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商不是中国商人集团中最显赫的商帮,却是延续性最长的一个商人集团。它初兴于晚唐五代,成长于宋元,在明清时期壮大,在近代走向世界,在改革开放后登上新的高峰。闽商——它是一个扎根中华,面向世界,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久盛不衰的商人集团。
一 从“男耕女织”到“女耕男商”
中华文化发源于中原的黄土地,在这一片土地上的汉人,并不擅长经商,他们有重农轻商的文化传统,最崇尚“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形态。然而,两晋及唐代中叶以后北方的战乱,使他们无法安居于故乡。于是,他们扶老携幼,向南方迁徙,其中许多人进入闽中,并与当地的闽越人后裔融合,形成了新的福建人。翻开闽人的族谱,其开篇部分一定是说其祖先南迁入闽艰难过程。对于闽人皆说其祖先从北方南下这一点,福建的学者曾表示怀疑:难道南方的闽越男人就没有后裔吗?所以,有一段时间,人们总是说闽人的族谱,关于其祖先的来源,应有些伪托的成份。近年的DNA研究表明,今日闽人中的男性,95%以上都是北方人的血缘;而福建的女性,90%以上是南方血缘!福建人,是“北男”和“南女”的组合。福建人的文化同样呈现南北结合的特点,不仅继承了北方的汉文化,还吸收了南方的闽越文化,从而成为中华文化中富有特色的一支地方文化。
所有到过福建的游客,都承认福建女性的能干。她们下田劳动,上街经商,经济收入不亚于男人,甚至更胜于男人。其实,这是福建自古以来的传统。在闽越人居于多数的时代,其男女分工与汉族不同,汉族的特点是“男耕女织”,而越人的特点是男人打仗、女人耕作、经商。也就是说,越人之俗,女人养家,男人在外面闯祸。男人之间的战争,使男人伤亡率较大,所以,《汉书·地理志》说江南“多女而少男”,其原因在于“江南卑湿,丈夫多夭。”战国时代成书的《周官·职方典》则谓:“扬州之民,二男五女。”其时,闽中属于扬州,女性绝对过剩。古代从北方南下的多是男性,他们进入闽中之后,便与南方女性结合,形成了新一代的闽人。北方汉人一直以勤劳闻名,他们没有染上南方男人喜逸恶劳的毛病,而是勤恳地下田劳动,形成了“男女并作”的组合。“笑说福唐风俗恶,一田夫妇两身泥”
;“种麻卖布皆贫妇,伐蔗炊糖无末游”。
南宋时,祝穆说福州:“市廛田陌之间,女作登于男”。
何乔远说泉州“妇女芒屩负担,与男子杂作”。
兴化府的妇女能干男人所做的一切事。民国《莆田县志》记载:“他邑国民责任皆男子负之,惟莆则男妇并重。田野妇女皆能躬耕,深山妇女皆能樵采。沿海妇女皆能捕鱼,家谕户晓,不烦督促,此全国所未见也。”
其实汀州妇女能干不亚于沿海,杨澜的《临汀汇考》:“闽中风俗之俭,至于妇女务勤劳,无若永定者。每旦戛至锅蓐食,披衣衽,抹花帕罩髻。少长,什伍为侣,樵采一二十里林莽崖谷间,造夕阳衔山,各荷薪刍而返。虽衿绅儒士家不仗婢仆。凡负贩、舂汲、种作、缝纫之事胥自任焉。妇女不能佐子夫衣食成立者,群起非笑之。”
清代一个外省官员作总结:“闽妇最勤苦,乡间耕种、担粪、砍柴等事,悉妇女为之,单裙赤足,逾山过岭,三五成群,有头插花枝而足跣肩负者。”
由于要参加田间劳动,福建妇女不缠足,清初旅游福建的王澐说:“泉漳之间,弓步绝迹。殆南越之遗俗欤。”
其实,泉州与漳州的妇女中,也有一些是缠足的,不过,那只限于大家闺秀。对这些地区妇女来说,缠足是一种“奢侈”的习惯,平民家庭无法供养这些高贵的“娇女”,因而,她们即使羡慕小脚女人,也没有办法模仿。明清时代,缠足习惯流行全国,但在福建受阻,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福建妇女参加田间劳动的广泛性。
其实,福建女性除了下地劳动外,还能上街经商。元代的儒者陈普有一首名为《古田女》的诗,咏及古田女性在街头经商:“插花作牙侩,城市称雄霸。梳头半列肆,笑语皆机诈,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愚夫与庸奴,低头受凌跨,吾闽自如此,他方我何暇?”
