的身份受到尊崇。

秦氏堪称日本古代第一豪族，其基业以九州、近畿地方为中心，遍布日本各地。特别是从奈良末期到平安初期，秦氏一族中受封和加官晋爵的人不计其数。秦氏从五世纪后半叶开始就一直担任掌管手工业部的“伴造”，并且管理“秦部”从事各种生产活动（主要是机织和开垦）。推古天皇时期秦河胜作为圣德太子的经济后盾和智囊而显赫一时。秦氏还曾与皇室结亲，桓武天皇之母就是秦氏之女。可搜集到奈良朝以前的秦氏人名多达1147名，很显然，未能收集到而实际存在的秦氏人数一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秦氏在山背地方构筑了强大的势力，当时的政治中心还是奈良地区，然而后来桓武天皇将山背地方的皇宫迁到了平安京，此后秦氏的势力便急速衰弱，不久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有意思的是，据说正是秦氏出资帮助建造的平安京。不过秦氏一族还是成功地将势力扩展到了全国各地，分成秦氏、秦野氏、羽田氏、波多野氏、服部氏、岛津氏、长宗我部氏、高桥氏等众多的氏族。

四、三角缘神兽镜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公元二世纪末，日本列岛的30个小国不断纷争，三世纪初，各小国首领推举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为共同的国王。卑弥呼为了壮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并借助中国的声威对付其他的小国。在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年），卑弥呼派遣使者来到魏国首都洛阳，进贡奴隶10人，麻布2匹，魏明帝授以“亲魏倭王”金印，并赏赐黄金8两、铜镜百枚以及绢、锦、珍珠等物。

虽然魏明帝赐予的“亲魏倭王”金印迄今尚未发现，但是1951年在日本大阪府泉北郡信太村出土的铸有“景初三年”铭文的三角缘神兽镜，年代与《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所载景初三年魏帝赐给倭女王“铜镜百枚”相吻合，许多学者将之视作公元239年魏明帝赐予邪马台女王的百枚铜镜之一。

迄今从日本古墓中已出土约500面三角缘神兽镜。这种铜镜的背面内区饰有神像、兽像等，边缘断面呈三角形，故称三角缘神兽镜。对于它们的来历，日本学者存在着意见分歧。一部分人认为，这些铜镜中年代久远者产于中国，年代较短者是日本人后来的仿造品。另一些人则说，中国没有出土过三角缘神兽镜，所以这些铜镜都是日本制造的。泉屋博物馆专家指出，铜镜中微量金属元素含量因原料产地和制造方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因此，铜镜系中国生产的可能性很高。目前，三角缘神兽镜不仅为日本考古学界所重视，而且在日本古代史研究方面也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从公元238年到公元247年的九年间，魏国与邪马台国相互遣使达七次之多，形成中日通交的一个小高潮。其中邪马台国来使四次，魏国也曾三次派使前往日本列岛调解各国之间的纷争。当时的日本并无文字，因此《魏志·倭人传》成为记载日本历史的重要文献。

日本的小国如此热衷于和中国中央王朝交往，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枚中国皇帝的封印，而是有着切实的功利目的，一是通过中国皇帝的封授提高自己在日本列岛诸国中的地位，二是通过朝贡得到物质回报。事实上，他们的每次朝见的确都得到了丰厚的回赠，包括铜镜、铜剑、铜矛等青铜器，铁器、种子等农耕技术，还有绢帛、玻璃珠等生活用品。这些日本所没有的先进器物和技术，推动了日本的发展。 qa7MzelVtC47aIPXKugyYNwLA2r9AZAE2aWWEbgw2JtnCG/WDCyyq3DEIA/th1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