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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代，闽商活跃于江南港市，他们将福建的海神信仰带到上海周边的港市。不过，随着上海对外港口的转移，上海、刘家港等地的妈祖信仰出现了不同的发展倾向。元中叶以后上海经济出现内陆化，当地妈祖信仰逐渐道教化；而刘家港的妈祖信仰则在闽文化的影响下有较大发展。
一 宋代闽商在上海港市的活动与圣妃信仰
在研究上海妈祖信仰之时，我经常不由自主地将它与天津的妈祖信仰相比较，上海与天津是中国的两大港口，相继兴起于宋末元初。妈祖信仰的出现略有先后，上海在南宋时期有了圣妃信仰，而天津是在元代初年有了天妃信仰。但是，在两港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妈祖信仰的地位大不相同。在上海，妈祖信仰始终是一个小众人群的信仰，而妈祖在天津则被民众视为皇娘，成为天津位列第一的民间信仰。实际上，上海距离福建更近，历史上闽人在上海的数量相当多，妈祖在上海的地位为何不如天津？究其原因，与宋元时期两港的历史地位有关。
闽中古属扬州，自古与江南的关系密切。唐宋以来，福建已经融入江淮为中心的江南水路网络。《旧唐书·崔融传》：“天下诸津，舟航所居，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昩旦永日。”
这段话说明唐代中国的水运网络已经将福建港市包括进去。唐末五代罗隐的《杭州罗城记》道：“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
可见，五代闽国与吴越之间的海上商业往来十分频繁。
宋代福建与江浙的联系大有发展，闽商常在江南各城市、港口活动。
北宋初年有人说：“自朝家承平，总一海内，闽粤之贾，乗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
晁补之的诗歌咏江南径山：“三百年来响钟铙，闽商海贾输金刀。直阑横牖山周遭，晨参夜讽声嘈嘈。碧杉紫柏罗旌旄。”
南宋时期的《三山志》记载福州的海道：“南望交广，北睨淮浙，渺渺之尘，乘风转柁，顾不过三数日。……岁小俭，谷价海涌，南北舰囷载飙至城外，其诸货宝回往，不可名计。浮于海，达于江，以入于河，莫不有潮次云。”
可见当时商人之活动。其时，福建商人常在这一带经商，兴化“郡民周尾商于两浙”
，淳熙年间，“众商张世显、何仲立、仲济十余辈议云：‘福清东墙莫少俞治船，欲以四月往浙江，可共买布同发’。如期而行”。
方腊起义时，在江浙的莆田人宋旅“遣妻子浮海归闽”
；建炎四年，高宗赵构渡长江时，“幸遇莆新安人田经之舡”，这位田经，应是在当地经商的福建商人。
总之，宋代福建商人即活跃于江南的诸个港口。
唐宋时期上海地区最早兴起的大港是青龙镇，其次才是上海港。以当时的建制来说，青龙镇和上海浦都属于嘉兴府的华亭县。其地位于长江与钱塘江之间，河流纵横，水运发达，上可联长江太湖，下可通杭州、嘉兴，东面是浩瀚的海洋。青龙镇在上海的上游，开发较早。北宋朱长文说：“今观松江正流，下吴江县，过甫里，径华亭，入青龙镇，海商之所臻集也。”
许多海商来自福建。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江圻的《隆平寺灵鉴宝塔铭》记载青龙镇：“自杭、苏、湖、常等州，月月而至；福、建、漳、泉、明、越、温、台等州，岁二三至；广南、日本、新罗，岁或一至。”
青龙镇“岛夷闽越交广之途所自出……宋政和间改曰通惠，后复旧称。市舶提举司在焉。时海舶辐辏，风樯浪楫，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也。人号小杭州。”