该诗统括了古代福建妇女的习俗。她们下田劳动、上街经商,为了家庭,她们抛头露面,在所不惜。这种习俗一直到明清时期仍保留在福建的许多地方。
自南宋以来,福建沿海便成为地少人多的地方,人均占地不到一亩,许多人家只有几分地,光靠农业劳动,无以为生。于是,福建人将女性留在家中,男性到异乡谋生。何乔远说:“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人以一郡,而安平人以一镇,则徽人为多。是皆背离其室家,或十余年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别识。盖有新婚之别,聚以数日离者。”
李光缙也说:“吾温陵里中,家弦户诵,人喜儒不矜贾。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已及弁,往往废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壶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
明代泉州这种“女耕男商”的习俗,逐渐传播到福建各地,成为闽人的传统之一。在这些地方的人看来,男人留在家中是可耻的,“好男儿志在四方”,男人一成年,就要到异乡谋生,他们家中的活,全部由女性包揽。文革之前,福建沿海的许多乡村都找不到壮年男性,下田劳动是女人,下海捕鱼是女人,乃至乡村各级领导,都是女性。对他们来说,男人,只是过年过节才回乡的那一些人。说实在的,没有家乡的女性支撑家庭,福建的男性绝不可能在外面的世界闯出一片天下。闽商的崛起,首先取决于他们特殊的家庭结构——“女耕男商”。
二 闽商与海洋
如果说中国每一个商人集团都有其经营主业,徽商赖以生存的是盐业,晋商发家之本业是票号,闽商的根本在于海洋。
中国是一个海岸线较长的国家,然而,在中国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于长江以南迄至珠江口的黄金海岸线,也就是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四省,其中,又有闽粤二省居于重要地位。在民国时期,中国在外的华侨多数是福建、广东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在闽粤二省中,又以福建人较早从事对外贸易。这有其历史原因。
闽人和粤人历来是中国海洋运输业的主体,早在三国西晋时期,左思的《吴都赋》就说:“篙工楫师,选自闽禺”。此处的“禺”是指“番禺”,即指广东。这说明吴国战舰的水手中,有许多闽粤人。在东晋末年,孙恩及卢循的五斗米教流行于闽浙沿海,卢循后来组成了数十万人的水师,他们乘着数百艘艨艟巨舰,一度打到金陵城下。孙恩、卢循所依靠的基本部队,就是闽浙沿海的水上人家。卢循失败之后,这支水上人家一直活动于闽浙沿海,被史家称为“游艇子”。在隋代,他们一度支持王国庆等人的叛乱。《太平寰宇记》记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唐武德八年,都督王义童遣使招抚,得其首领周造夌、细陵等。并受骑都尉,令相统摄,不为寇盗。贞观十年,始输半课。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鸟了船。”
这些“白水郎”,即为后世的“疍家”。
如上所述,疍家人一生都生活在船上,他们在台湾海峡的岛屿上航行,对中国沿海的航线十分熟悉。实际上,他们还向东南亚航行,所以,迄今为止,东南亚诸国还有许多来自中国的疍家人族群。唐宋时期,北方汉族大举南下闽浙沿海,与疍家人相互融合,因而也继承了疍家人的海洋文化,从而揭开了中国海洋文化的灿烂一页。
在东南黄金海岸线的江浙、福建、广东三个地区,福建对外贸易的条件其实不如广东和浙江。广东的珠江口正对南海的南端,来自南亚和西亚的商船过了马六甲海峡之后,便可随着南风北上广州。广州商人要做对外贸易,只要在广州码头上摆一张钱桌,就可收购南亚商船送来的香料等南方商品;浙江的宁波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港口,每年的东北风都会送来朝鲜与日本的商船。福建的港口北不如浙江,南不如广东,地位十分尴尬。然而,这一状况也迫使闽商到海外贸易,主动争取贸易机会。早在唐宋时期,福建人就开始了出海贸易。他们北上宁波,然后从宁波出航朝鲜和日本。据朝鲜人所著《高丽史》的记载:五代两宋时期从宁波到高丽的中国商人,大多是泉州人与福州人。乃至苏轼在其奏疏《论高丽进奉状》中说:“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据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记载,北宋从海上出使高丽的使者,是在宁波雇佣了福建商船,其水手皆为福建人。其时,福建商人也常到东南亚各国贸易,成为经营东南亚商业的一支重要力量。福建商人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起这么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当时对外贸易以招揽海外商船为主,广州和宁波的商人都能在自己的码头收购海外商品,所以将危险的出海贸易让给了福建商人。宋朝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市舶司最大的“德政”就是让泉州的富人下海经商,并让他们招来外国蛮夷进贡。如若不从,要课以重税。在市舶司的逼迫下,造船下海成为福建沿海的习俗。为了完成官府的使命,他们到海外,首先想办法诱惑当地酋长到宋朝进贡,自己也顺便做些生意。福建纲首蔡景芳历年贩卖海外宝货,官府收息达98万贯。
