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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考证了有关蒲寿庚历史的一些问题 。 蒲寿庚早年在泉州市舶 司任九品级别的制干 ， 他一边做官 ， 一边经商 ， 势力越来越大 ， 宋末已经是 “ 家僮数 千 ” 的豪富 。 对于海外学者质疑宋末蒲寿庚的官职 ， 作者认为 ， 在宋末特殊的历史 背景下 ， 这些职务都是真实的 。 其人任沿海都制置 、 闽粤招抚使 、 泉州知州等职都 可得到史料的证明 。 蒲寿宬与蒲寿庚的关系不错 ， 两人在政坛上一唱一和 ， 蒲寿 宬叛宋是可确认的 。 宋末泉州降元的官僚只是部分人 ， 另有一些受理学教育的官 僚和学者坚持抗元立场 ， 牺牲惨烈 。
关键词： 蒲寿庚 市舶司 泉州 抗元
宋元时期的泉州蕃商蒲寿庚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人物之一，相关论文著作不断涌现。
近数十年来，大陆史学界也发现了有关蒲寿庚的不少史料，结合海内外的研究，我想有一些问题会得出新的结论。
一 蒲寿庚早年的职务与经商
《宋史·瀛国公纪》记载蒲寿庚：“初，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
桑原骘藏一度认为，这说明蒲寿庚于宋末任泉州市舶司提举达30年之久。对这一问题罗香林和余嘉锡都提出质疑。余嘉锡考证：在这30年内，至少有王会溪和赵日起担任过泉州市舶司提举。
福建学者陈自强检索了泉州九日山石刻等史料，论证蒲寿庚任宋朝泉州市舶司提举其实只有七个月，此前20多年，泉州市舶司提举另有其人。可见，蒲寿庚与泉州市舶司的关系究竟怎样？值得研究。
蒲寿庚，字海云，我在四库全书中发现一条有关蒲海云的史料。一个名叫董嗣杲的人于景定二年至三年间（1261～ 1262年）在九江富池任榷茶官，他作了一首名为《欲附蒲海云制幹舟归》的诗：“江上楼髙暝树连，壮游空慨禹山川。客中问醉当秋晚，梦里怀归在燕先。水送流年遗楚恨，风吹残雪上吴颠。几番谩附鳞鸿便，不若相依买去船。”
琢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可知董嗣浩多次搭蒲海云的便船，乃至有些不好意思，声称：还不如自己也去买艘船了。诗句表明蒲海云经常在长江一带乘船往来，所以，董嗣杲可以搭其便船。看来，蒲寿庚应是一边做官一边做生意，因此，他的船只会在长江一带出没。
这首诗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蒲寿庚在宋代末年的职务问题。董嗣杲的《欲附蒲海云制幹舟归》一诗表明，景定二年至三年间（1261～ 1262年），蒲寿庚的官职为“制幹”。那么，“制幹”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官员？搜索《宋史》，不见记载。宋末著《北游集》的汪梦斗曾任承节郎江东司制幹，其中“承节郎”为级别，“制幹”为职务。宋朝定武臣官阶为五十三阶，第五十一阶为承节郎，相当于文官的“从九品”。因此，汪梦斗所任“制幹”，大约也是一个与其级别“从九品”相应的低级官职。蒲寿庚之父蒲开宗担任过安溪县的主簿，他的级别也是承节郎。蒲寿庚应是经商成功，所以，朝廷给其一个与其父相当的官职。此时距宋亡尚有十四五年，很清楚，当时蒲寿庚不可能任市舶司提举。
那么，蒲寿庚的家产是自己挣来，还是继承父业？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的文集中，有一首名为“蒲领卫诗”的题跋，这是为蒲寿庚之兄蒲寿宬所写的：“心泉蒲君示余诗百三十，古赋三。前此二十年，君家有陶猗之名，余未之识也。后君家资益落，余始为赋诗，又十年乃见君诗。”