闽人章楶寄寓于此。“章楶，字质夫，建安人，宋太师中书令郇公得象之从子也，始仕，试大理评事，为华亭监盐……乐吴中风土，乃卜居青龙。后累官至枢密使，封秦国公，谥庄敏。”
青龙镇在宋代有没有圣妃信仰是个谜。宋代初年，当地闽人的信仰集中于隆平寺。陈林的《隆平寺经藏记》记载，闽越商人非常重视隆平寺：“岛夷、闽越、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也，事佛尤盛。方其行者，蹈风涛万里之虞，怵生死一时之命，居者岁时祈禳吉凶荐卫，非佛无以自恃也。故其重楹、复殿、观雉相望，鼓、钟、梵呗声不絶。”
这是北宋时期的资料。众所周知，宋代的湄洲神女信仰是在北宋中叶开始出名，宋徽宗宣和年间受封，南宋中期向外地传播。
查江南各地港口出现圣妃信仰多在南宋中叶之后，而青龙镇是一个北宋初年就相当繁荣的市镇，因此，宋初的青龙镇不会有湄洲神女信仰，当地闽商的信仰已经锁定在隆平寺。迨至南宋时期，妈祖信仰传播到东南沿海的许多港口，其时青龙镇作为主要对闽贸易港口，应会有圣妃信仰出现，据《松江府志》的记载，元代青浦城附近有过顺济庙：“顺济庵，在畲山（青浦）西北，潘荡庆丰桥侧，元至正二年穹禅师建”。
不过，此地距青龙镇还有一些距离。就明清以后的数据来看，青龙镇所在的“旧青浦”一直没有妈祖庙，这说明即使南宋时期妈祖信仰一度传到青龙镇，其影响也不大。
上海在青龙江的下游，它的兴起与青龙镇港淤塞有关。查核南宋编成的《方舆胜览》和《舆地纪胜》，其中都沒有上海市的记载。这说明直到南宋后期，上海市尚不成规模。这种情況一直到宋末才有变化。“董楷提举松江市舶，分司上海镇，爱民养士，海外驰名，去官之日，人攀留不舍。”
如果这条史料可靠，董楷是最早的上海市舶司提举。
董楷的《上海受福亭记》云：“咸淳五年（1269年）八月，楷忝命市舶司。”
文中还说到，他到上海任职已经两年。弘治《上海志》云：“清节堂在县志中，宋咸淳三年，董楷提举松江市舶，清节茂著，捐俸创公宇，人服其廉，故以为名。”
咸淳为宋度宗的年号，咸淳三年距离元军进入临安只有9年，可见，宋末青龙市舶司迁至上海。董楷之后，由闽人陈珩任市舶司提举。其后是费榕。“元费榕，字子寿，自长兴徙上海。宋末以策干两淮制置使，补武节郎，提举上海市舶。”
董楷在任时，在上海大举建设，“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命市舶司。既逾二载，自念钝愚，于市民无毫发补益，乃痛节浮费，市木于海舟，陶埴于江濆，自舶司右趋北建拱辰坊，尽拱辰坊创新益庆桥，桥南凿井筑亭，名曰受福。亭前旷土悉绣以砖，为一市阛阓之所。其东旧有桥已圮，巨涛侵啮且迫，建桥对峙曰回澜桥。又北为上海酒库，建福会坊。迤西为文昌宫，建文昌坊。文昌本涂泥，概施新甃。文昌坊又北建致民坊。尽致民坊，市民议徙神祠，为改建桥曰福谦。由福谦趋齐昌寺，臣子于兹颂祝万寿，广承滋液，施及群动，改建桥曰泳飞。”
就董楷的记载来看，他为上海建诸坊之前，当地已经有市舶司、文昌宫、齐昌寺等建筑，然而，作为市镇基本的居民区——坊市，却未建成。董楷的贡献在于：为当地建成了福会坊、文昌坊、致民坊和回澜桥、福谦桥、泳飞桥，这都是一个市镇的基本建设，可见，其时华亭市舶迁到上海的时间不会太长。董楷等人的建设，使上海面貌大变。“后以人烟浩穰，海舶辐辏，遂成大市。”
南宋后期，闽人在上海市建立圣妃宫。据崇祯《松江府志》的记载，上海原来即有湄洲神女信仰。“南圣妃宫，在县治北，巿货司之左”。
按，将湄洲神女称之为圣妃，这是南宋中叶以后流行起来的。元朝于至元十四年占领江南，至元十八年，元朝晋封湄洲神女为天妃，所以，凡称圣妃宫的湄洲神女庙都是在南宋至元初建立的，而且主要是宋朝建立的。因此，上海与妈祖有关的圣妃宫，应建于南宋时期。此外，元代宋渤也提到：在陈珩建圣妃宫之前，“松江郡之上洋为祠，岁久且圯。宋咸淳中，三山陈侯珩提举华亭巿舶，议徙新之。”