“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贾之于外蕃者未尝有是。”
“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
在他们的带动下,许多外籍商人随船到泉州贸易。其时,福建的人口要比广东多,经济也比广东繁荣,不论是丝绸还是瓷器,福建都有许多精美的产品。所以,外商来到泉州,能采购到比广东更好的商品。这样一来一往,外籍商人都习惯性地到泉州来经商。某年,大食巨商蒲罗辛载乳香至泉州,官府抽解得30万缗
,这类商人还很多。叶廷珪《海录碎事》:“百蛮之賮,五天之珍,每岁山积”。
这样,泉州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在宋元之际,泉州已经成长为东方第一大港,引起马可波罗的羡慕。尤其是在元代,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汇聚于泉州,使泉州人的商业文化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
明朝实行的海禁,使中国对外贸易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明朝所设三个市舶司中,宁波市舶司因日本人滥用武力最终关闭;福建市舶司贸易对象只剩琉球一个,不能满足福建商人的需求;即使是广州市舶司,也因官府限定东南亚诸国的进贡次数而受到制约。对于地大物博的明朝来说,对海外商品的需求量不大,所以,即使限制对外贸易,也无碍国内的商品流通。因此,明朝的海禁之令下达后,在各省都得到贯彻,山东、江南、浙江的对外贸易基本断绝,福建与广东境内,则屡屡爆发反抗事件。仔细排列《明实录》及福建地方志的记载,可以从中得知:即使在明朝海禁最严厉的时期,也未能禁绝漳州人的“通海”行为。事实上,明朝的水师不是漳潮海上武装的对手,他们不仅在海上多次战败,而且,他们所盘踞的水寨,也经常被海盗们围攻。
更为糟糕的是,明朝漳潮地方官不是将这种状况如实地上报朝廷,许多时候是瞒报,或是尽量轻描淡写,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反正朝廷的官员高高在上,难得下去视察。这样,明朝严厉的海禁网络在闽粤边界被撕裂了一个缺口,此地的民众通过非法或是合法的关系,进行私人海上贸易。朝廷对这些“天高皇帝远”的地区视而不见,无可奈何。更因为其他地区的对外贸易都因海禁而停顿,促成了中国私人海上贸易控制于漳潮人手中的状况。
明代中后期,明朝允许福建的漳州开放月港进行对外贸易,而广东潮州因海盗活动猖獗,对外贸易受到官府的压制。明代的广东官府采取“许进不许出”的政策,就是允许外商到澳门贸易,但不许广东人到海外贸易。这与福建官府“许出不许进”的政策刚好相反。福建的月港允许福建商人到海外贸易,但不许外商到福建贸易。不同的政策导致双方的对外贸易发展趋向不同,福建商人大举出国,成为东南亚、东亚各港口中国商人的唯一代表,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定居于外港,成为中国最早的华侨。由于福建商人与殖民东南亚各国的欧洲商人往来较多,他们还成为欧洲商人与中国贸易的主要中介人。南安人郑芝龙是他们中间最杰出的代表。
广东方面,由于官府禁止广东人出海贸易,所以,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主要表现于广州及澳门口岸的对外开放。其时,葡萄牙商人乘机在澳门建立据点,掌控了广东对外贸易的主要部分。不过,他们对华商业主要依赖福建商人为其中介。所以,广东的对外贸易逐渐落入福建商人的掌控之中。
可见,正是因为明朝的海禁,给福建商人垄断中国对外贸易带来了机会,而福建商人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领域中的佼佼者。一般认为,明末清初的海洋是福建人的时代。
清朝在统一台湾之后,取消了海禁,中国沿海各地的海洋文化得以发展。然而,由于明初至清初三百年的海禁,各地传统海洋文化消失。多数地区的人们,已经不懂造船和航海了。在这一背景下,福建人大举北上和南下,在各地建造天后宫及码头。就中国的海岸线来看,广东沿海各港口,皆为福建移民居住区域,至今以闽南话为主;海南岛的状况也是如此。而对外贸易最发达的广州城,清代的广东十三行闻名天下,就其籍贯而言,他们大多是闽人。例如在鸦片战争前红极一时的伍秉鉴,号称世界最富的商人,他就是福建同安人。在浙江,沿海岛屿及港口的居民,有三分之二是闽人;清代的上海港,其航运业长期由闽人控制;在山东的烟台、青岛诸港,福建人建造了大型天后宫,辽宁沿海的天后宫,也多是福建商人的作品。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福建人垄断海洋事业的状况延续很久,直到清代中叶,广东官府才开放口岸,允许广东人出海谋生,迨至清末,广东籍华侨才超过福建人。而浙江人大举出洋,则是在民国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福建又走在出海闯天下的前列,在美国、日本等国家,闽籍华侨数量都是最多的。闽人到外地,都以经商为主,他们构成了一张遍布东亚、东南亚的网络,参与各类商品的经营。这张网络,以海洋为其主要分布地,形成了“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福建人,凡有福建人的地方就有妈祖”的状况。
