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的闽越遗风与闽人的海商传统

唐代中叶，文学家独孤及评价闽人：“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货产利，与巴蜀埒富。犹有无诸、余善之余俗。” 在这里，他直接将闽人的重商习俗与历史上的闽越族联系起来。闽越人擅长航海，具有重商习俗，二者的结合，推出了闽人经营海洋商业的传统。福建海商是基于本土文化传统发展起来的商人集团。

一两汉六朝古闽人的航海传统

闽越是汉高祖的封国，首任闽越国王无诸在秦汉之际的战争中一直跟随刘邦打天下，因而得封闽越王。汉武帝元封九年（前110年），闽越国被汉军所灭，其后闽越人逐步融入汉族，但其习俗也被带入南方汉族之中。

越人有着与中原汉族不同的习俗。如果说重农轻商是中原一带流行的观念，那么，这种观念根植于汉人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对土地的忠诚成为人格衡量的标准。他们对商人的贱视，是因为商人过着流浪的生活，四处飘荡，对土地缺乏感情。越人的生活方式不同，越人发源的吴越是江南水国。“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浚流，沉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 因此，吴越文化以水上生涯为其特点，《越绝书》记述越王句践自评越人的习俗：“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 事实上，越人主要生活于溪河之畔、山岭之下，水中的鱼虾蛤贝是他们的主要食物，因此，他们的生活介于农民与渔夫之间，为了寻觅食物，他们经常乘舟往来于河流之上，因而形成了以流动为主的生活方式。《吕氏春秋》云：“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淮南子·齐俗训》也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可见越人生活中舟船使用之广。对商业而言，这些舟船恰是最好的运载工具。闽越人继承了越人水行山处的文化传统。《汉书·严助传》记载闽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史记》记载：“至（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所谓揭扬，即广东潮州境内的揭阳县，余善从福州率士卒八千人航海至揭扬，是一次相当规模的航行。其后，汉武帝“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句章是浙江境内的港口，韩说从这里出发，航行到东冶，这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航行。闽地归汉之后，东冶成为台湾海峡交通线上的著名港口。当时涉及南海的大规模海上活动，几乎都要经过东冶。

三国时期，东吴割据东南，以水师著称于世。左思的《吴都赋》云：“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责千里于寸阴，聊先期而须臾”。这说明在吴国时期，它的水手主要来自闽中与岭南。《宋书》记载，吴国在建安郡设有典船校尉，此外，闽中还设有温麻船屯，亦见沈约《宋书》的记载，晋太康四年（283年），在温麻船屯置温麻县。吴国在闽地设置两大造船中心，说明它对闽越人航海技术的信赖。吴国建衡元年（269年）冬十一月，吴国曾派大军“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

南朝以后，生活于东南沿海的疍家人成为闽越海洋文化的继承者。宋代的《福州图经》记载：“闽之先居于海岛者七种，泉水郎其一也。” 他们生活在福建、浙江、广东沿海，以船为家，过着打鱼为生的生活。福建史籍记载他们是卢循的部下：“泉郎，即此州（泉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 隋朝灭陈之际，沿海船民再一次出现于史册。其时，隋朝大将杨素进入东南，击败南安豪强王国庆部，“时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为亡命，号曰游艇子。智慧、国庆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说国庆，令斩智慧以自效。国庆乃斩智慧于泉州。” 其中的游艇子，便是后世的疍家人。宋代福建人所造海船与疍船十分相似。据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他在宁波雇佣的福建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挽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可见，这是一种体型狭长、尖底的海船。1974年8月，在泉州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宋代的海船，其水下残长24.20米，最大残宽9.15米，残深为1.98米，复原后，其长度应为34米，宽度为11米，深度为4.21米，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的福建客舟有些类似。从这些史料与发掘遗物来看，宋代闽船的特点是船身狭长，上宽下窄，吃水较深。这类船型不怕海浪冲击，利于远洋航行。从船型来看，它显然与疍船有一定关系，《太平寰宇记》记载疍家人的‘了鸟船’：“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 ，这正是福建海船的起源。