文中的“上洋”，即为上海。一直到元朝，官方地方志记录的上海圣妃宫仅有两所，因此，除了宋末新建的圣妃宫之外，南圣妃宫应当就是上海原有的老圣妃宫。
宋末，上海新建一座圣妃宫。“顺济庙，即圣妃宫，在上海县治东北黄浦上。宋咸淳中建。后有丹凤楼，观潮者登焉。潮汹涌北来，至庙门而伏，过而复起。人以为神。楼扁宋巿舶陈珩书，凤字鸟首下划及尾钩傍出，势若翔舞，中肖神姊妹三人，仲季对弈，伯端坐观之，神釆如生，或传风雨闻落子声云。”
这说明顺济祠及丹凤楼已经成为上海著名的建筑。元代宋渤记载：“莆有神，故号顺济，瓯粤舶贾风涛之祷辄应。……松江郡之上洋为祠，岁久且圯。宋咸淳中，三山陈侯珩提举华亭巿舶，议徙新之，属其从事费榕董率经画。中大殿三，周庑六十楹，崇楼峙其后，道馆翊其右。礼致道师黄德文，奉岁时香火。工垂竟，天台赵侯维良代领舶务，嗣完之。初，邑豪钱氏尝舍田四十亩，给守祠者。”
以上文字提到宋末在华亭市舶司任职的几个人，咸淳中首创建宫的陈珩为“三山”人，“三山”，即为福州的代称之一，宋代梁克家的《三山志》为著名的方志作品。作为市舶提举的福州人陈珩，积极创建圣妃宫，反映了当地闽文化的传播。宋末，圣妃信仰的影响越来越大，有关海运的许多港市都有圣妃宫，作为市舶司提举的陈珩建圣妃宫，其意义在于：将圣妃宫当做市舶司的主要附属建筑。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建造得到后继官员的认可。
陈珩之后，继任市舶提举的是赵维良，他的任内完成了圣妃宫的初建。《上海县志》记载上海的圣妃宫创自宋咸淳七年，应是在陈、赵的任内。而跨越宋元两代的市舶提举费榕，在咸淳七年还是市舶司内的一个从事官，他应是接赵维良任市舶提举，也参与了上海圣妃宫的建设。宋代的圣妃宫内已经有了丹凤楼。明代的秦嘉楫回忆：“丹凤楼者，故顺济祠楼也。……考之邑乘，盖创于宋咸淳间。其地襟带江海，控扼雄胜，而一时鸿巨，若三山陈珩、吴兴赵孟頫、会稽杨维祯为之颜，若碑若诗，其赫奕盖可想见。曰丹凤楼者，谓栋宇轩翔，丹雘照江水，若长离欲翥然。或曰：楼以祀女鬟云尔。”
“丹凤楼，旧在县东北天妃宫，宋咸淳八年，青龙巿舶三山陈珩书扁，元杨维桢有诗，其扁尚存。”
上海圣妃宫、丹凤楼的建设，和上海港的发展史相关。由于市舶司迁到此地，对外贸易成为上海重要的经济因素，因此，在籍福建的提举陈珩的主持下，上海建立与圣妃相关的建筑。不过，圣妃信仰传到上海之后有所变化。丹凤楼这类建筑，若是在福建，一般直名为“梳妆楼”，意为妈祖梳妆之地，而上海建顺济祠的官员们，却将其命名为丹凤楼，反映了江南一带崇凤文化的历史渊源以及圣妃文化的本地化。
二 元代上海港的繁荣与天妃信仰
元代初年的上海十分繁荣。唐时措的《上海县署记》言及上海建县以前的情况：“上海县襟海带江，舟车辐集，故昔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关署、儒塾、佛仙宫馆，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
元代张之翰的《上海县学记》（元贞元年）：“上洋襟江带海，生齿十数万。号东南壮县。”
元初上海乌泥泾镇设太平仓，贮粮二十万石。“人民炽盛于他镇”。