在中国历史上,徽商主要靠食盐垄断发展起他们的事业,最终也因食盐垄断的取消淡逝于历史的长河中;山西票号商人,也因为银行业的崛起,成为历史的过客。闽人所依赖的大海,自古以来都是贸易的主要通道,而闽人掌握的航海技术,一直领先于东亚、东南亚国家,他们在航海的过程中编织了遍布亚洲乃至世界的商业网络,这一网络是闽商赖以生存的根基。闽商在历史上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成为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商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闽商依托大海织成的、遍布世界的商业网络。只要这一网络存在,闽商就永远会有发展的机会。
三 闽商是世界商业文化精华的继承者
商业是一种文化,它由一系列价值观和经商技巧组成。不要以为谁都可以经商并成为巨商,若非在传统商业文化中浸润中潜移默化,福建商人的经营,不会那么顺利。是传统的商业文化给予闽商各种商业技巧,也是传统的商业文化使闽商有了百折不挠的精神,因而他们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崛起,并依托传统的商业文化将困难化解。可见,传统的商业文化,是闽商长久不衰的力量源泉。
福建是外国人进入中国时的一扇大门,自古以来就与海外各国保持联系。因而,福建的城市中,常有外国人居所。南朝陈时期,印度名僧拘那罗陀在南安郡建造寺挂锡,欲候船归国,于此地重译佛教名著《金刚经》。据福州发现的唐元和年间的冯审《球场山亭记》,其残文有:“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
这说明有不少海外来人住在福州,乃至福州风俗受影响。大历时诗人包何咏泉州:“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
唐末诗人韩偓咏福州:“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
这都说明早在唐代,就有不少外籍商人来到福建沿海。近年在泉州发现了一座南唐时期的石经幢,上面署名为:“州司马专客务兼御史大夫陈光嗣,州长史专客务兼御史大夫温仁俨”。
可见,当时来到福建的外商不少,乃至福建官方设置了“专客务”这样的官职,专门招待海外商人。
宋朝在泉州设市舶司,并派人到海外招商。《宋史·食货志》记载:绍兴六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
《宋史·闍婆传》又载:“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数往来本国,因假其乡导来朝贡。”
毛旭之所以得到朝廷的赞赏,是因为他带来了海外国家的进贡。由于海外巨商不断来闽,泉州渐有许多番商定居,北宋郑侠的《西塘集》说泉州:“闽山佳处,封疆阔远,人物庶繁,驿道四通,海商辐凑,夷夏杂处。”
南宋时,泉州已出现了蕃坊,“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玻璃、玛瑙、异香、胡椒之属。”
《夷坚志》记载:“政和中,南蕃舶来泉州。”
元代色目人在朝廷理政,泉州的外籍商人更多。马可·波罗说:“刺桐(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泉州市街十分繁华,吴澄说:“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在泉州发现的元代蕃客墓刻石,数以百计。他们财大气粗,令人侧目,蒲寿庚家族集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于一身,“泉人避其薰炎者十余年。”
蒲氏女婿回教徒佛莲,“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他死了后,仅留下的珍珠即有一百三十石。
这些番商过着极为豪华的生活,“满市珠饥醉歌舞,几人为尔竟沈酣”。
元代泉州番商的影响由此可见。
就泉州的考古发掘来看,宋元时期的泉州有天主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佛教等异域宗教传播,它说明来到泉州的番商有欧洲、西亚、南亚、东南亚各地商人。在那一时代,这些商人实际上代表各地海洋文化的最高水平,带来了各自的商业文化。明清之后,大批外籍商人同化于华人之中,他们也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业文化融入闽人的社会。所以,闽人的商业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商业文化的结晶。孙中山在生前常爱说的一个例子是:他在海外的一个码头看到一个闽南小贩与犹太商人竞争,两个斗智斗勇,用尽各种办法,几个月之后,犹太商人自认失败,灰溜溜地搬到其他地方。要知道当时的犹太商人是世界上公认的最精明的商人,也是无往而不胜的商人,不论是在欧洲还是美洲,他们都击败了有政权作为后盾的欧美商人。然而,在东南亚的一个小码头,他们却失败了!是败给中国一个不起眼的闽南人小贩!孙中山从中看到华商百折不挠的坚强性格,坚强了革命的信心,也对中国的未来的发展抱有更大希望。其实,这个犹太人的失败并不冤枉,他所面对的虽是一个小小的闽南商人,但闽南人继承了中世纪最优秀的商业文化,并在这类文化中注入了中国人坚忍不拔的精神。这样看来,犹太商人的失败是很正常的,他败给的是中世纪以来世界上最优秀的商业文化,其中,也包括了犹太人商业文化的结晶。因为,他们也曾是泉州港的客人,曾将犹太人的商业文化带到东方的第一大港。不同的是,闽南人不仅吸取了犹太人的商业文化,还吸收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的商业文化,并以中国的商业传统作为基础,加以融会贯通。所以,闽南人的商业文化是最精彩的。公平地竞争,中国商人不怕世界上任何一个商人集团。历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总之,闽商是中世纪世界商业文化精华的继承者,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也是闽商得以超越众多商帮、长久不衰的原因所在。(《北大商业评论》2010年第7期)