二唐代的闽越遗风与重商传统

晋唐以来，中原及江淮民众不断南下闽中，尤其是唐中叶乱后，北方陷入长达两百年的混乱，中原民众南下数量和波次都增加了。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次移民活动是唐末光州刺史王绪率数万光州、寿州移民南下福建，而后，其队伍中的王潮、王审知兄弟建立了割据闽中的威武军政权。在这个政权的统治之下，闽人与北方移民融合为新的福建人，成为当代福建人的祖先。从此，福建人作为汉族的一支为世人所熟悉，但其文化中也保留了许多闽越文化的特色。这是我在《福建通史》的唐五代部分及宋元部分所表达的观点。

福建的闽越族血缘，带给了福建人不同于北方的一些习俗。唐代独孤及《送王判官赴福州序》云：“闽中者，左溟海，右百越，岭外峭峻，风俗剽悍。岁比饥馑，民方札瘥，非威非怀，莫可绥也。” 刘长卿的《送乔判官赴福州》：“扬帆向何处？插羽逐征东。夷落人烟迥，王程鸟路通。江流回涧底，山色聚闽中。君去凋残后，应怜百越空。” 他又有一诗：《送张篆之福州谒鲍大夫》：“万里闽中去渺然，孤舟水上入寒烟。辕门拜首儒衣弊，貌似牢之岂不怜。” 皇甫冉的《酬李郎中侍御秋夜登福州城楼见寄》说：“辛勤万里道，萧索九秋残。月照闽中夜，天凝海上寒。王程无地远，主意在人安。遥寄登楼作，空知行路难。” 可见，在唐代官员的眼里，闽中是一个荒凉的蛮夷之地，其风俗与北方不同。唐代中叶，刘禹锡说福建：“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与华言不通。” 唐代的《十道志》论闽中：“嗜欲衣服别是一方” 。其中，福建的重商习俗最为突出。

如前所述，在唐中叶以前，闽人的血缘以闽越人为主。虽然他们的文化已经开始接受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使用汉字，流行中原一带盛行的岁时节日。可是，闽越遗风还是深深地影响着汉唐以来的闽人。南朝陈时期，陈宝应割据闽中，他乘侯景之乱北上会稽：“是时东境饥馑，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并皆自卖，而晋安独丰沃。宝应自海道寇临安、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并奔归之，由是大致赀产，士众强盛。” 按，《陈书》谓陈宝应寇临安等地，这是不对的。因为，陈宝应在彼处，仅是与当地人交易，并未掠夺民众。不过，由于江南正处在饥馑之际，陈宝应带来的粮食卖出高价，并得到大量劳动力。经过这一番买卖，历来被外人视为贫弱的闽中，一时被视为富强之地，兵强马壮，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可见，从商业经营而言，陈宝应不愧是福建历史上第一号巨商，竟能在人心惶惶的乱世看到商机，并果断出手，购得闽中最需要的人力资源。这为晋安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有了这一基础，他也就有了与梁朝高官谈判的本钱。梁朝末年，朝廷权力渐被大将陈霸先掌握，陈霸先为岭南土著，出名后自称为北方大族的后裔。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派人与陈宝应联络感情。陈宝应抓住机会，首先通过陈霸先的关系，让梁朝认可自己继任晋安太守的地位，其后，他又拥护陈霸先上台，取代萧梁，建立陈朝。陈霸先为了答谢陈宝应，不仅与他通谱，还在闽中建立闽州，任命陈宝应为闽州刺史，统辖晋安郡、建安郡和南安郡。闽州，是为福建本土最早出现的省级机构。

以上事实表明，在梁陈之际的动乱中，陈宝应的政治投机是成功的。他的成功，明显有商业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实际上，陈宝应的投机，与战国时代吕不韦的投机有异曲同工之妙。应当说，陈宝应是闽越族后裔最杰出的商人代表之一。

隋代闽中的巫罗俊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商人。李世熊的《宁化县志》记载：“先是，隋大业之季，群雄并起，东海李子通率众渡淮，据江都，称吴帝，改元明政，遣使略闽地。其时土寇蜂举，黄连人巫罗俊者，年少负殊勇，就峒筑堡卫众，人不敢犯，远近争附之。罗俊因开山伐木，泛舟于吴，居奇获赢，因以观占时变，益鸠众辟土。武德四年，子通败死” 。以上记载反映了闽中豪强巫罗俊擅长经商的特质。他与江南大军阀李子通搭上关系后，开辟道路，将本土出产的木材运售于江南都市区域，从而获得大量的资金。这些钱财支撑了他的事业，因而得以坐山观虎斗，在李子通死后，成为唐朝的臣子。在他的照顾下，当地民众安然渡过乱世，迎来唐代的发展。