这篇题跋揭示，宋末蒲家有起有落。早期蒲家有“陶猗”之名，应是在蒲开宗之时，人们将其比之春秋末期的巨商陶朱公。而后蒲家中落，蒲寿宬“诛茅泉上”，应是住在茅屋中。蒲家以海商为业，这是一个容易发家、也容易破产的行业。顺利时，一船珠宝从海外运来可使人成为巨富，遭难时，船舶沉没，也会使人彻底破产。蒲寿庚之兄蒲寿宬一度落到住茅屋的地步，这说明蒲寿庚的财富起点不会太高，他的钱，主要是在经商过程中赚取的。这样看来，蒲寿庚确实是一个经商天才。
这首诗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蒲寿庚所任“制幹”是哪一个衙门的职务？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市舶司。宋朝市舶司将招揽蕃商当做最重要的事务，蒲寿庚为“西域人”，其祖先从占城来到中国，他应能通达阿拉伯语、占城语，这类人物，做对外贸易有很大优势。其次，泉州市舶司接待到中国进贡的蕃商，也需要这类翻译。《宋史·瀛国公纪》记载蒲寿庚：“初，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
我认为，这句话原意是说蒲寿庚在市舶司做官30年，最终做到了泉州市舶司提举，同时在对外贸易上赚了大钱。如前所述，在宋亡的十四五年之前，他已经任制幹一职，若这个职务是市舶司的，与其经历就接上了。另外要考虑的是《藁城县志》的一条史料，该书的“董文炳传”记载：“寿庚本回纥人，以海舶为业，家资累巨万计。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
能够让南海诸国“畏服”的蒲寿庚，应是掌握一定权力，让南海诸国有求于他，不得不仰仗于他。所以，蒲寿庚应是长期在市舶司任职，并兼任翻译之类的职务，可以在双方贸易中上下其手，人们才会对他“畏服”。
蒲寿庚在担任制幹的五年之后，经历了一次波折。周密的《癸辛杂识·别集》记载一个与蒲氏有关的故事：“林乔，泉州人……与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林受其白金八百锭，许为言之。既而王罢去，蒲并攻之，且夺其所借地。”
据泉州九日山石刻，咸淳二年（1266年）的泉州市舶司使正是王茂悦。其时有个蒲姓的官商，因有商舶未缴税被起诉，他托泉州士人林乔为其向市舶使王茂悦游说。其后事情发生变化，王茂悦去职，“蒲八官人”的漏税案可能不了了之，因此，他认为中间人林乔未能起作用，将原先借出的地皮夺回。
从这段故事的前后文意来看，“蒲舶”和“蒲八官人（应为蒲大官人之误）”应为一个人，而且就是蒲寿庚。除了他，宋末不会再有一个如此气焰嚣张的蒲姓人家。泉州市舶司是一个机构，机构内有许多官员，而蒲寿庚被称为“蒲舶”、“蒲大官人”，说明他是泉州市舶司的官员，而且官职不小，否则不会被叫做“蒲舶”。当然，这一职务应当不是市舶司提举，而一个掌握实权的官职，所以，他才能利用职权走私，当时称之为“漏舶”。宋朝十分重视市舶司的收入，对提举官的考核，就是每年能招到多少“蛮舶”，抽取多少税收。在这一背景下，“蒲大官人”仍然敢于“漏舶”，而且事后未受处分，这说明他的权力已经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元朝大将董文炳评价蒲寿庚曾说：“寿庚素主市舶”。“素主市舶”这四个字，应能证明他实际上控制市舶司多年，虽说他当时不是市舶司提举。他在宋末被任命为市舶司提举，应是官府对其实际地位的认可。
