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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商不是中国商人集团中最显赫的商帮，却是延续性最长的一个商人集团。它初兴于晚唐五代，成长于宋元，在明清时期壮大，在近代走向世界，在改革开放后登上新的高峰。闽商——它是一个扎根中华，面向世界，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久盛不衰的商人集团。
一 从“男耕女织”到“女耕男商”
中华文化发源于中原的黄土地，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汉人，并不擅长经商，他们有重农轻商的文化传统，最崇尚“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形态。然而，两晋及唐代中叶以后北方的战乱，使他们无法安居于故乡。于是，他们扶老携幼，向南方迁徙，其中许多人进入闽中，并与当地的闽越人后裔融合，形成了新的福建人。翻开闽人的族谱，其开篇部分一定是说其祖先南迁入闽艰难过程。对于闽人皆说其祖先从北方南下这一点，福建的学者曾表示怀疑：难道南方的闽越男人就没有后裔吗？所以，有一段时间，人们总是说闽人的族谱，关于其祖先的来源，应有些伪托的成份。近年的DNA研究表明，今日闽人中的男性，95％以上都是北方人的血缘；而福建的女性，90％以上是南方血缘！福建人，是“北男”和“南女”的组合。福建人的文化同样呈现南北结合的特点，不仅继承了北方的汉文化，还吸收了南方的闽越文化，从而成为中华文化中富有特色的一支地方文化。
所有到过福建的游客，都承认福建女性的能干。她们下田劳动，上街经商，经济收入不亚于男人，甚至更胜于男人。其实，这是福建自古以来的传统。在闽越人居于多数的时代，其男女分工与汉族不同，汉族的特点是“男耕女织”，而越人的特点是男人打仗、女人耕作、经商。也就是说，越人之俗，女人养家，男人在外面闯祸。男人之间的战争，使男人伤亡率较大，所以，《汉书·地理志》说江南“多女而少男”，其原因在于“江南卑湿，丈夫多夭。”战国时代成书的《周官·职方典》则谓：“扬州之民，二男五女。”其时，闽中属于扬州，女性绝对过剩。古代从北方南下的多是男性，他们进入闽中之后，便与南方女性结合，形成了新一代的闽人。北方汉人一直以勤劳闻名，他们没有染上南方男人喜逸恶劳的毛病，而是勤恳地下田劳动，形成了“男女并作”的组合。“笑说福唐风俗恶，一田夫妇两身泥”
；“种麻卖布皆贫妇，伐蔗炊糖无末游”。
南宋时，祝穆说福州：“市廛田陌之间，女作登于男”。
何乔远说泉州“妇女芒屩负担，与男子杂作”。
兴化府的妇女能干男人所做的一切事。民国《莆田县志》记载：“他邑国民责任皆男子负之，惟莆则男妇并重。田野妇女皆能躬耕，深山妇女皆能樵采。沿海妇女皆能捕鱼，家谕户晓，不烦督促，此全国所未见也。”
其实汀州妇女能干不亚于沿海，杨澜的《临汀汇考》：“闽中风俗之俭，至于妇女务勤劳，无若永定者。每旦戛至锅蓐食，披衣衽，抹花帕罩髻。少长，什伍为侣，樵采一二十里林莽崖谷间，造夕阳衔山，各荷薪刍而返。虽衿绅儒士家不仗婢仆。凡负贩、舂汲、种作、缝纫之事胥自任焉。妇女不能佐子夫衣食成立者，群起非笑之。”
清代一个外省官员作总结：“闽妇最勤苦，乡间耕种、担粪、砍柴等事，悉妇女为之，单裙赤足，逾山过岭，三五成群，有头插花枝而足跣肩负者。”
由于要参加田间劳动，福建妇女不缠足，清初旅游福建的王澐说：“泉漳之间，弓步绝迹。殆南越之遗俗欤。”
其实，泉州与漳州的妇女中，也有一些是缠足的，不过，那只限于大家闺秀。对这些地区妇女来说，缠足是一种“奢侈”的习惯，平民家庭无法供养这些高贵的“娇女”，因而，她们即使羡慕小脚女人，也没有办法模仿。明清时代，缠足习惯流行全国，但在福建受阻，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福建妇女参加田间劳动的广泛性。
其实，福建女性除了下地劳动外，还能上街经商。元代的儒者陈普有一首名为《古田女》的诗，咏及古田女性在街头经商：“插花作牙侩，城市称雄霸。梳头半列肆，笑语皆机诈，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愚夫与庸奴，低头受凌跨，吾闽自如此，他方我何暇？”
该诗统括了古代福建妇女的习俗。她们下田劳动、上街经商，为了家庭，她们抛头露面，在所不惜。这种习俗一直到明清时期仍保留在福建的许多地方。