唐朝的前期，陈元光开发漳州时，也很重视商业。《白石丁氏族谱·懿迹纪》记载：“其西北山峒之黎，林木阴翳不通，乃开山取道，兴陶铸，通贸易，因土民诱而化之。渐成村落，拓地千里，请置郡漳浦，驻刺史以镇压之。垂拱二年己酉，诏陈元光以玉钤卫左郎将为漳州刺史，得专制境内。丁儒以左丞事郎佐郡参理州事，统漳浦、怀恩二邑，至南诏镇，于是，劝课农田，惠工通商。财用以阜，其负固未服者率轻锐捣平之。上下闽广间，始得相安故业云。”可见，发展工商业是陈元光开发漳州成功的原因之一。

唐代福建民间已经有了商人。福州的黄子野是著名的商人。“黄子野，字仲，唐时候官人也。父周，行贾于囗，子野年十三，从之杭州。其父时就他郡，以子野守舍。适王伾微时，覆舟于罗刹江，子野行见之，奋臂大呼曰：‘能生得人者，予百金。’于是渔者得伾，子野即与以舍中装直百金。其父归，大异之。子野曰：‘既身得其名，乃令父丧赢，非孝也。’遂去为人仆赁，主人徽闻救伾事，义其为人；阴倍其偿，乃为小贾之息。久之，既致蓄藏，以其半为亲甘毳费，以其半散之贫交昆弟。” 同时，福建境内也成长起许多商人集团，建州“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 在这些商人身上，已经可以看到闽人的重商习俗。

当时还发生过闽商与荆楚商人在汴京争邸的故事：“荆楚贾者，与闽商争宿邸，荆贾曰：‘尔一等人，横面蛙言，通身剑戟，天生玉网，腹内包虫’。闽商应之曰：‘汝辈腹兵，亦自不浅’。盖谓荆字从刀也’。” 这些都说明闽商在北方市场上是很活跃的。因闽人出外经商多获厚利，唐代中叶，刘禹锡论福建：“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 独孤及评价：“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货产利，与巴蜀埒富。” 这种观念与北方重农轻商的习俗是不同的。

三唐代闽人的海商文化传统

自从桑原骘藏写作《蒲寿庚考》以来，唐宋时期的蕃商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桑原骘藏有一个观点一直影响了中国海洋史学界：古代中国人不擅长航海，唐宋时期的海洋商业主要是蕃商带到中国沿海的。然而，以上的史料和研究都证明：在唐以前，闽人已经有了航海的传统，而且唐代的闽人也有经商的传统。在这两大文化背景下，海商的出现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唐代闽中已经有了海洋商业和商人。

从市场来看。唐代水运发达，福建与江淮一带常有海上联系。《旧唐书·崔融传》：“天下诸津，舟航所居，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昩旦永日。” 《唐语林·补遗》：“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 福州的北方航道可通往江南、渤海等地。罗隐的《杭州罗城记》道：“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 可见，闽国与吴越之间的海上商业往来十分频繁。据唐大中四年（850年）的《郑季方墓志铭》，泉州郑氏“始自荥阳，迁于闽越，今则为清源人矣。代居闽越为贵戚，郡县以下者不降四五。”郑季方“饶贿货土田爵为豪室，然未尝以骄逸之气加人，细人毕誉。公始以贞慎忠斡闻。会昌中，刺史武功公征之，被以戎服，委军事之。货仍市利以充府库。次升为伍师，递衙前虞副，莆阳镇将，在公行事益谨肃。大中庚午岁，刺史荥阳公择其材，委充浙江东道回易使。其年秋八月十四日，不幸殁于越州会稽县客馆。年六十有一。”如其所云，泉州史官员郑季方被泉州委任为“浙江东道回易军赐使”，其人死于浙江会稽，说明他是专门经营福建与浙江的海上贸易。唐代游人入闽，常走海路，孟浩然的诗：“云海访瓯闽，风涛泊岛滨” ，说的即是这种情况。