二 宋末蒲寿庚的官职
《闽书》记载蒲寿庚：“少豪侠无赖，咸淳末与其兄寿宬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制置使，景炎年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
文中的“福建安抚使”、“沿海制置使”、“福建广东招抚使”都是权力很大的官职，对于蒲寿庚有否当任这些职务，学者提出诸多的质疑。许多人认为：其实蒲寿庚的权力从来未超出泉州的范围。
关于宋末蒲寿庚的职务，我想分几个步骤来谈，先说“沿海制置使”的职务。该职务设置于南宋初年。从日本学者到苏基朗都指出：多数沿海制置使是由明州知州兼任，蒲寿庚不可能担任明州知州一职，因而也不可能任沿海制置使。考察《宋史》的记载，南宋设置沿海制置使，其目的是为了调动浙闽二地的海船及水师，以供官府统一指挥使用。早期沿海制置使是一个权力很大的官职。其时，因宁波港为闽浙水上力量的汇聚之地，所以，沿海制置司设于明州。后来，随着金军南下的威胁解除，沿海制置使的地位下降，其职多由明州知州兼任。而且，这一官职渐成两浙路的地方性职务，很少管辖福建沿海的事。蒲寿庚以平海盗起家，以其活动范围，他应是在泉州一带与海盗作战，这与浙江的关系不大，所以，他不可能跑到浙江去任明州知州及沿海制置使。苏基朗等人的这一观点是对的。但我们仔细看当时的资料，蒲寿庚所任职务与“沿海制置使”还是有区别的。乾隆《晋江县志》记载：“咸淳末，海贼寇境，时西域人蒲寿宬、寿庚兄弟俱无赖，击贼退之。以功累官沿海都制置。”
有关宋儒吕大圭的史料中，也谈到蒲寿庚的官职是“沿海都制置”。
可见，蒲寿庚平海盗之后真实的官职是：“沿海都制置”。和“沿海制置使”一职相比，多了一个“都”字，少了一个“使”字。宋代的职务加上“都”一字，有总管之意，而称为“使”的官职，都是级别较高的正式官员。因此，“沿海都制置”和“沿海制置使”不是一个职务，蒲寿庚担任“沿海都制置”，和浙江的“沿海制置使”并不冲突，可由两个人分任。其次，琢磨“沿海都制置”这一职务，可知宋朝给了蒲寿庚总管闽浙沿海水师的权力，因为，“沿海都制置”可以管辖“沿海制置使”，但朝廷未给其官职加上“使”这个字，则使其带有临时性的味道。宋朝吏部运用之妙，让人佩服。所以，我认为，宋末蒲寿庚任“沿海都制置”是真实的，而且，这个职务要比明州知州兼任的“沿海制置使”要高一些。其后，随着蒲寿庚地位趋稳，官府对其认可度升高，“沿海都制置”也就成了“沿海都制置使”。正如《闽书》记载蒲寿庚：“咸淳末与其兄寿宬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
其中“沿海都制置使”一职是真实的。
蒲寿庚是否担任过福建安抚使？按照《闽书》的记载，蒲寿庚在宋末最后的官职是福建安抚使，然而，就南宋的惯例而言，福建安抚使一向由福建首邑福州的知州兼任，而且，福州知州多选用具有威望的高官，例如南宋的张浚、梁克家等人都是宰相级别的官员。蒲寿庚不可能担任这一职务。因此，诸多学者都认为《闽书》的记载错误。然而，《闽书》的作者何乔远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以严谨著称，应不会轻易犯错误。考虑到宋末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我对这一问题另有看法。蒲寿庚任“沿海都制置”，应是在平定海寇前后，亦即咸淳十年（1274年），再过两年即是宋朝灭亡的德祐二年（1276年）。该年，元军南下，迫近临安，当此危难之际，宋朝开始做后事准备。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封吉王昰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信王昺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事。”