自南宋以来，福建沿海便成为地少人多的地方，人均占地不到一亩，许多人家只有几分地，光靠农业劳动，无以为生。于是，福建人将女性留在家中，男性到异乡谋生。何乔远说：“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人以一郡，而安平人以一镇，则徽人为多。是皆背离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别识。盖有新婚之别，聚以数日离者。”
李光缙也说：“吾温陵里中，家弦户诵，人喜儒不矜贾。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已及弁，往往废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壶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
明代泉州这种“女耕男商”的习俗，逐渐传播到福建各地，成为闽人的传统之一。在这些地方的人看来，男人留在家中是可耻的，“好男儿志在四方”，男人一成年，就要到异乡谋生，他们家中的活，全部由女性包揽。文革之前，福建沿海的许多乡村都找不到壮年男性，下田劳动是女人，下海捕鱼是女人，乃至乡村各级领导，都是女性。对他们来说，男人，只是过年过节才回乡的那一些人。说实在的，没有家乡的女性支撑家庭，福建的男性绝不可能在外面的世界闯出一片天下。闽商的崛起，首先取决于他们特殊的家庭结构——“女耕男商”。
二 闽商与海洋
如果说中国每一个商人集团都有其经营主业，徽商赖以生存的是盐业，晋商发家之本业是票号，闽商的根本在于海洋。
中国是一个海岸线较长的国家，然而，在中国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于长江以南迄至珠江口的黄金海岸线，也就是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四省，其中，又有闽粤二省居于重要地位。在民国时期，中国在外的华侨多数是福建、广东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在闽粤二省中，又以福建人较早从事对外贸易。这有其历史原因。
闽人和粤人历来是中国海洋运输业的主体，早在三国西晋时期，左思的《吴都赋》就说：“篙工楫师，选自闽禺”。此处的“禺”是指“番禺”，即指广东。这说明吴国战舰的水手中，有许多闽粤人。在东晋末年，孙恩及卢循的五斗米教流行于闽浙沿海，卢循后来组成了数十万人的水师，他们乘着数百艘艨艟巨舰，一度打到金陵城下。孙恩、卢循所依靠的基本部队，就是闽浙沿海的水上人家。卢循失败之后，这支水上人家一直活动于闽浙沿海，被史家称为“游艇子”。在隋代，他们一度支持王国庆等人的叛乱。《太平寰宇记》记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唐武德八年，都督王义童遣使招抚，得其首领周造夌、细陵等。并受骑都尉，令相统摄，不为寇盗。贞观十年，始输半课。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鸟了船。”
这些“白水郎”，即为后世的“疍家”。
如上所述，疍家人一生都生活在船上，他们在台湾海峡的岛屿上航行，对中国沿海的航线十分熟悉。实际上，他们还向东南亚航行，所以，迄今为止，东南亚诸国还有许多来自中国的疍家人族群。唐宋时期，北方汉族大举南下闽浙沿海，与疍家人相互融合，因而也继承了疍家人的海洋文化，从而揭开了中国海洋文化的灿烂一页。
在东南黄金海岸线的江浙、福建、广东三个地区，福建对外贸易的条件其实不如广东和浙江。广东的珠江口正对南海的南端，来自南亚和西亚的商船过了马六甲海峡之后，便可随着南风北上广州。广州商人要做对外贸易，只要在广州码头上摆一张钱桌，就可收购南亚商船送来的香料等南方商品；浙江的宁波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港口，每年的东北风都会送来朝鲜与日本的商船。福建的港口北不如浙江，南不如广东，地位十分尴尬。然而，这一状况也迫使闽商到海外贸易，主动争取贸易机会。早在唐宋时期，福建人就开始了出海贸易。他们北上宁波，然后从宁波出航朝鲜和日本。据朝鲜人所著《高丽史》的记载：五代两宋时期从宁波到高丽的中国商人，大多是泉州人与福州人。