元初上海的繁荣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宋末上海作为市舶司驻地的地位不曾动摇。元至元十四年，元军占据江南诸城，“帝既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还互易舶货者，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以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至是始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孟古岱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司杨发督之。毎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
如其所述，早在至元十四年，元朝就在上海设市舶司，元朝的市舶制度沿袭宋朝，上海宋末的市舶官为费榕，入元之后，他仍在元朝做官。“元初迁管军总管，镇守上海。沿海民船无所统或流为盗贼，榕请录编户而官领之，得海船数千，稍木数万，备国用。卒谥荣敏。”
上海既设市舶司，外籍商人也进入上海，“积善寺，在上海县治西北。……元至大间，有番贾航海南来，拜师立道上，自云慕师高德，以货宝一巨艘施之，不通姓名而去。立遂大拓旧规，请额为积善院。”
“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上海改镇为县，
县署即设于市舶司之内，反映了市舶司在上海的重要地位。
元代初年，上海还是海上漕运的始发港之一。“至元十九年，巴延追忆海道载宋图籍之事，以为海运可行，于是请于朝廷，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从海道至京师。”
可见，其时罗璧之名排在朱清、张瑄之前。罗璧的传记记载：“元罗璧，字仲玉，镇江人。至元五年为明威将军管军总管，镇金山，海盗屏絶。徙镇上海，督造海舟六十艘，两月而毕。至元十九年初通海道漕运立运粮万户，以璧为之首，部漕舟由海洋抵杨村，不数十日，入京师，升昭毅大将军，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
漕运应是元初上海港繁荣的重要原因。
元初福建的泉州商人和福州的商人频繁到上海贸易，最初，他们也被当做蕃客抽以重税，其后，税收有所调整。“时客船自泉福贩土产之物者，其所征亦与番货等。上海市舶提控王楠以为言，于是定双抽单抽之法，双抽者番货也，单抽者土货也。”
这一税收调整，反映当时从福建（泉州、福州）来到上海的货物众多，所以会形成一个问题，朝廷最终以轻税处之。按，旧时上海多有南货店，出售来自南方的各种商品，以上史料表明：至少在元代，福建商品就在上海码头的店铺出售，闽商随之而来，这是肯定的。总之，元初上海设有市舶司，有外商前来贸易，本地与福建的贸易颇盛，而漕运兴起，都促成了上海的繁荣。
元朝十分重视天妃信仰。“至元十八年，诏海外诸蕃宣尉使福建道巿舶提举蒲师文册命为护国天妃。”
由于漕运，元初上海天妃宫成为官方祭祀妈祖的重要宫庙之一。成廷珪有一首题《上海天妃宫》的诗：“昔年漕运开洋日，御赐香来动杳冥。真箓九朝连昼夜，斋厨一月断荤腥。祠光赤现天妃火，云气黄占使者星。沉璧丽牲严祀典，至今神肃在宫庭。何年立庙对沧溟，合殿蒙蒙紫雾冥。香暗水仙毛发古，剑留山鬼髑髅腥。寝楼下瞰扶桑日，饷道遥连折木星。圣代祝厘频遣使，徽音不日下宫庭。”
至元二十七年，上海的天妃宫重建。“费（榕）之子拱宸，勒石具岁月，请纪其自。礼经载，天壤间山川之大，能生财为民兴云雨泽物者，皆有神守之。邦君邑人奔走为祠，享神血食东南，人所信向，若验符契，有年矣。其光景见于肹响，威怒奋于雷霆，骇人心目之事非一。国家大一统，舟车通四海，蛮越之邞，南金大贝，贡赋之漕，率由海道入京师。舶使计吏，舶舻附丽，鱼贯而至，皆恃以不恐，繄神之力也。异时吏之营巳者，津梁塔庙，大抵可以指名鸠财货，或中途而辍，或既成无益于事，以舞文乘民神也。吏也分职晦显，神英明正直，而一吏以端方公忠配之，逾是为悖天地，为渎神祗，何庸徼福哉。陈赵之初心，费之嗣事，凡以佐公上职思其忧，非营巳鸠货财者也。榕归国后，以巿舶漕运功，今授怀远大将军、浙东道宣慰使。拱宸为武德将军、平江等处运粮万户。至元二十七年，集贤直学士、奉政大夫宋渤记。”