这些记载表明：当时宋朝是想以福建为根据地，所以，任命二王分任福州和泉州的知州，而且二王都有兼职，其中，福州知州吉王昰任“福建安抚大使”，可知此时的福建安抚使是赵昰而不是蒲寿庚！当年五月，二王入福州，益王赵昰称帝，建立了新政权，改本年年号为景炎元年。
帝昰即位之后，招揽各方官员，给其升职升官。其时，泉州实际上已经被蒲寿庚所控制。怎样对待蒲寿庚成为一个问题。此时福建安抚使是由帝昰兼任，按照一般规律，赵昰当上皇帝之后，要退出福建安抚使这一职务。否则宰相陈宜中、文天祥等人的职务都在福建安抚使之上，变得皇帝要听大臣命令了。所以，此时的帝昰不会担任福建安抚使一职，不过，皇帝担任过的职务，通常不会轻易授人。这一时期的福建安抚大使不会是蒲寿庚。但是，新皇帝上任后，一般要给各位大臣升职，奖励他们的拥戴之功。蒲寿庚在泉州方面大权在握，已经是“沿海都制置”，理当给其一个新职务。《闽书》记载蒲寿庚：“景炎年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
这段话中的“景炎年”表明蒲寿庚任招抚使是在帝昰称帝之后。看来，帝昰为了争取蒲寿庚的支持，加封蒲寿庚为闽广两路的招抚使。曹学佺的《大明一统舆地名胜志》云：“宋末西域人蒲寿晟与其弟寿庚以互市至，咸淳末出海寇有功，寿庚历官至招抚使。寿宬授知吉州，不赴，劝寿庚以泉降元。”这说明蒲寿庚任过招抚使。对于蒲寿庚的福建广东招抚使一职，也有人提出质疑，因为，蒲寿庚的权力似不超过泉州的范围。对这一点，我这样看：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一些职务是荣誉性的，帝昰升蒲寿庚为闽广两路招抚使，并不意味着蒲寿庚的权力就伸及广东，帝昰仅是为了满足他的野心罢了，当然，若是蒲寿庚肯效忠帝昰，以后这一职务也会是真实的。此外，我在《黄四如集》中看到一条史料：叶君选任温陵郡博士，后“转文林郎、除太学录”，是一个有身份的官员。宋末，“兵戈横放，蒲海云以招抚幙辟儒学提举，辟俱不就。”
可见，叶君选抵制了招抚使蒲寿庚的任命，这证明蒲寿庚确实任过招抚使一职。
蒲寿庚在景炎年间任招抚使，不久降元，似乎不可能再任福建安抚使。但此时的帝昰其实是一个在野的皇帝，他在福州登基仅半年，浙江境内的抗元战役失利，元军于当年十一月进入福建。与此同时，帝昰不得不乘船离开福州，抵达泉州。然而，此时泉州的蒲寿庚已经有异心了。据《元史》记载，早在元军攻克杭州之后的至元十三年（宋德祐二年，即1276年）二月辛酉，元军首领伯颜“遣本布周青招泉州蒲寿庚、蒲寿晟兄弟。”
元朝深谋远虑，让人惊心。我们不知道蒲寿庚何时同意降元，但在当年十一月，蒲氏兄弟还派兵参与元军与宋军之间的战斗。
这可从泉州左翼军首领夏璟的墓志铭中看出。
“宣武讳璟……海云蒲平章器爱之。河汉改色，车书共道，帅殷士而侯服，篚玄关黄而臣附。是时奔走先后，捷瑞安、捷温陵、捷三阳，宣武之力居多。”
文中的“捷温陵”应是指蒲寿庚等人抵制帝昰、张世杰进入泉州之战，而“捷三阳”中的“三阳”，则是指广东潮州的揭阳、海阳、潮阳三县，如刘岳申记载：“索多、蒲寿庚、刘深以舟师下海，会广州。”
这段文字表明，蒲寿庚降元后，以舟师载夏璟和其军队南下广东追击，在潮州的揭阳、海阳、潮阳一带大败宋军，因而有了夏璟的“捷三阳”之功。
明白了“捷温陵”、“捷三阳”是怎么回事，再来看“捷瑞安”一事。据《宋史》记载，就在二王来到泉州之前的十一月，元军在阿拉罕、董文炳等人的率领下，与宋军秀王部战于瑞安（温州），宋军大败，观察使李世达等战死。