唐代中叶,文学家独孤及评价闽人:“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货产利,与巴蜀埒富。犹有无诸、余善之余俗。”
在这里,他直接将闽人的重商习俗与历史上的闽越族联系起来。闽越人擅长航海,具有重商习俗,二者的结合,推出了闽人经营海洋商业的传统。福建海商是基于本土文化传统发展起来的商人集团。
一 两汉六朝古闽人的航海传统
闽越是汉高祖的封国,首任闽越国王无诸在秦汉之际的战争中一直跟随刘邦打天下,因而得封闽越王。汉武帝元封九年(前110年),闽越国被汉军所灭,其后闽越人逐步融入汉族,但其习俗也被带入南方汉族之中。
越人有着与中原汉族不同的习俗。如果说重农轻商是中原一带流行的观念,那么,这种观念根植于汉人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对土地的忠诚成为人格衡量的标准。他们对商人的贱视,是因为商人过着流浪的生活,四处飘荡,对土地缺乏感情。越人的生活方式不同,越人发源的吴越是江南水国。“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浚流,沉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
因此,吴越文化以水上生涯为其特点,《越绝书》记述越王句践自评越人的习俗:“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
事实上,越人主要生活于溪河之畔、山岭之下,水中的鱼虾蛤贝是他们的主要食物,因此,他们的生活介于农民与渔夫之间,为了寻觅食物,他们经常乘舟往来于河流之上,因而形成了以流动为主的生活方式。《吕氏春秋》云:“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淮南子·齐俗训》也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可见越人生活中舟船使用之广。对商业而言,这些舟船恰是最好的运载工具。闽越人继承了越人水行山处的文化传统。《汉书·严助传》记载闽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史记》记载:“至(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所谓揭扬,即广东潮州境内的揭阳县,余善从福州率士卒八千人航海至揭扬,是一次相当规模的航行。其后,汉武帝“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句章是浙江境内的港口,韩说从这里出发,航行到东冶,这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航行。
闽地归汉之后,东冶成为台湾海峡交通线上的著名港口。当时涉及南海的大规模海上活动,几乎都要经过东冶。
三国时期,东吴割据东南,以水师著称于世。左思的《吴都赋》云:“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责千里于寸阴,聊先期而须臾”。
这说明在吴国时期,它的水手主要来自闽中与岭南。《宋书》记载,吴国在建安郡设有典船校尉,此外,闽中还设有温麻船屯,亦见沈约《宋书》的记载,晋太康四年(283年),在温麻船屯置温麻县。
吴国在闽地设置两大造船中心,说明它对闽越人航海技术的信赖。
吴国建衡元年(269年)冬十一月,吴国曾派大军“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
南朝以后,生活于东南沿海的疍家人成为闽越海洋文化的继承者。宋代的《福州图经》记载:“闽之先居于海岛者七种,泉水郎其一也。”
他们生活在福建、浙江、广东沿海,以船为家,过着打鱼为生的生活。福建史籍记载他们是卢循的部下:“泉郎,即此州(泉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
隋朝灭陈之际,沿海船民再一次出现于史册。其时,隋朝大将杨素进入东南,击败南安豪强王国庆部,“时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为亡命,号曰游艇子。智慧、国庆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说国庆,令斩智慧以自效。国庆乃斩智慧于泉州。”
其中的游艇子,便是后世的疍家人。宋代福建人所造海船与疍船十分相似。据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他在宁波雇佣的福建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挽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可见,这是一种体型狭长、尖底的海船。1974年8月,在泉州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宋代的海船,其水下残长24.20米,最大残宽9.15米,残深为1.98米,复原后,其长度应为34米,宽度为11米,深度为4.21米
,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的福建客舟有些类似。从这些史料与发掘遗物来看,宋代闽船的特点是船身狭长,上宽下窄,吃水较深。这类船型不怕海浪冲击,利于远洋航行。从船型来看,它显然与疍船有一定关系,《太平寰宇记》记载疍家人的‘了鸟船’:“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