从这段记载来看，元初宋朝的官员费氏仍在当地任职，他们以“巿舶漕运功”获得高级职务，因此，他们十分重视与海运有关的天妃信仰，在上海带头建设天妃庙宇。他们的行动也影响当地民众：“至是，诸君复益田数百亩，里中善士吴梦酉、刘用济、唐时措、时拱，各推金帛，增丹碧费。既成，雄丽靖深，为巨观一都会。始于辛未毕于庚寅。”
从当时上海海运盛况来看，这些“里中善士”，应当都是与上海“巿舶漕运”有关的人。
元代中叶，上海的对外贸易转到其他港口。以市舶司而论，《元史·市舶》记载：元朝于大德二年“并澉浦、上海入庆元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此后，上海市舶司转到太仓，而对日本贸易重心转到宁波。“东海在县东，岛夷唯倭国最近，宋元入贡，皆由青龙市舶司，后渐徙于四明。”
其次，元初上海作为江南重要漕运口岸的地位，很快受到挑战。这是因为，继罗璧之后主持漕运的朱清和张瑄对长江口的港口更为熟悉。他们选择原辖嘉定县的刘家港作为主要出发港。因而太仓迅速繁荣起来，上海的海运业相形落后。
元代，棉纺织业在上海发展起来。明代张之象的《黄道婆祠记》写到：“上海西南廿余里为乌泥泾，故有道婆祠。云：道婆者，姓黄氏，本鎭人也。初沦落崖州，元元贞间附海舶归。闽广多种木棉，织纺为布，名曰吉贝。而道婆最善是业，州里宗之。先此乌泥泾土壤硗瘠，民多困贫，因谋树艺以给，遂觅种于闽广间。然尚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擘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道婆乃教以制造捍弹纺织之具，既以便民矣。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又各有法，故被褥帨带之类，织以折枝、团凤、碁局、文字，粲然若写。土人竞相仿习，稍稍转售他方以牟利，业颇饶裕。未几，道婆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塟之。已立祠，岁时享之。
从此，上海形成以水稻及棉纺织业为主的内陆经济，要到清代上海港对外贸易才重新发展起来。
元中叶上海经济的内陆化，使当地人对海洋贸易有另外的自看法。例如，在泉州、广州这样的海洋城市，人们非常注意海风的强度和风向，因而每年官员都要举行仪式祈风，祈盼有利于贸易的海风早日以来。而弘治《上海志》这样评价“贸易风”：“梅雨之际，必有大风连昼夜，逾旬而止，吴人云：是‘舶趠风’。自海外来舶，上祷于海神而得之。率以为常。”
可见，在当地人看来，“舶趠风”是外人的事。事实上，元代中叶以后，上海最重视的行业是农业和儒学。元代张之翰的《上海县学记》（元贞元年）：“上洋襟江带海，生齿十数万。号东南壮县。今庙学一新，将见选师儒、聚生徒，闻弦诵之音，睹乡饮酒之仪，化蕃商为逢掖，易帆樯为笔砚。”
这句话的意思是：上海港的蕃商已经当地语系化，而操纵帆船的水手，现在拿起了笔杆子。对这一变化，当地人是欣喜的。以民众的祭祀来说，元代上海最重视的还是孔庙、文昌宫，因为宋元的上海是科举大县，能否考上科举，对民众来说极为重要。而对于海神，当地人也有不同于闽越的看法。闽粤一带的海神是天妃，其主要功能是保护航海。但上海一带的海神，渐以龙王信仰为主，“通济龙王祠。在沪渎。故老相传，自钱氏有国，已庙食滋土。”