此仗元胜宋败，既然夏璟是获胜，说明他是站在元朝一边。可见，早在帝昰抵达泉州之前，蒲寿庚手下的军队已经在帮元军作战了！
关于帝昰在泉州遭遇，史载不同。这是因为，关于蒲寿庚降元一事，各书记载有异。由元朝人写的《宋史》记载：“昰欲入泉州，招抚蒲寿庚有异志。初，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昰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赀。寿庚乃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昰移潮州。……十二月寿庚及知州田真子以城降。”
按照这条记载，蒲寿庚在张世杰等人抵达泉州时，还曾请帝昰入居泉州，其实不然。如前文所述，此前夏璟所率泉州左翼军已经在与宋军作战了。在这一背景下，可知蒲寿庚不可能晋见宋朝二王。史料记载，宋二王从福州下海，航海到泉州，在泉州东部登岸。“五通岭在县东，宋幼主避元兵至泉。闻蒲寿庚之乱，止郡城北法石寺，越过城南下辇，即今下辇陂是也。”
当时信息混乱，蒲寿庚暗地里通元一事，他们可能还不知道。《闽书》记载：“宋幼主过泉城，宋宗室欲应之，守郡者蒲寿庚，闭门不纳。”其时宋朝在泉州设南外宗正司，仅赵氏宗亲即有三千多人，加上其他拥护宋朝的人，可知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倘若蒲寿庚放宋帝昰入城，他就很难控制局势了。所以，《闽书》的记载应是正确的，蒲寿庚根本就不想让帝昰进城！因其左翼军与元军并肩作战，他也不可能冒险去见帝昰。因此，他的措施应当是关闭泉州城门，拒帝昰不纳。然而，作为流亡的君主，帝昰不会轻易放弃招揽蒲寿庚的机会，我想是在这时候，他将自己的“福建安抚大使”一职给了蒲寿庚，试图招安蒲寿庚。不料蒲寿庚仍然不买账，于是宋军尽掳其海船。这些事实到了元人嘴里，当然是反过来说了。因故，我觉得不要轻易否定蒲寿庚任福建安抚大使之职，在当时危急的情况下，帝昰将这一职务授予蒲寿庚是有可能的，只是蒲寿庚不愿为流亡的宋帝昰陪葬，选择了降元之路而已。
三 蒲寿庚与蒲寿宬的关系
蒲寿宬与蒲寿庚兄弟的爱好不同，“寿庚少豪侠无赖”，成人后以经商为生；而蒲寿宬钟情汉文化，他虽然当过军官，但一生努力做诗写文章，喜与文士往来。在其诗集中保有与泉州名士洪天锡、徐明叔、丘葵、胡仲弓等人唱和的诗。例如：他的《寄丘钓矶》一诗：“高丘远望海，秋思穷渺弥。苦吟有鬼泣，直钓无人知。”
这首诗的水平不错，光看这首诗，无法想象他是外国人。他的《心泉学诗稿》收录的诗歌及文章数量不多，但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此，著名史学家陈垣在其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中，将蒲寿宬当做西域人华化的典型人物之一。不过，蒲寿宬早期的生意可能不成功，所以，他“诛茅泉上”——长期住在草屋之中。蒲寿庚中年以后经商成功。王磐的《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说：“泉州太守蒲寿庚者，本西域人，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童数千。”
可见，蒲氏兄弟所走的道路差异很大。两人同居泉州，一住大厦，一住茅屋，相互之间似有隔阂。
然而，蒲氏两兄弟之间的关系远非那么简单。《晋江县志》记载，晋江的法石山有一“天风海涛楼”，“宋末蒲寿庚建以望海船”。