泉州一带也出现了福建早期的海商集团，黄滔的《贾客》一诗咏道：“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 ？可见，这是一些敢于冒险的海商。五代时期，杨行密的吴国切断了闽人北上的传统航线。福建海船试图从远海绕过吴国海疆，不断向北方探航，“审知岁遣使泛海，自登、莱朝贡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 这是因为福建商船自福建港口出发后，直接北上山东半岛，直到山东半岛东部靠岸。这一段海程途中多浅滩，福建的尖底船若搁浅便会自行断裂，加上福建水手不熟悉这段海程，所以事故特多。“审知岁时遣使朝贡于梁，阻于江淮，道不能通。乃航海从登莱入汴。使者入海，覆溺大半。” 然而，王审知不顾伤亡继续探航，是因为这条航线对福建来说不仅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还有重大的经济意义。福建对外贸易发达，可是，福建自身的市场有限，只有把从海外进口的奢侈品销往中原，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以故，北方航线实际上是福建商业的生命线，没有它，福建商业利润将削减一大半。五代末期，留从效竭力争取向中原王朝直接进贡，其中也有经济因素在内。在留从效给北周的国书中，留从效提出要在汴梁置邸，便是想在国都获得一个商业立足点。后来，宋太祖答应了这一要求，他给留从效的敕书中写道：“卿远临南服……貔虎之师徒甚众，必资回易，以济赡供……宜新其邸第，庶有便于梯航……今赐青州荷恩禅院，充卿本道回图邸务。” 这些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留从效向宋朝廷进贡的原因。其实，五代时期，闽人常往来于北方与福建之间，例如：周遇“自青社之海归闽。遭恶风，飘五日夜，不知行几千里也”。经过艰苦的航行，周遇终于回到福建。杨澈“世家建阳。父思进，晋天福中北渡海，因家于青州之北海”。

福建沿海一带的荔枝干、龙眼干、砂糖等商品已经通过海路销售于北方市场。有人记载了闽人与江西人为水果之王而争吵的事：“闽士赴科，临川人赴调，会京师旗亭，各举乡产，闽士曰：‘我土荔枝，真压枝天子、饤坐真人，天下安有并驾者！’抚人不识荔枝之未腊者，盛主杨梅，闽士不忿，遂成喧竞”。从这段引文里可以看出：闽人宣称荔枝为水果之王，已得许多人赞同，但由于江西人未吃过没腌制过的荔枝，所以不服，与其争辩不已。这表明福建荔枝在五代时，业已腌制贩运，但口味远不如新鲜荔枝。龙眼也可腌制，《清异录》云：“贾人自岭外还，得一枝龙眼，已盐干，凡四十团，共千枚” 。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福建荔枝、龙眼输出的方式主要采用盐腌法。盐腌物质大多可以保存良久，其缺点是失原味。所以，后来这种炮制法被风干法取代，不过，这是后话了。福建的橄榄在北方也被视为珍品。《清异录》云：“唐末群方负固，物产不通，东汉有商归自闽越，以橄榄献于霸君，明日分赐大臣”。可见，橄榄也是当时福建输往北方的重要商品之一。

当时福建船舶还航至渤海一带的契丹国和渤海国。徐寅的《折桂何年下月中》一诗的序写到：“渤海宾贡高元固先辈闽中相访，云本国人写得寅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赋，家皆以金书列为屏障”。渤海国位于辽宁一带，当地人并不善于航海，其使者能来到福建，与福建船舶往来于二地之间有关。契丹国里，福建商人亦很活跃，闽国末年，北方后晋与闽国关系恶化，而后修复，其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说法是：闽国使者经常越海通航于契丹，与契丹关系不错，于是，他说动契丹主向后晋国施加压力，迫使其释放闽国使者郑元弼，这一事件反映了福建与契丹之间的广泛联系。