乃至苏轼在其奏疏《论高丽进奉状》中说：“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据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记载，北宋从海上出使高丽的使者，是在宁波雇佣了福建商船，其水手皆为福建人。其时，福建商人也常到东南亚各国贸易，成为经营东南亚商业的一支重要力量。福建商人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起这么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当时对外贸易以招揽海外商船为主，广州和宁波的商人都能在自己的码头收购海外商品，所以将危险的出海贸易让给了福建商人。宋朝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市舶司最大的“德政”就是让泉州的富人下海经商，并让他们招来外国蛮夷进贡。如若不从，要课以重税。在市舶司的逼迫下，造船下海成为福建沿海的习俗。为了完成官府的使命，他们到海外，首先想办法诱惑当地酋长到宋朝进贡，自己也顺便做些生意。福建纲首蔡景芳历年贩卖海外宝货，官府收息达98万贯。
“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贾之于外蕃者未尝有是。”
“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
在他们的带动下，许多外籍商人随船到泉州贸易。其时，福建的人口要比广东多，经济也比广东繁荣，不论是丝绸还是瓷器，福建都有许多精美的产品。所以，外商来到泉州，能采购到比广东更好的商品。这样一来一往，外籍商人都习惯性地到泉州来经商。某年，大食巨商蒲罗辛载乳香至泉州，官府抽解得30万缗
，这类商人还很多。叶廷珪《海录碎事》：“百蛮之賮，五天之珍，每岁山积”。
这样，泉州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在宋元之际，泉州已经成长为东方第一大港，引起马可波罗的羡慕。尤其是在元代，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汇聚于泉州，使泉州人的商业文化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
明朝实行的海禁，使中国对外贸易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明朝所设三个市舶司中，宁波市舶司因日本人滥用武力最终关闭；福建市舶司贸易对象只剩琉球一个，不能满足福建商人的需求；即使是广州市舶司，也因官府限定东南亚诸国的进贡次数而受到制约。对于地大物博的明朝来说，对海外商品的需求量不大，所以，即使限制对外贸易，也无碍国内的商品流通。因此，明朝的海禁之令下达后，在各省都得到贯彻，山东、江南、浙江的对外贸易基本断绝，福建与广东境内，则屡屡爆发反抗事件。仔细排列《明实录》及福建地方志的记载，可以从中得知：即使在明朝海禁最严厉的时期，也未能禁绝漳州人的“通海”行为。事实上，明朝的水师不是漳潮海上武装的对手，他们不仅在海上多次战败，而且，他们所盘踞的水寨，也经常被海盗们围攻。
更为糟糕的是，明朝漳潮地方官不是将这种状况如实地上报朝廷，许多时候是瞒报，或是尽量轻描淡写，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反正朝廷的官员高高在上，难得下去视察。这样，明朝严厉的海禁网络在闽粤边界被撕裂了一个缺口，此地的民众通过非法或是合法的关系，进行私人海上贸易。朝廷对这些“天高皇帝远”的地区视而不见，无可奈何。更因为其他地区的对外贸易都因海禁而停顿，促成了中国私人海上贸易控制于漳潮人手中的状况。
明代中后期，明朝允许福建的漳州开放月港进行对外贸易，而广东潮州因海盗活动猖獗，对外贸易受到官府的压制。明代的广东官府采取“许进不许出”的政策，就是允许外商到澳门贸易，但不许广东人到海外贸易。这与福建官府“许出不许进”的政策刚好相反。福建的月港允许福建商人到海外贸易，但不许外商到福建贸易。不同的政策导致双方的对外贸易发展趋向不同，福建商人大举出国，成为东南亚、东亚各港口中国商人的唯一代表，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定居于外港，成为中国最早的华侨。由于福建商人与殖民东南亚各国的欧洲商人往来较多，他们还成为欧洲商人与中国贸易的主要中介人。南安人郑芝龙是他们中间最杰出的代表。