但此楼原名不是“天风海涛”，而是“海云”，蒲寿宬的诗集中有：“题海云楼下一碧万顷亭”之诗，诗云：“倚栏心目浄，万顷一磨铜。欲画画不得，托言言更穷。阴晴山远近，日夜水西东。此意知谁会，鸥边独钓翁。”
蒲寿宬会为蒲寿庚所建楼苑题诗，说明他们关系很好！事实上，蒲寿宬于咸淳七年任梅州知州
，他不是进士，如果能当上知州？我怀疑他的背后有蒲寿庚的财力支持，否则不会突然当上高官。其人当上知州后，以清廉著称，“性俭约，于民一毫无所取。”
他的背后若无巨富蒲寿庚的支持，也很难做到“视富贵如浮云”。此外，宋代末年，蒲家平定海寇也是两人合作的结果。《闽书》记载蒲寿庚：“少豪侠无赖，咸淳末与其兄寿宬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制置使。”
又如乾隆《晋江县志》记载：“咸淳末，海贼寇境，时西域人蒲寿宬、寿庚兄弟俱无赖，击贼退之。”
蒲氏兄弟合作，以才华来说，应是蒲寿宬居先。如陈垣等指出，蒲寿宬曾在其诗序中说：“登师姑岩，见城中大阅，恍如阵蚁，因思旧从戎吏，亦其中之一蚁，感而遂赋。”
这段话也证明了他曾是一个军人。在平定海寇这类军事行动之时，将蒲寿宬排在前面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真正作战，应是蒲寿庚出力为多。蒲寿庚“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童数千。”
当时平海寇的海船及士兵，应当都是蒲寿庚的手下，所以，平定海寇之后，蒲寿庚得赏也比蒲寿宬多，蒲寿宬不过平调吉州知州，而蒲寿庚之职为“沿海都制置”。当然，对外人来说，兄弟秩序不可乱，以故，元军首领伯颜遣人招降蒲氏兄弟，也是将蒲寿宬摆在蒲寿庚之前。
蒲家兄弟的合作一直延续到元代。福建传统方志都认为蒲寿宬是降元的幕后策划者。“蒲寿宬。宋季，益广二王从福州行都航海幸泉州，驻跸港口，守臣蒲寿庚距城不纳。寿庚武人寡谋，其计皆其兄寿宬所筹画。寿宬仕宋，知吉州，逆计宋事已去，辞不赴。寿庚迎降及歼淮兵、诛宗室，皆宬阴谋部署。决策既定，佯著黄冠野服，入法石山下，自称处士，示不臣二姓之意。而宻畀寿庚以蜡丸裹降表，命善水者由水门潜出，纳款于唆都。既而，元以寿庚归附之功授官平章，开平章省于泉州，富贵冠一时。寿宬亦居甲第。”
对于这段记载，顾炎武加以引用，并以之批判蒲寿宬。但四库全书的编者们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就蒲寿宬的《心泉学馆诗稿》来看，诗中反映蒲寿宬是一个性格冲淡的儒者，没有证据说明蒲寿宬叛宋降元。四库全书的编者在清朝做官，因清朝与金朝关系的缘故，他们对涉及金元的历史常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元史》第九卷就记载了至元十三年二月，伯颜派人招降二蒲兄弟。入元之后，蒲氏兄弟经常同时出面做公益事业。在泉州清源山的纯阳洞曾有一块刻于元代的石碑，其名为《重建清源纯阳洞记》，该碑记载，至元十八年，蒲氏兄弟共同捐钱修复纯阳洞的建筑：“适心泉蒲公同其弟海云平章，协力捐财以资之，规制比于曩时”。
其时蒲寿庚为元朝泉州行省平章，蒲寿宬若是一个真隐者，就不该与其交往，两人密切交往，则说明蒲寿宬并非宋朝遗老，进入元朝之后，他与蒲寿庚仍然合作如故。晋江民间认为他是蒲寿庚降元的幕后策划者，应当不错。
四 宋末泉州精英的政治动向