,这正是福建海船的起源。
二 唐代的闽越遗风与重商传统
晋唐以来,中原及江淮民众不断南下闽中,尤其是唐中叶乱后,北方陷入长达两百年的混乱,中原民众南下数量和波次都增加了。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次移民活动是唐末光州刺史王绪率数万光州、寿州移民南下福建,而后,其队伍中的王潮、王审知兄弟建立了割据闽中的威武军政权。在这个政权的统治之下,闽人与北方移民融合为新的福建人,成为当代福建人的祖先。从此,福建人作为汉族的一支为世人所熟悉,但其文化中也保留了许多闽越文化的特色。这是我在《福建通史》的唐五代部分及宋元部分所表达的观点。
福建的闽越族血缘,带给了福建人不同于北方的一些习俗。唐代独孤及《送王判官赴福州序》云:“闽中者,左溟海,右百越,岭外峭峻,风俗剽悍。岁比饥馑,民方札瘥,非威非怀,莫可绥也。”
刘长卿的《送乔判官赴福州》:“扬帆向何处?插羽逐征东。夷落人烟迥,王程鸟路通。江流回涧底,山色聚闽中。君去凋残后,应怜百越空。”
他又有一诗:《送张篆之福州谒鲍大夫》:“万里闽中去渺然,孤舟水上入寒烟。辕门拜首儒衣弊,貌似牢之岂不怜。”
皇甫冉的《酬李郎中侍御秋夜登福州城楼见寄》说:“辛勤万里道,萧索九秋残。月照闽中夜,天凝海上寒。王程无地远,主意在人安。遥寄登楼作,空知行路难。”
可见,在唐代官员的眼里,闽中是一个荒凉的蛮夷之地,其风俗与北方不同。唐代中叶,刘禹锡说福建:“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与华言不通。”
唐代的《十道志》论闽中:“嗜欲衣服别是一方”
。其中,福建的重商习俗最为突出。
如前所述,在唐中叶以前,闽人的血缘以闽越人为主。虽然他们的文化已经开始接受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使用汉字,流行中原一带盛行的岁时节日。可是,闽越遗风还是深深地影响着汉唐以来的闽人。南朝陈时期,陈宝应割据闽中,他乘侯景之乱北上会稽:“是时东境饥馑,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并皆自卖,而晋安独丰沃。宝应自海道寇临安、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并奔归之,由是大致赀产,士众强盛。”
按,《陈书》谓陈宝应寇临安等地,这是不对的。因为,陈宝应在彼处,仅是与当地人交易,并未掠夺民众。不过,由于江南正处在饥馑之际,陈宝应带来的粮食卖出高价,并得到大量劳动力。经过这一番买卖,历来被外人视为贫弱的闽中,一时被视为富强之地,兵强马壮,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可见,从商业经营而言,陈宝应不愧是福建历史上第一号巨商,竟能在人心惶惶的乱世看到商机,并果断出手,购得闽中最需要的人力资源。这为晋安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有了这一基础,他也就有了与梁朝高官谈判的本钱。梁朝末年,朝廷权力渐被大将陈霸先掌握,陈霸先为岭南土著,出名后自称为北方大族的后裔。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派人与陈宝应联络感情。陈宝应抓住机会,首先通过陈霸先的关系,让梁朝认可自己继任晋安太守的地位,其后,他又拥护陈霸先上台,取代萧梁,建立陈朝。陈霸先为了答谢陈宝应,不仅与他通谱,还在闽中建立闽州,任命陈宝应为闽州刺史,统辖晋安郡、建安郡和南安郡。闽州,是为福建本土最早出现的省级机构。
以上事实表明,在梁陈之际的动乱中,陈宝应的政治投机是成功的。他的成功,明显有商业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实际上,陈宝应的投机,与战国时代吕不韦的投机有异曲同工之妙。应当说,陈宝应是闽越族后裔最杰出的商人代表之一。
隋代闽中的巫罗俊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商人。李世熊的《宁化县志》记载:“先是,隋大业之季,群雄并起,东海李子通率众渡淮,据江都,称吴帝,改元明政,遣使略闽地。其时土寇蜂举,黄连人巫罗俊者,年少负殊勇,就峒筑堡卫众,人不敢犯,远近争附之。罗俊因开山伐木,泛舟于吴,居奇获赢,因以观占时变,益鸠众辟土。武德四年,子通败死”
。以上记载反映了闽中豪强巫罗俊擅长经商的特质。他与江南大军阀李子通搭上关系后,开辟道路,将本土出产的木材运售于江南都市区域,从而获得大量的资金。这些钱财支撑了他的事业,因而得以坐山观虎斗,在李子通死后,成为唐朝的臣子。在他的照顾下,当地民众安然渡过乱世,迎来唐代的发展。
唐朝的前期,陈元光开发漳州时,也很重视商业。《白石丁氏族谱·懿迹纪》记载:“其西北山峒之黎,林木阴翳不通,乃开山取道,兴陶铸,通贸易,因土民诱而化之。渐成村落,拓地千里,请置郡漳浦,驻刺史以镇压之。垂拱二年己酉,诏陈元光以玉钤卫左郎将为漳州刺史,得专制境内。丁儒以左丞事郎佐郡参理州事,统漳浦、怀恩二邑,至南诏镇,于是,劝课农田,惠工通商。财用以阜,其负固未服者率轻锐捣平之。上下闽广间,始得相安故业云。”可见,发展工商业是陈元光开发漳州成功的原因之一。
唐代福建民间已经有了商人。福州的黄子野是著名的商人。“黄子野,字仲,唐时候官人也。父周,行贾于囗,子野年十三,从之杭州。其父时就他郡,以子野守舍。适王伾微时,覆舟于罗刹江,子野行见之,奋臂大呼曰:‘能生得人者,予百金。’于是渔者得伾,子野即与以舍中装直百金。其父归,大异之。子野曰:‘既身得其名,乃令父丧赢,非孝也。’遂去为人仆赁,主人徽闻救伾事,义其为人;阴倍其偿,乃为小贾之息。久之,既致蓄藏,以其半为亲甘毳费,以其半散之贫交昆弟。”
