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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的闽中大儒，大都重视商业，许多儒者弃学经商，成为一代巨擘，另有许多人家儒商兼营；儒者的进入，将儒家的道德观带给商界，形成了闽商重信义及乐善好施的文化传统。
一 福建学者儒商并重的观念
在福建这个多山的区域，农业发展的天地有限，福建儒者为了谋生，一向重视商业，将商业看做谋生的一种方式。从历史的观念来看，有些人以为儒者是反对商业的，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其实，历史上率先提出“重农轻商”观念的人，并非儒者，而是法家。秦汉两代统治者强调“重农贱商”，也是受到了法家的影响。事实上，儒者与商业的关系颇深，孔子周游六国，一般认为是他的学生巨商子贡支付了经费。汉代著名的“盐铁论”，也是一场儒者站在商人立场上反对官府专利的大讨论。儒者中间实有两种人，一些人的思想接近于法家，认为儒者不该经商，另一些儒者思想较为超脱，认为儒者可以经商。对于经商的合理性，儒者其实没有统一的观念，不同地域的儒者，会对商业有不同的看法。在北方，“重农轻商”的观念较为严重，而在南方，“农商并举”的观念占主导地位。由于闽越遗风的影响，闽中儒者大多不反对商业。正如《松窗梦语》所说：“福州会城及建宁、福宁，以江浙为藩篱，东南抱海，西北联山，山川秀美，土沃人稠。地饶荔挺橘柚，海物惟错，民多仰机利而食。俗杂好事，多贾治生，不待危身取给。若岁时无丰食饮，被服不足自通，虽贵官巨室，闾里耻之。故其民贱啬而贵侈。”
许多有官家身份的人都从事商业，“有闽县学在官生员李章与伊在官父李三，住居省城温泉铺，家资巨万，开铺卖米。伊父子平昔嗜利，与人交易，算至丝毫不让，又执泥不肯零沽。”
至于官僚退役后经商，则是明代普遍的现象，谢肇淛说：“盖吾郡缙绅多以盐筴起家，虽致政家居，犹亲估客之事。
又如，福州许天放是翰林，他与亲家商量合伙做生意：“现接开东街一间当店，本钱一万，汝来合伙，一人出银五千，汝再对三千，得息均分。”
明代福建著名学者蔡清分析道：“三代以降，井牧之制不复，又别是一乾坤矣。天下之生纷纷董董，上之人大概都不甚照管他，号照管者，恐亦未尽其道。只是任他自贫自富，自有自无，惟知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而已。田连阡陌由他，无卓锥之地亦由他也。则夫今之士者，上既未得有官者之禄，下又不得为农工等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怀，如何得全不为一家数口计长远，而徒坐守穷饿，朝不谋夕哉！许鲁斋先生固尝有言以教学者矣，足下且有二弟可令事此，但要戒令勤恪不华，如清则孑然只身，却有难者耳，近日亦颇为此费心。非是图货财滋植，但得免债负、能自给，斯过望矣。借人钱本，令的当兄弟或义男营运生理，此决不害义，但营运要取利少而平穏者是长策耳。亦恐欲速不达也。因便寄去云云。”
晋江人蔡清是明朝一代大儒，也是清朝康熙皇帝最欣赏的明代儒者，并下令将其列入孔庙祭祀。可见，蔡清是明代儒者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然而，蔡清对儒者经商的观念十分通达，在朋友向其请教可否经商及放高利贷之时，他的回答十分明确：可以做！只是不要取利过多，要有长远观念。
在闽人看来，经商是一种普通的行业。明代同安大儒苏濬（紫溪）的《诫子书》是闽中儒者教育子孙的课本之一。此文曰：“子不见东家子业农，三时辛苦一时逸，全家鼓腹乐豳风。又不见西家子业商，去时区区一束装，江湖得意几回首，十万八万未可量。汝今行年十有九，农兮商兮汝何有？汝父道汝读诗书，为择良师延益友。汝曹不知自勉旃，昼夜逸兮夜贪眠。欲为江湖客，床头昔日黄金啬，欲为田舍郎，耒耜无力难担当。落落碌碌天壤间，旁人把汝何等看！稂不稂兮莠不莠，饥则饥兮寒则寒。空云读书史，不如农家穰穰饱丰年。空云志豪杰，不如商家郁郁多财帛。要作农商头上人，须从月迈日斯征。多读多作从今始，一时一刻莫消除！勿谓无知己，年来天开文运时。勿谓年纪少，多少英雄在尔后。嗟嗟！有金兮在囊，有书兮在床，有田兮在一方，吾儿自酌量，无志早去作农商。”