据弘治《上海志》，元明以来，龙王信仰在当地极盛，不过，民众祈祷龙王，为的是龙王降下甘霖，以保佑农业丰收，这与闽粤人的海神祭祀，内容完全不同。至于原有的天妃宫，在当地人眼里，逐渐将其当做一个道教的神，当作一种文化景观。元末杨维桢吟丹凤楼：“十二湘帘百尺梯，飞飞丹凤与云齐。天垂紫盖东皇近，地接银河北斗底。笑靥秋空戎马阵，神灯夜烛海鸡啼。嫦娥昨报瑶池宴，笑指蓬莱水又西。”
在这里，杨维桢全诗没有提到要天妃保佑航运，仅是赞美丹凤楼高耸，使人可与天上的神仙相亲相近。又如黄某和杨维桢诗：“锦云长锁绛楼梯，槛外苍茫草色齐。举目潮升知海近，当杯日落见天低。三山有路堪长往，万突无烟只自啼，莫向东南问机杼，斜悬北斗柄方西（时岁荒民饥邑多事）。”
在这首唱和诗中，黄某虽然将丹凤楼与海上三山的神话连在一起，但其更重视的是当时老百姓的生活。认为在世乱之际，侈谈海上神仙是没有意义的。即使将目光转向古老的海上神仙相关神话，它与海运的联系也不大。在他们的眼里，天妃与一般的道教神明并无太多的区别。这也难怪，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天妃在上海只是少数人的信仰，乃至弘治《上海志》中，记载十来个当地的民间信仰神庙，却不载有关天妃庙的情况。宋元之际的大航海，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
三 元代太仓刘家港的天妃信仰
以刘家港及太仓为主港的朱清、张瑄原是活动于长江海口崇明一带的海盗。唐顺之的《稗编》记载：“宋季年，群亡赖子相聚乘舟钞掠海上，朱清、张瑄最为雄长，阴勒部曲曹伍之。当时海滨沙民富家以为苦，崇明镇特甚。清尝佣杨氏，夜杀杨氏，盗妻子货财去。若捕急，辄引舟东行三日夜，到沙门岛，又东北过髙句丽水口，见文登夷维诸山，又北见燕山与碣石。往来若风与鬼影，迹不可得。稍缓则复来，亡虑十五六返。私稔南北海道。”
元军南下，朱张二人降于元朝，与罗璧共事。罗璧升官之后，元朝的海运就落到了朱张二人的身上。朱张的部下，有一支大规模的水军。
《元史·食货志》对元朝的海运记载甚详。大约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罗璧与朱清、张瑄从上海运输粮食，驾船六十艘，次年抵达北方的杨村口岸，受到官府的重视。其后海运发展很快，《元史》记载：“元自世祖用伯颜之言，岁漕东南粟，由海道以给京师，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历、至顺，由四万石以上增而为三百万以上，其所以为国计者大矣。”
据记载，元代从江南驶向北方港口——直沽的大船，平均每只载重1375石，每艘船约有100名水手，若每年运输四万石，要动用29艘船、2900名水手；若是每年运输300万石，则要动用2182艘船只、218，200名水手！由此可见，这是规模极大的海运，其航程虽然比不上郑和下西洋，但所使用船只数量、水手人数都是郑和远航的七八倍，在古代世界叹为观止。
对古人来说，不管做什么事都要神灵保护，元代海上漕运的规模如上所述，他们在海上经常遇到海险，元代官员说：“今夫轻舠单舸以行江湖，尚有风涛不测之虞，翕倏殒生，身膏鱼腹，往往而是。而况重溟荡潏，万里无际，当其霾曀敛藏，天宇澄穆，然犹舂击震荡。若乃纤云召阴，劲风起恶，洪涛腾沓，快颿摧撞，束手罔措，虽有紫荆乌婪之舵，如以一线引千钧于山岳，震颓之地，重以冥礁浅囗，触即瓦解，千夫怖悚，命在顷刻。”
发生事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今沧海漕挽所谓船户者，国家虽捐金以顾募之，谓之水脚钱。然闻之万斛巨舰，崔嵬如山，势非不髙且大也，遇风涛作时，掀舞下上，若升重云坠重渊，不啻扬一叶于振风耳。当此叫呼神明以救死瞬息，是非天朝厚福，则虽勇力机智超世绝伦，概皆无所施，直拱手耳。”