同时,福建境内也成长起许多商人集团,建州“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
在这些商人身上,已经可以看到闽人的重商习俗。
当时还发生过闽商与荆楚商人在汴京争邸的故事:“荆楚贾者,与闽商争宿邸,荆贾曰:‘尔一等人,横面蛙言,通身剑戟,天生玉网,腹内包虫’。闽商应之曰:‘汝辈腹兵,亦自不浅’。盖谓荆字从刀也’。”
这些都说明闽商在北方市场上是很活跃的。因闽人出外经商多获厚利,唐代中叶,刘禹锡论福建:“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
独孤及评价:“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货产利,与巴蜀埒富。”
这种观念与北方重农轻商的习俗是不同的。
三 唐代闽人的海商文化传统
自从桑原骘藏写作《蒲寿庚考》以来,唐宋时期的蕃商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桑原骘藏有一个观点一直影响了中国海洋史学界:古代中国人不擅长航海,唐宋时期的海洋商业主要是蕃商带到中国沿海的。然而,以上的史料和研究都证明:在唐以前,闽人已经有了航海的传统,而且唐代的闽人也有经商的传统。在这两大文化背景下,海商的出现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唐代闽中已经有了海洋商业和商人。
从市场来看。唐代水运发达,福建与江淮一带常有海上联系。《旧唐书·崔融传》:“天下诸津,舟航所居,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昩旦永日。”
《唐语林·补遗》:“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
福州的北方航道可通往江南、渤海等地。罗隐的《杭州罗城记》道:“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
可见,闽国与吴越之间的海上商业往来十分频繁。据唐大中四年(850年)的《郑季方墓志铭》,泉州郑氏“始自荥阳,迁于闽越,今则为清源人矣。代居闽越为贵戚,郡县以下者不降四五。”郑季方“饶贿货土田爵为豪室,然未尝以骄逸之气加人,细人毕誉。公始以贞慎忠斡闻。会昌中,刺史武功公征之,被以戎服,委军事之。货仍市利以充府库。次升为伍师,递衙前虞副,莆阳镇将,在公行事益谨肃。大中庚午岁,刺史荥阳公择其材,委充浙江东道回易使。其年秋八月十四日,不幸殁于越州会稽县客馆。年六十有一。”如其所云,泉州史官员郑季方被泉州委任为“浙江东道回易军赐使”,其人死于浙江会稽,说明他是专门经营福建与浙江的海上贸易。
唐代游人入闽,常走海路,孟浩然的诗:“云海访瓯闽,风涛泊岛滨”
,说的即是这种情况。
泉州一带也出现了福建早期的海商集团,黄滔的《贾客》一诗咏道:“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
?可见,这是一些敢于冒险的海商。五代时期,杨行密的吴国切断了闽人北上的传统航线。福建海船试图从远海绕过吴国海疆,不断向北方探航,“审知岁遣使泛海,自登、莱朝贡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
这是因为福建商船自福建港口出发后,直接北上山东半岛,直到山东半岛东部靠岸。这一段海程途中多浅滩,福建的尖底船若搁浅便会自行断裂,加上福建水手不熟悉这段海程,所以事故特多。“审知岁时遣使朝贡于梁,阻于江淮,道不能通。乃航海从登莱入汴。使者入海,覆溺大半。”
然而,王审知不顾伤亡继续探航,是因为这条航线对福建来说不仅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还有重大的经济意义。福建对外贸易发达,可是,福建自身的市场有限,只有把从海外进口的奢侈品销往中原,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以故,北方航线实际上是福建商业的生命线,没有它,福建商业利润将削减一大半。五代末期,留从效竭力争取向中原王朝直接进贡,其中也有经济因素在内。在留从效给北周的国书中,留从效提出要在汴梁置邸,便是想在国都获得一个商业立足点。后来,宋太祖答应了这一要求,他给留从效的敕书中写道:“卿远临南服……貔虎之师徒甚众,必资回易,以济赡供……宜新其邸第,庶有便于梯航……今赐青州荷恩禅院,充卿本道回图邸务。”
这些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留从效向宋朝廷进贡的原因。其实,五代时期,闽人常往来于北方与福建之间,例如:周遇“自青社之海归闽。遭恶风,飘五日夜,不知行几千里也”。
经过艰苦的航行,周遇终于回到福建。杨澈“世家建阳。父思进,晋天福中北渡海,因家于青州之北海”。
福建沿海一带的荔枝干、龙眼干、砂糖等商品已经通过海路销售于北方市场。有人记载了闽人与江西人为水果之王而争吵的事:“闽士赴科,临川人赴调,会京师旗亭,各举乡产,闽士曰:‘我土荔枝,真压枝天子、饤坐真人,天下安有并驾者!’抚人不识荔枝之未腊者,盛主杨梅,闽士不忿,遂成喧竞”。
从这段引文里可以看出:闽人宣称荔枝为水果之王,已得许多人赞同,但由于江西人未吃过没腌制过的荔枝,所以不服,与其争辩不已。这表明福建荔枝在五代时,业已腌制贩运,但口味远不如新鲜荔枝。龙眼也可腌制,《清异录》云:“贾人自岭外还,得一枝龙眼,已盐干,凡四十团,共千枚”