可见，苏濬教育子女，并非一定要他们读书做官，在他看来：务农和经商都是一种行业。经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福建是一个山多田少的地方，早在明清时期，福建人均占地就在一亩以下。沿海人口密集的区域——如泉州府、兴化府以及福州的福清、长乐一带，人均占地都不到一亩，因此，单纯的农业很难养活家人。如谢肇淛说：“吴之新安，闽之福唐，地狭而人众，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诚有不可解者。盖地狭则无田以自食，而人众则射利之途愈广故也。”
明清时代福建沿海民众大多兼营工商业，其原因在此。尤其是世代业儒的家庭，他们中间很少有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为了养家糊口，他们最好是兼营一些商业。这是闽中儒者对商业观念较为通达的原因。
二 明清福建“儒商并重”的风气和实践
明清时期福建的儒商主要来自儒者的家族。因为生活所迫，他们中间的部分人弃儒经商，成为有儒学文化的商人。如泰宁的李纯行，“幼习儒，以养亲就贾”。
政和的秦守敏出生儒生世家，“世业儒，不治生产”，家庭日常生活无法维持。秦守敏年十三即业农，十年后“就贾，公平获殖，家小康。”
建阳的江潮十三岁从外祖父处得到“七笏”银子，“由是服贾，家稍充裕”。
连城的黄拱高：“邑庠生，黄国举长子。父死戊子寇难，母寡弟幼，家道赤贫，负薪治圃，以供菽水。施贸易江右五载，获金数百归觐。”又如黄廷高，“因丧乱弃儒服贾，勤俭成家。”罗学仕“事亲以孝闻，少习儒，以贫改服贾，家渐丰，养亲多致珍味。”
他们成为商人后，往往保持着对诗书的爱好。如吴坤松“好学工书，因贫业贾。”邓讴畴“家贫，弃儒服贾，常以诗书自随。”黄翀万“家世书香，独以商业起家，有远识。”
这些有知识的商人，往往可以取得较多的利润。建宁县“李德慈……幼读书，质甚敏，有贫不能卒读，弃而服贾，能亿中。虽老于贾者不能及。由是家业渐丰。”梅蕊茂，“应童子试，因违规不售，遂弃儒服贾，遂获巨赀。”
邵武监生王馨，“幼习儒，以贫去而从贾，家为起”。
建宁人徐梦兰，“年十六，弃儒就贾，佐何松亭理邵武、泰、建万全盐务者三十余年。”
连城罗学仕“事亲以孝闻，少习儒，以贫改服贾，家渐丰，养亲多致珍味。”
黄翀万“家世书香，独以商业起家，有远识。”
泉州人钱峰，家逢变故，独身到安溪的湖头市经商。“有蓝媪者，其人无嗣，入湖市木之客，多驵寄其家。媪见公至哀，而给食之。遂留与居，视若已子。公是以得藉资于客中之殷者，持筹握算，反为诸客先。公起赀从此。始公治贾有三策，无财时作力，少有财时斗智，既饶，则争时。此其大都也。数年之间，立致千金。愈益居积，种树牧畜，出贷子钱，收而息之，以赀雄湖市中。”
这位商人经商从卖苦力开始，然后是斗智，再后是掌握时机，他对商业的体会很值得后人学习。又如泉州梅峰的郑承元，“剖橐中余藏，出金钱数千缗，委二三苍头，转毂旁郡国，通四方异货，逐赢得为奇胜。身治产积居，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与里中贵公子当世之贤人所以富者同。乐观时变，趋若鸷鸟之发，犹孙吴之用兵，商鞅之行法，人虽学其术，弗如之矣。一年之中，收息什之，数岁之后，收息伯之，最后息千之。公以此起家……乃锐身出与家仆俱南走越，北走吴，酤出入金钱而卷之。”
郑承元擅长用人，从当地的一个小商人发展为巨商，令人佩服。安平人虽然重视商业，但在发财之后，往往教子读书。李光缙写巨商史小楼家的沈氏，“一日，小楼公自外归，孺人迎谓之曰：闻以贾富矣，未闻以贾贵也。可奈何？”其后，沈氏教子读书。“相夫以贾，课子以儒，篝灯荧荧，别启山川，有斌斌文学之风。尤足多焉。”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儒者家庭出现分工，一个兄弟读书，另一个兄弟经商。连城的谢献彦“担簦负贩养亲，备极劳苦，俾兄献臣一意力学。”