广东方面，由于官府禁止广东人出海贸易，所以，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主要表现于广州及澳门口岸的对外开放。其时，葡萄牙商人乘机在澳门建立据点，掌控了广东对外贸易的主要部分。不过，他们对华商业主要依赖福建商人为其中介。所以，广东的对外贸易逐渐落入福建商人的掌控之中。
可见，正是因为明朝的海禁，给福建商人垄断中国对外贸易带来了机会，而福建商人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领域中的佼佼者。一般认为，明末清初的海洋是福建人的时代。
清朝在统一台湾之后，取消了海禁，中国沿海各地的海洋文化得以发展。然而，由于明初至清初三百年的海禁，各地传统海洋文化消失。多数地区的人们，已经不懂造船和航海了。在这一背景下，福建人大举北上和南下，在各地建造天后宫及码头。就中国的海岸线来看，广东沿海各港口，皆为福建移民居住区域，至今以闽南话为主；海南岛的状况也是如此。而对外贸易最发达的广州城，清代的广东十三行闻名天下，就其籍贯而言，他们大多是闽人。例如在鸦片战争前红极一时的伍秉鉴，号称世界最富的商人，他就是福建同安人。在浙江，沿海岛屿及港口的居民，有三分之二是闽人；清代的上海港，其航运业长期由闽人控制；在山东的烟台、青岛诸港，福建人建造了大型天后宫，辽宁沿海的天后宫，也多是福建商人的作品。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福建人垄断海洋事业的状况延续很久，直到清代中叶，广东官府才开放口岸，允许广东人出海谋生，迨至清末，广东籍华侨才超过福建人。而浙江人大举出洋，则是在民国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福建又走在出海闯天下的前列，在美国、日本等国家，闽籍华侨数量都是最多的。闽人到外地，都以经商为主，他们构成了一张遍布东亚、东南亚的网络，参与各类商品的经营。这张网络，以海洋为其主要分布地，形成了“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福建人，凡有福建人的地方就有妈祖”的状况。
在中国历史上，徽商主要靠食盐垄断发展起他们的事业，最终也因食盐垄断的取消淡逝于历史的长河中；山西票号商人，也因为银行业的崛起，成为历史的过客。闽人所依赖的大海，自古以来都是贸易的主要通道，而闽人掌握的航海技术，一直领先于东亚、东南亚国家，他们在航海的过程中编织了遍布亚洲乃至世界的商业网络，这一网络是闽商赖以生存的根基。闽商在历史上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成为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商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闽商依托大海织成的、遍布世界的商业网络。只要这一网络存在，闽商就永远会有发展的机会。
三 闽商是世界商业文化精华的继承者
商业是一种文化，它由一系列价值观和经商技巧组成。不要以为谁都可以经商并成为巨商，若非在传统商业文化中浸润中潜移默化，福建商人的经营，不会那么顺利。是传统的商业文化给予闽商各种商业技巧，也是传统的商业文化使闽商有了百折不挠的精神，因而他们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崛起，并依托传统的商业文化将困难化解。可见，传统的商业文化，是闽商长久不衰的力量源泉。
福建是外国人进入中国时的一扇大门，自古以来就与海外各国保持联系。因而，福建的城市中，常有外国人居所。南朝陈时期，印度名僧拘那罗陀在南安郡建造寺挂锡，欲候船归国，于此地重译佛教名著《金刚经》。据福州发现的唐元和年间的冯审《球场山亭记》，其残文有：“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
这说明有不少海外来人住在福州，乃至福州风俗受影响。大历时诗人包何咏泉州：“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
唐末诗人韩偓咏福州：“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