蒲寿庚降元得到田真子、夏璟等人的配合。苏基朗认为，宋末田真子是泉州知州，而夏璟是左翼长官，这表明蒲寿庚降元并非个人好恶，而是地方精英的一时趋向。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涉及田真子的职务。按照《宋史·瀛国公纪》的记载，德祐二年十二月戊辰，“蒲寿庚及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如果《宋史·瀛国公纪》的记载可靠，当时田真子是泉州知州。然而，《宋史·瀛国公纪》关于泉州知州的记载本身有矛盾之处，此书前文记载：二王入闽之前，宋朝廷分封二王职务：“信王昺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事。”
可见，就在德祐二年初，泉州知州应是信王赵昺！倘若信王在吉王赵昰称帝之后为收买泉州官僚而让出这一职务，似乎也轮不到田真子担任太守。宋朝多数情况下，只有进士才能做知州。田真子参加过宝祐四年的进士考试，当年文天祥是状元，而田真子连特奏名进士都未考上，只是一名“射中推恩”的例外录取人员。
所以，他只能当州县小官，而不能成为知州。据《晋江县志》的记载，田真子真实身份只是州司马，而不是知州。以其资历，能当上州司马，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州司马，是州衙门中管军事的一个官员，他应是夏璟直接上司，受命于蒲寿庚，但不是知州。那么，宋末最后一任的泉州知州是谁？原则上是信王赵昺，若赵昺在赵昰称帝后让出泉州太守一职，则有可能是蒲寿庚代任。董文炳是元军入闽的统帅，也是蒲寿庚的受降者，他对蒲寿庚的职务应是很清楚的。王磐的《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说：“泉州太守蒲寿庚者，本西域人，以善贾往来海上。”
可见，赵昺让职之后，应是蒲寿庚接任泉州太守。宋末蒲寿庚已经是“沿海都制置”，小皇帝要拉拢他，不仅给其闽广招抚使一职，还让他任泉州知州，这都是可能的。
从泉州太守蒲寿庚、州司马田真子到左翼军首领夏璟，这些降元的关键人物都是军官，就连爱好宋朝文化的蒲寿宬，早年也是一个军官。说起来也不奇怪，宋代末年，在元军的压力下，宋军的心理崩溃，投降元朝的武官如同过江之鲫，从元老级军官夏贵到后起之辈，无不望风迎降，结果连元朝皇帝忽必烈都看不过去，他在元大都接见这些军官时，狠狠地羞辱他们一番。实际上，宋代末年，只有文天祥这类书生还在坚持抗战。在泉州城，我们也可看到同样的现象，左翼军和州司马田真子都随着蒲寿庚投降，官僚中，只有一些理学家坚持立场。吏部侍郎吕大圭是一个著名的学者，泉州南安人。“徳佑初元转知漳州，节制左翼屯戌军马，未行，属蒲寿庚率知州田子眞降元，捕大圭至，令署降表。大圭不署，将杀之，适门弟子有为管军总管者，扶出。至家，以平生所著书泥封一室，变服逃入海岛。寿庚遣兵追之，将授以官，不从，被害。年四十九。”另有一些儒生和赵氏宗亲有反元之议。泉州左翼军南下广东之后，第二年七月，张世杰联络漳州一带的畲军突然袭击泉州。蒲寿庚“拒命闭城”。消息传出，泉州人情激奋，宋进士诸葛寅率其三子首先倡议“开北门应张世杰之师”，不幸事败未成，他的全家人被杀。同时被杀的泉州儒士不计其数。
其他儒学世家也对蒲寿庚不满。“宋亡，蒲寿庚附元为中书左丞，辟宋故臣之在泉者，复其官。维时秉节不赴者甚伙，而曾氏一门与庄氏、留氏、傅氏，时称四府，确守臣轨。说者谓曾氏谋举义兵，后族姓为寿庚所杀，多半逃徙。庄留诸裔，亦不受其官，皆节概之卓卓者。故共录之。”
总的来说，宋代泉州的儒生还是积极抗元的，但他们手中没有兵权，因此，他们的反抗招致蒲寿庚的血腥镇压；而宋末泉州的军官，大都跟随蒲寿庚降元。所以说，降元不是宋末“泉州精英的一时趋向”，而只是部分泉州武将、官僚的政治动向。宋朝养士三百年，直至其灭亡，仍然有许多士人愿为其献出生命，这是理学教育的作用。（《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