五代时期，闽国与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十分友好，王继鹏与王延羲在位时，新罗国曾派使者赠送宝剑给闽国国王。民间交往也很密切，玄沙师备在福州安国寺说法，手下有高丽僧人。新罗国的龟山和尚是福州长庆寺慧棱的弟子。又如裴长史“失其名，新罗国人，慕华来归，居之建州城中” 。南唐朝廷很尊重他。福建人中也有赴朝鲜的，《宋史·王彬传》记载：“王彬，光州固始人，祖彦英，父仁侃，从其族人潮入闽。潮有闽土，彦英颇用事。潮恶其逼，阴欲图之。彦英觉之，挈家浮海奔新罗。新罗长爱其材，用之，父子相继执国政” 。许多高丽僧人在福建寺院中学经。例如：灵照禅师，“高丽人也。萍游闽越，升雪峰之堂” 。他后在杭州龙华寺开山说法。又如泉州福清院高僧玄讷也是高丽人，泉州刺史王延彬建福清寺于南安以居之。在长庆慧棱的手下，有一位“新罗国龟山和尚”。

日本各国也有商人和学人进入福建。鉴真大师渡日，是这一时期中日佛教交流的大事，鉴真的弟子中，有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他也是律宗，跟随鉴真在日本传教闻名，是鉴真十八弟子之一。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日僧圆珍搭唐人钦良晖的船舶入闽，在福州开元寺从中天竺的般怛罗学习悉昙。唐末，闽籍进士林宽写过《送人归日东》一诗：“沧溟西畔望，一望一心摧，地即同正朔，天教阻往来。波翻夜作电，鲸吼昼为雷，门外人参径，到时花几开。”

这些文化交流大都是与商业相伴而行的。所以，从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也可看到当时海上贸易的兴盛。

唐代闽人也开始走向东南亚。据陈懋仁的《泉南杂志》，“唐设泉州……参军事四，掌出使导赞” ，说明唐代泉州政务中，对外交涉已是很重要的了。唐代的资料表明：泉州南向的海上交通十分发达。咸通年间，一个官员说：“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矣。” 这反映了岭南与福建之间的海上商业联系。五代末，龚慎仪至南汉国的国书中写道：“自泉州航海，不数日至足下国都矣”。这说明闽粤之间的商业联系是发达的。从广州往南，就可到许多东南亚国家。唐末泉州刺史王延彬在泉州发展对外贸易，“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所谓“蛮舶”就是当地人发往“蛮夷”地方的海船。王延彬“性豪华，巾栉冠履必日一易，解衣后辄以龙脑数器覆之” ，没有在海外贸易中积累的巨额财富，他是没法过这等豪华生活的。

闽国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一直延续下去，留从效割据闽南时，重视对外贸易，“陶器、铜铁，泛于番国，收金贝而还，民甚称便” 。这都是福建人的主动贸易。从《留氏旅谱》看，福建输出的主要有陶器、铜铁等手工业制品。此外，还应有大量的瓷器与丝绸，可惜不见详载。从国外输入的产品以香料、象牙等珍品为主，这可从闽国的贡品中看出，同光二年（924年），王审知向唐王朝进贡的产品有：象牙、犀珠、香药；天成二年（927年），王延钧遣使进贡犀牛、香药等海外珍品；四年（929年），再次进贡犀牙、玳瑁、真珠、龙脑、白氎、红氎、香药；长兴元年（930年），他又进贡象牙、药；王继鹏继位后，立即向后晋进贡，贡品中有象牙二十株、香药一万斤；后晋天福六年（941年），王延羲向后晋进贡的海外奇珍有：象牙二十株、乳香、沉香、玳瑁等；陈洪进进贡北宋的物品有：瓶香万斤、象牙两千斤，香两千斤等。这些物品大多是供统治阶级消费的奢侈品，除了进贡之外，多数海外奇珍应是福建商人销往国内各地，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由此可见，唐代福建人已经在经营海上贸易，他们开拓了从福建直上山东半岛的航线，在此基础上，他们与渤海沿岸的新罗、渤海、契丹等国也有往来。在福建之商，福建商人不仅到广东贸易，而且还继续南下，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也有贸易。我认为，自汉晋以来，闽人就有广泛的海上活动，迄至唐代，民间商人已经出现，在这些背景下，唐代闽中海商的出现已经是顺其自然的。同时代蕃商的贸易可以看成福建人经营海洋商业的助推器，但不能说，没有蕃商就不会有福建海商，因为，闽商有其经营商业的文化传统，尤其是福建至北方的航道，大都是闽人自行经营的，这条海道上蕃商的活动很少，它的成功，反映了福建海商自身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