。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福建荔枝、龙眼输出的方式主要采用盐腌法。盐腌物质大多可以保存良久,其缺点是失原味。所以,后来这种炮制法被风干法取代,不过,这是后话了。福建的橄榄在北方也被视为珍品。《清异录》云:“唐末群方负固,物产不通,东汉有商归自闽越,以橄榄献于霸君,明日分赐大臣”。
可见,橄榄也是当时福建输往北方的重要商品之一。
当时福建船舶还航至渤海一带的契丹国和渤海国。徐寅的《折桂何年下月中》一诗的序写到:“渤海宾贡高元固先辈闽中相访,云本国人写得寅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赋,家皆以金书列为屏障”。
渤海国位于辽宁一带,当地人并不善于航海,其使者能来到福建,与福建船舶往来于二地之间有关。契丹国里,福建商人亦很活跃,闽国末年,北方后晋与闽国关系恶化,而后修复,其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说法是:闽国使者经常越海通航于契丹,与契丹关系不错,于是,他说动契丹主向后晋国施加压力,迫使其释放闽国使者郑元弼,这一事件反映了福建与契丹之间的广泛联系。
五代时期,闽国与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十分友好,王继鹏与王延羲在位时,新罗国曾派使者赠送宝剑给闽国国王
。民间交往也很密切,玄沙师备在福州安国寺说法,手下有高丽僧人
。新罗国的龟山和尚是福州长庆寺慧棱的弟子
。又如裴长史“失其名,新罗国人,慕华来归,居之建州城中”
。南唐朝廷很尊重他。福建人中也有赴朝鲜的,《宋史·王彬传》记载:“王彬,光州固始人,祖彦英,父仁侃,从其族人潮入闽。潮有闽土,彦英颇用事。潮恶其逼,阴欲图之。彦英觉之,挈家浮海奔新罗。新罗长爱其材,用之,父子相继执国政”
。许多高丽僧人在福建寺院中学经。例如:灵照禅师,“高丽人也。萍游闽越,升雪峰之堂”
。他后在杭州龙华寺开山说法。又如泉州福清院高僧玄讷也是高丽人
,泉州刺史王延彬建福清寺于南安以居之。在长庆慧棱的手下,有一位“新罗国龟山和尚”。
日本各国也有商人和学人进入福建。鉴真大师渡日,是这一时期中日佛教交流的大事,鉴真的弟子中,有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他也是律宗,跟随鉴真在日本传教闻名,是鉴真十八弟子之一。
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日僧圆珍搭唐人钦良晖的船舶入闽,在福州开元寺从中天竺的般怛罗学习悉昙。
唐末,闽籍进士林宽写过《送人归日东》一诗:“沧溟西畔望,一望一心摧,地即同正朔,天教阻往来。波翻夜作电,鲸吼昼为雷,门外人参径,到时花几开。”
这些文化交流大都是与商业相伴而行的。所以,从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也可看到当时海上贸易的兴盛。
唐代闽人也开始走向东南亚。据陈懋仁的《泉南杂志》,“唐设泉州……参军事四,掌出使导赞”
,说明唐代泉州政务中,对外交涉已是很重要的了。唐代的资料表明:泉州南向的海上交通十分发达。咸通年间,一个官员说:“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矣。”
这反映了岭南与福建之间的海上商业联系。五代末,龚慎仪至南汉国的国书中写道:“自泉州航海,不数日至足下国都矣”。
这说明闽粤之间的商业联系是发达的。从广州往南,就可到许多东南亚国家。唐末泉州刺史王延彬在泉州发展对外贸易,“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所谓“蛮舶”就是当地人发往“蛮夷”地方的海船。王延彬“性豪华,巾栉冠履必日一易,解衣后辄以龙脑数器覆之”
,没有在海外贸易中积累的巨额财富,他是没法过这等豪华生活的。
闽国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一直延续下去,留从效割据闽南时,重视对外贸易,“陶器、铜铁,泛于番国,收金贝而还,民甚称便”
。这都是福建人的主动贸易。从《留氏旅谱》看,福建输出的主要有陶器、铜铁等手工业制品。此外,还应有大量的瓷器与丝绸,可惜不见详载。从国外输入的产品以香料、象牙等珍品为主,这可从闽国的贡品中看出,同光二年(924年),王审知向唐王朝进贡的产品有:象牙、犀珠、香药;天成二年(927年),王延钧遣使进贡犀牛、香药等海外珍品;四年(929年),再次进贡犀牙、玳瑁、真珠、龙脑、白氎、红氎、香药;长兴元年(930年),他又进贡象牙、药;王继鹏继位后,立即向后晋进贡,贡品中有象牙二十株、香药一万斤;后晋天福六年(941年),王延羲向后晋进贡的海外奇珍有:象牙二十株、乳香、沉香、玳瑁等;陈洪进进贡北宋的物品有:瓶香万斤、象牙两千斤,香两千斤等
。这些物品大多是供统治阶级消费的奢侈品,除了进贡之外,多数海外奇珍应是福建商人销往国内各地,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由此可见,唐代福建人已经在经营海上贸易,他们开拓了从福建直上山东半岛的航线,在此基础上,他们与渤海沿岸的新罗、渤海、契丹等国也有往来。在福建之商,福建商人不仅到广东贸易,而且还继续南下,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也有贸易。我认为,自汉晋以来,闽人就有广泛的海上活动,迄至唐代,民间商人已经出现,在这些背景下,唐代闽中海商的出现已经是顺其自然的。同时代蕃商的贸易可以看成福建人经营海洋商业的助推器,但不能说,没有蕃商就不会有福建海商,因为,闽商有其经营商业的文化传统,尤其是福建至北方的航道,大都是闽人自行经营的,这条海道上蕃商的活动很少,它的成功,反映了福建海商自身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