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传播媒介一直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它与这个世界、与他人，甚至与自我进行交往与联系，借此拥有存在感。传播媒介的形态始终处于变迁之中，并以加速度的方式日新月异，带给本世纪人们各种全新的体验：传统的电视黄金时段，更多的人坐在了电脑前；用手机上网发微博的用户越来越多了；一些人读起了电子书，一些人依旧愿意购买纸媒。在这个媒介丰富的时代，人们拥有了更多选择。

如果上溯到一个世纪前甚至更早的时期呢？晚清与民国时期的人们，可供选择的媒体颇为单调，只有报纸、杂志和书籍，广播还要再晚些才能出现。在我们看来，这种局面似乎乏味得很。其实不然，这些媒介形态在当时可说是正逢其时，风生水起，演出了一幕幕热闹非凡的场景，读完本书，读者或许会有这个认知。

熟悉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大都会注意到租界这一事物与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之间有特别关系。学界认可的说法是：中国古代并未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而是直到近代才由西方殖民者和传教士带入。早期中国的报业中心在香港与广州，而后转入上海，并迅速在上海生根、繁荣、扩散。近代中国，除北京因为首都之故报业较为发达，广州是最早接触近代报刊的地方之一外，凡新闻业发达的地方，几乎都是租界发达之地。

纵观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上海的地位非常特殊，它是全国的新闻舆论中心，有最繁荣发达的报业，不少类型的报刊从这里发轫，外国在华报刊数量也最多。据统计，辛亥革命前全国所出版的中文报刊，有近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许多报纸具有全国影响力。而在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例如报刊从舶来品向中国化的发展，政论报刊向政党报刊转变，通讯社的首创，先进印刷技术的引进和更新，民营商业大报的发展，等等，上海也无一不处于领先地位，成为近代中国新闻传播的中心，同时向全国辐射；而在天津、汉口等地，租界也成为华北、华中的新闻传播中心；在印刷媒介繁荣的同时，新的传播技术如广播无线电、电影等也最早在租界内得到应用和推广。

租界的开辟与存在，对近代中国的新闻传播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租界无疑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是近代中国的屈辱，不过，正如马克思所说：“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行动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定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结果”，租界的存在，客观上为新闻传播业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发展环境：租界的商业社会环境为新闻传播的产生提供了契合的生长点；人口增长与移民社会的形成，促进了大众读者层的产生与传播者群体的形成；近现代交通邮政事业进一步推动了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各种新传播技术都首先在租界应用推广，使新的媒介形态不断产生与发展；中国官方、租界当局、外侨及中国人等都在界内创办媒介，争夺传播权力；租界的特殊政治与法治环境，使新闻传播有相对更多的自由，但同时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控制。以上种种，使得租界内的新闻传播媒介，不仅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呈现独特的面貌，其生存环境、发展脉络、规模、种类、社会控制机制，都有突出的特点，成为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一个特殊的种群。

本书所设定的选题及研究目的，就是对一百多年里，在租界，这一特定时间与空间里的新闻传播发展的轨迹、传播的形态、传播的社会控制等方面进行整体描述与分析。虽然租界确曾对近代中国新闻传播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切勿忘记了 1896 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施高塔说过的话：“这个租界是为西人开辟的，不是为华人开辟的”，租界始终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是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阵地，中国人虽然为租界建设付出了巨大劳动，在租界也拥有了不少新闻媒介，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人在租界的长期低微的政治地位，只有赶走侵略者，推翻帝国主义，中国人民才可能当家做主，掌握自己的话语权。这一点，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或将来，都是一样的。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与新媒体的崛起，新闻与传播学日益成为显学，对传播史的研究也越来越活跃，出现了多种论著，研究的视角和眼光也日益宽广。我特别同意新加坡华人学者卓南生说过的一段话：“当新媒体出现时，需要有人及时地研究其形态、特征和影响，‘与时俱进’是时代的要求，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或抛弃对旧媒体的研究，研究者不能成为新媒体或时代的奴隶。”“在进入任何一门学科的领域之前，都必须先掌握有关的历史；只有透彻地了解学科领域的过去，才能准确地把握现在和展望未来。史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这一点并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仍然是这样。”

这几年来，媒介的衍变发展实在让人眼花缭乱，新的传播形态层出不穷，由于工作需要，我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整合营销传播、数字出版等时髦的方向上，但新闻传播史始终是我兴趣浓厚的领域，因为它使人心静、远观、慎思，从而更看清这时代与社会的变迁。想象每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媒介，观花照水地阅览人世风光，纵有太多热闹，都是别人的，属于自己的，多半是轰鸣的印刷机停下后的冷清，电波传送经过夜空时的寂静。我们当怀古典之精神，作现代之追求，谨以此与各位读者共勉。

作者
2012 年 6 月 26 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