当时海运之危险，于此可见。而且，元代的漕运多由官府负责，而官府的官吏大多是外行，因此，他们所主持的海运，每每发生事故，造成人员与财产的巨大损失。元代有一首《直沽谣》：“杂沓东入海，归来几人在？纷纷道路觅亨衢，笑我蓬门绝冠盖。虎不食堂上肉，狼不惊里中妇。风尘出门即险阻，何况茫茫海如许？去年吴人赴燕蓟，南风吹人浪如砥。一时输粟得官归，杀马椎牛宴闾里。今年吴儿求髙迁，复祷天妃上海船。北风吹魂堕黒水，始知溟渤皆墓田。劝君陆行莫忘莱州道，水行莫忘沙门岛。豺狼当路蛟龙争，宁论它人致身早。君不见，贾胡剖腹藏明珠，后来无人鉴覆车。明年五月南风起，犹有行人问直沽。”
可见，当时参加海运的人，葬身于大海的也不少，所以，有文人将其比之于剖腹藏珠的愚行。由于海运风险较大，对元朝来说，每一次海上漕运的完成，都值得庆幸，必须感谢海神的保佑；而每一次人员的重大损失，都有人归罪于官员对海神的不敬，于是，不管结局如何，元朝对天妃的祭祀越来越隆重，所给封号也越来越多。
当然，元代各地有许多海神，而元朝最终选择了湄洲神女，则与福建人在海运中的影响有关。早在宋代，福建人在海运中的势力就是有名的，宋代末年，张世杰率淮军拥宋末二帝从海路南下，他们在泉州强行没收蒲寿庚的大船。张世杰凭借这支船队活动于闽粤沿海。由于他们的海船多来自泉州，其中水手多为福建人，这是可以想象的。元朝的统治者来自大草原，本是不懂海洋的民族，但在向南扩张的过程中，元朝建立了水师。元军顺长江水路东下攻占临安，水师发挥了很大作用。临安小朝廷投降后，元朝的水师日益强大。元军入闽，一路从陆路，另一路则从水路。益王离开福州时，在海上与元军相遇，恰逢大雾弥漫，两军未及交锋，益王与其部下从容离去。元军攻下兴化城时，俘获海船七千余艘，水上实力有很大提高。
从此元军水师的水手中，兴化人占了多数。张世杰率部据守崖山，元朝闻知消息，派张弘范率水陆大军南下，张弘范的水师由海道袭漳州、潮州、惠州，一直到崖山，大败张世杰水师，这都说明元朝有一支庞大的水师。《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时，“行泉府所统海船万五千艘”。行泉府司是元朝户部专门管辖海运的派出机构，从其下辖海船达15000艘来看，元朝的海上力量极为强大。不过，元军的水手多为南宋旧人。所以，元朝官吏对他们不甚放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尚书省臣言：‘行泉府所统海船万五千艘，以新附人驾之，缓急殊不可用’。”
这些从事海运的“新附人”，就是指那些被俘的南宋水手了，他们之中掌管驾船的多为福建人，其中以兴化人为多。朱清与张瑄在至元十九年从江南航行到直沽，至元二十四年后，朱清与张瑄大举北运粮食，他们所依靠的海船驾驶者，应当仍是行泉府司所管辖的“新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一批在宋末元初被张弘范俘虏的南宋水手，其中又以福建人最为重要。因此，朱清与张瑄要让海运业顺利发展，就必须重用这批福建人，并重视他们的信仰。
朱清和张瑄宋末活动于长江口一带，他们对长江口的港口更为熟悉。在罗璧调任之后，朱张选择原辖嘉定县的刘家港作为主要出发港。其时刘家港隶属于昆山州，后州治迁于太仓，州名亦改为太仓州。太仓在宋代只是刘家港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旧本墟落，居民鲜少”，元朝于此地建仓库，使之成为漕运粮食的转运之地，江南北运的数百万石粮食都在此地蓄存。因而太仓迅速繁荣起来，桑悦说：“太仓前横娄江，东接巨海，元至正十九年宣慰朱清、张瑄于此通海漕兼市易海番，遂成华市。”