林吉时“父殁，家赤贫，二弟幼，不能自存。经商四川，所得悉分之。”兄弟一儒一商，是汀州常见的模式。连城罗报文“家不中资，父殁，弟幼读，恐其废学，商于粤，膏火之资，岁供无缺。后旋里，置产颇丰，兄弟怡怡，疾革，遗命均分。”童汝庆、童汝基兄弟，“基幼读，庆贸易资之。”连城芷溪的黄登鹏：“生三子，长登庸、次鹏、季鷟。鹏与季同学，史经商给之，间日辄至校，阴置钱床下。”童纹宗“家贫，不忍劳父母，弃儒而贾。”他的弟弟也是商人。“仲弟武宗，贸江右，岁时封遗罔缺。旋以亲老弃贾归养，积金悉分之。”官福田“世业商。年十六，从父庆潭商于粤。不二载，父卒，所遗商业，悉听命诸兄。渐不振，诸兄相继返里。乃慨然念先人创业之艰，则守之。更集小股，贩梅村锡版纸运澳门，得嬴辄遗甘旨奉母兄。”
有一些家庭是亲戚合力，一儒一商。清代的浦城商人吴世熹和（徐？）率英亦是合作伙伴：“浦城吴世熹（式丹）祖舫斋尚书之母舅也。尚书家本有恒产，其封翁（率英）为邑诸生，勤于读书，不善理生计，而世熹工于营运，常贩鬻苏州，辄得利。封翁因出己赀，求世熹代为经理。二人亲串，本相得，世熹慨允之。浦产诸物，岁至苏州者，如茶叶、莲子、香蕈，诸物获利颇厚，而係为封翁代运者，每不得利。世熹所自运者，则倍获如常。封翁初不为疑，而世熹则大以为歉。乃另定章程，一年为两次，以祖赀悉归春运，以己赀悉归秋运。则是年春运尽绌而秋运极赢；次年易己赀为春运，以祖赀入秋运，则又春赢而秋绌。再次年仍祖春运而吴秋运，而春绌秋赢又如之。浦城人常以为笑柄。于是世熹语封翁曰：君非商贾中人，可不必事此。但专勤本业，尽心课子，所有生计，吾当任之。时吴家日起，富甲一乡。乾隆丁酉，尚书举于乡，世熹令封翁挈之进京，长途资斧，京居薪水，悉为筹备。次年尚书遂成进士，入翰林，改刑部，世熹皆厚资之。岁以为常。后尚书请于朝，以侍郎任内加一级一品封诰贻赠世熹，浦人荣之。”
在这个故事中，吴世熹和率英长年合作，一个经商，一个读书，最后两人都获得世俗的成功，一个成为巨商，一个成为高官。
对于古人来说，读书做官也是一项需要长期投资的事业。一个家族要培养出一个进士，往往要几代人的努力。没有经济来源，这些家族很难坚持下去。所以，获得成功的往往是那些儒商并重的区域。以泉州来说，明代晋江的易学全国出名，有一百多部易学著作问世。其中不少作者是晋江安海人。而安海人能在易学上获得成就，与他们儒商并重的习俗有关。明代的安海，不仅是易学大师辈出的地方，而且是巨商层出不穷的地方。儒商兼行成为当地的风气。何乔远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
他又说：“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人以一郡，而安平人以一镇，则徽人为多。是皆背离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别识。盖有新婚之别，聚以数日离者。”
李光缙也说：“吾温陵里中，家弦户诵，人喜儒不矜贾。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已及弁，往往废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
可以想象，没有商业上的成功，安海人在学术与科举方面也不会获得大的成功。所以，每一个成功的儒者背后，往往有成功的商人为其背景。
三 儒家道德观与闽商形象的展塑
儒学是基于伦理发展而来的一门学问，重视道德是儒学的根本。儒者重信义的特点，逐渐成为福建儒商的特征。连城商人谢超以德服人，“商于潮，潮有负官缗者，谋以妻为超妾，超偿其负而还其妻。未几，潮盗谋刼超赀，盗妇固与负官缗者妻善，谋泄，妻走达超，超遁去。又商于吴，时告逋不下千余缗，超取券焚之，卒无所责。”
又如李君郁：“世有隐德。经商延平，见路薨者，捐资殓之。与友同客沙阳，友失舟折本，欲自尽，君郁力劝，并倾囊赠之，其轻财重义可风也。”
《福建通志·孝义传》记载了一个晋江商人的故事：“潘泗，晋江人。贾于三山，与徽客同舍，客将行，遗槖金去。泗见而拾之，待徽客来，月余不至。一日闻户内有溪勃声，入问，故主人言徽客失金还索，疑某妻女，妻女趣欲就死。泗笑曰吾徘徊四十日不去者，为此也。急持金还徽客。客与主人俱感泣，闻者义之。”有信义的商人往往获得商人的信任。明代建宁县曾子秀长期在江西经商：“常与同邑吴可全为米商，一日，持千金籴抚州某相国家兑银讫，发米船，行数十里，晚泊核余银，多一封，可全曰：我记渠家司计拨算珠少上一子，我曾语曰：错一数，渠争曰：不错。我适外出，故如彼数兑也。’子秀曰：‘阁老银椟出入，系一老婢，万一主人核数，不屈杀老婢乎？’二人送还。相国传语转赠路费，二人曰：‘我等岂肯受非分财’？掷银而去。相国曰：此义士，大加敬礼。自是相国诸戚里富人有米者，皆托以售。数年，各获厚利，为邑首富。”