这都说明早在唐代，就有不少外籍商人来到福建沿海。近年在泉州发现了一座南唐时期的石经幢，上面署名为：“州司马专客务兼御史大夫陈光嗣，州长史专客务兼御史大夫温仁俨”。
可见，当时来到福建的外商不少，乃至福建官方设置了“专客务”这样的官职，专门招待海外商人。
宋朝在泉州设市舶司，并派人到海外招商。《宋史·食货志》记载：绍兴六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
《宋史·闍婆传》又载：“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数往来本国，因假其乡导来朝贡。”
毛旭之所以得到朝廷的赞赏，是因为他带来了海外国家的进贡。由于海外巨商不断来闽，泉州渐有许多番商定居，北宋郑侠的《西塘集》说泉州：“闽山佳处，封疆阔远，人物庶繁，驿道四通，海商辐凑，夷夏杂处。”
南宋时，泉州已出现了蕃坊，“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玻璃、玛瑙、异香、胡椒之属。”
《夷坚志》记载：“政和中，南蕃舶来泉州。”
元代色目人在朝廷理政，泉州的外籍商人更多。马可·波罗说：“刺桐（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泉州市街十分繁华，吴澄说：“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在泉州发现的元代蕃客墓刻石，数以百计。他们财大气粗，令人侧目，蒲寿庚家族集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于一身，“泉人避其薰炎者十余年。”
蒲氏女婿回教徒佛莲，“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他死了后，仅留下的珍珠即有一百三十石。
这些番商过着极为豪华的生活，“满市珠饥醉歌舞，几人为尔竟沈酣”。
元代泉州番商的影响由此可见。
就泉州的考古发掘来看，宋元时期的泉州有天主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佛教等异域宗教传播，它说明来到泉州的番商有欧洲、西亚、南亚、东南亚各地商人。在那一时代，这些商人实际上代表各地海洋文化的最高水平，带来了各自的商业文化。明清之后，大批外籍商人同化于华人之中，他们也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业文化融入闽人的社会。所以，闽人的商业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商业文化的结晶。孙中山在生前常爱说的一个例子是：他在海外的一个码头看到一个闽南小贩与犹太商人竞争，两个斗智斗勇，用尽各种办法，几个月之后，犹太商人自认失败，灰溜溜地搬到其他地方。要知道当时的犹太商人是世界上公认的最精明的商人，也是无往而不胜的商人，不论是在欧洲还是美洲，他们都击败了有政权作为后盾的欧美商人。然而，在东南亚的一个小码头，他们却失败了！是败给中国一个不起眼的闽南人小贩！孙中山从中看到华商百折不挠的坚强性格，坚强了革命的信心，也对中国的未来的发展抱有更大希望。其实，这个犹太人的失败并不冤枉，他所面对的虽是一个小小的闽南商人，但闽南人继承了中世纪最优秀的商业文化，并在这类文化中注入了中国人坚忍不拔的精神。这样看来，犹太商人的失败是很正常的，他败给的是中世纪以来世界上最优秀的商业文化，其中，也包括了犹太人商业文化的结晶。因为，他们也曾是泉州港的客人，曾将犹太人的商业文化带到东方的第一大港。不同的是，闽南人不仅吸取了犹太人的商业文化，还吸收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的商业文化，并以中国的商业传统作为基础，加以融会贯通。所以，闽南人的商业文化是最精彩的。公平地竞争，中国商人不怕世界上任何一个商人集团。历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总之，闽商是中世纪世界商业文化精华的继承者，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也是闽商得以超越众多商帮、长久不衰的原因所在。（《北大商业评论》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