《昆山郡志》说：“朱氏剪荆榛，立第宅，招徕蕃舶，屯聚粮艘，不数年间，凑集成市，番汉间处，闽广混居。”
“闽广混居”这句话表明：当地有不少福建人。这些福建人，可能是张世杰部下的水手，也可能是新来的商人与水手。王彝的《泉州两义士传》记载了孙天富、陈宝生二位泉州商人在太仓定居，他们曾经结伙至海外贸易十年，“其所涉异国，自高句骊外，若阇婆、罗斛，与凡东西诸夷，去中国之虑数十万里……中国之至彼者如东西家然。”
可见，元代后期的太仓还是对外贸易港口，所以会有来自各方的商人。为了保佑航海的水手，朱清、张瑄选择刘家港、太仓等重要港口建立天妃庙。以下分别述之。
郑元佑记载平江路嘉定县刘家港的天妃宫：
“粤有天妃，肇迹前宋，着灵于我邦家。亟扬神光，出于星雾，其光晔煜，谓之天灯，飞泊高桅，不令垫覆，舟人稽颡，咸称再生，舟遂顺济。其灵显尤章章如此。于是列圣相承，累加封号，爰即江海之要，建祠妥灵。若夫路漕灵济宫，则尤典礼尊崇者也。盖海舟岁当春夏运，毕集刘家港，而路漕实当港之冲。故天妃宫之在路漕者，显敞华丽，实甲它祠。……由始建宫迄今五十一年矣。”
郑元佑写这篇文章是至正二年（1342年），前推51年则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而元朝设立专管海运的行泉府司则是至元二十四年，可见，刘家港的兴起，确实与海运有关。当时的海运具有很大的风险性，“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然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
在这一背景下，为给航海者祈平安，元朝每年都要行大规模的祈拜天妃仪式。“国家致重漕饟，既开漕府于吴，岁每分江浙省宰臣一人督运。当转漕之际，宰臣必躬率漕臣、守臣咸集祠下，卜吉于妃。既得吉卜，然后敢于港次发舟。仍即妃之宫刑马、椎牛，致大享礼。饩腯牲肥，醇酬瓮奭斗，庶羞毕陈。丝声在弦，金石间奏，咽轧箫管，繁吹入云。舞既歌阕，冷风肃然填境。虎臣卒徒，擢舟扬舲，挝鼔鏦金，响振川陆。文严武齐，群拜听命而后举。”
据方志记载，太仓天妃庙始建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比刘家港天妃庙略迟一些，“郡人朱旭捐周泾之私地五十二亩，以基构焉。阅三年而栋宇以完。”
谢应芳《过太仓》一诗咏道：“杨栁溪边系客槎，桃花雨后栁吹花。东南地角环沧海，日夜潮声走白沙。市舶物多横道路，江瑶价重压鱼虾。天妃庙下沈玄璧，漕运开洋鼓乱挝。”
太仓港天妃庙很快成为元朝祭祀的主要妈祖庙之一。相对而言，上海港则边缘化了。
将上海港的妈祖信仰比之天津港的妈祖信仰，可知这两个港市里，妈祖信仰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对于天津来说，妈祖信仰一直是当地最重要的民间信仰，天妃娘娘是当地崇拜的中心。这是因为，在元明之际，天津不止是海运中心，还是运河运输中心，妈祖信仰对运河的影响，导致当地妈祖信仰的永存。而上海港，虽说妈祖信仰在南宋时期已经出现，但根基不深，在元中叶以后一度淡化。对元明之际内陆化的上海港来说，众神中最重要的还是纺织业之神——黄道婆。当地的妈祖信仰随着对外贸易中心而转移，一度在周边的刘家港、太仓获得发展。一直到明末清初上海港重新崛起，天妃信仰才随着闽粤商人再度到来。妈祖信仰在上海这个港市一直未能成为主流，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现象。（2012年10月澳门妈祖文化基金会：《妈祖信仰与华人的海洋世界》会议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