曾子秀与吴可全的成功，在于他们的信义感动了经商的对象。这类事例在闽商中常常可见。连城官福田在澳门经营纸业和烟业。“会赣客存菸叶百担香港，托代售。侦价当涨，函客。客报以达若干价可售。己而价涨，获利远逾所定之数，悉汇与之。客喜曰：‘吾不识官君，今获利远逾我所定，我何敢专利？’乃分半贶之。辞曰：‘我代君沽，获利君之利也。’固不取。既以信义为商界重，乃别创菸纸行于粤。”
以上各例表明连城商人以信义为重，乐意帮助共同经商的伙伴，他的诚信赢得信任之后，获得了大发展的机会。李光缙说：“安平人多行贾，周流四方。兄伯十二，遂从人入粤。尠少有诚壹辐辏之术。粤人贾者附之。纤赢薄贷，用是致资。时为下贾。已，徙南澳与夷人市，能夷言，收息倍于他氏，以故益饶，为中贾。吕宋澳开，募中国人市，鲜应者，兄伯遂身之大海外而趋利，其后安平效之，为上贾。”
这一段文字很实在地描写了一个安平商人发财的经历，他相继获得“粤中诸商”及葡萄牙商人和西班牙商人的信任，因而成为一代巨商。可见，闽商的成功与他们注重诚信有关。
乐善好施是儒者最早提出的观念。孔子曰：“积善人家，必有余庆”。
孟子评君子的人格：“穷则独兼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这些观念影响儒者深远。清代儒者蔡世远说：“呜呼，讲学而不行善，犹弗讲也；行善而力有不逮，则行之不广。”
许多儒者践行儒家的道德观。《福建通志·孝义传》记载：“林清，字自源，怀安人。每岁除必袖金潜行里巷间，有愁叹怨泣者，即掷金门内，不使其知。年九十四，无疾而终。曾孙庭壆进士都谏，庭彬贡州学正。”“施纶，字克端，闽县人。性慷慨乐善，累赀巨万，輙施亲故之贫者。友人郑建负人金，除夜索逋急，纶过谓兹：‘何夕耶，乃尔相逼！’为偿五十金。郡守唐珣每修举郡邑废典，或有工役，纶必输助。唐数称之。”在儒者的提倡下，明清时期，福建有重视公益事业之风。许多人经商致富之后，乐于为公共事业捐款。如浦城祝封翁为浦城和福州学校捐钱。“邑之南浦书院膏火无出，翁独力捐资，至今士林颂其惠。时省城鳌峰书院经费亦告匮，翁复捐助之。合两书院，捐数不下数万金。”
又如建宁商人李荣灏，康熙年间，建宁大饥，他除了开仓济贫外，“复持金三百，远走武昌买谷”。
“郭熺，字振荣，龙溪人。性醇厚好施与，兼谙韬畧。濵海民居患潮汐淹浸，熺倾赀筑堤，漳人赖之。又以千金构文昌阁，里之子弟读书其中者，岁给衣粮。建会馆京师，以待公车。”
他们将修桥铺路看成积德，连城蒋正春“捐赀砌路，自赖源至永安湖口及曲溪，计壹百贰拾里，督造文川桥，鼎建牛欄桥，及长汀太平桥、宋坊桥、叶屋岭，俱乐助修造，行人称之。”
谢汝梧“造后洋桥，砌长岭路，人戴其德。”
蒋大崧“凡施利物事，皆力行无倦。如砌路、修桥，以及建亭，所费甚多，而行人称便，歌诵不衰，乡之善士欤！”吴长元“慕义疏财，捐重资以筑城垣。”
总之，在儒学乐善好施观念的指引下，福建商人乐于为家乡的公共事业捐款，从而展现出良好的公共形象。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地方的公共事业多由官府负责。但在明清时代的福建，官府在收税之余，很少管民间的公共事业。因此，福建各地的公共事业多由地方士绅管理。这些士绅带头者多是儒者出身的官宦人家，他们具有管理经验，与官府关系良好，并有良好的信誉。由他们带头，其他富户跟着捐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便能做好许多公共事业。
福建负山面海，地理环境有利于发展商业，而发展农业的天地有限。因此，自古以来商业便成为闽人的重要谋生之道。儒者尚智不尚力，若读书不成，经商是一条较好的谋生之路。因此，闽中儒者大都重视商业。事实上，读书的成本较高，一个苦读数十年的家庭，往往有人牺牲自己，以商业养家。儒者进入商业，也将儒家的道德观带入商界，因此，明清时期的闽商往往展现出重信义、乐善好施的风采。可见，儒商并重是福建很好的文化传统。（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