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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开埠后，除了近代印刷技术带来报刊、书籍等印刷媒介的繁荣发展，无线电通讯技术带来的电报、广播，其后的电影，留声机、电话、电报、摄影等先进传播技术，也都最先在租界得到应用和推广。
电影是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它面向大众的定位，制作手段的先进，传播信息的迅捷，具有满足观赏需求的艺术魄力，使其在大众传媒中占有重要地位。1895 年 12 月 28 日，法国里昂青年实业家路易·卢米埃尔和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兄弟（Auguste Marie Louis Nicholas；Louis Jean），在巴黎卡普辛路 14 号“大咖啡馆”的地下室里，正式放映《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等影片，标志着电影的诞生。
20 世纪初期上海以租界为城市中心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电影业的发展。上海的城市人口结构以移民为主体，缺乏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和士绅阶级，却形成了其他城市少有的市民阶层及市民文化，他们乐于接受电影这种西方物质文明。多元文化环境使各个国家、不同内容和风格的电影能够进入上海。
众多而密集的人口，特殊而较安定的租界环境，也适合电影的经营。在西方传入的各种艺术形式中，只有电影最为社会大多数所接受，它的传播与普及使“文化”由局域性、贵族性向公共性、大众性演变，这正是其魅力所在。
1896 年 8 月 11 日，上海徐园的“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即卢米埃尔的影片，是卢米埃尔兄弟派来的放映师兼摄影师放映的，这是中国最早放映的电影。时人记云：“上海之有影戏，自清光绪元年二月，为穆宗宾天国丧期内，沪上租界各戏园例遵国制停演，于是有英、法、美三班乘时开演，此为沪上第一次有影戏，亦影戏第一次至中国也。”
同年，天津法国百代公司，在天津法租界天丰舞台（今滨江道滨江乐园）放映“外洋灯影”（即电影），这是天津最早的电影放映。这一西方新事物迅速发展起来，1898 年，已传至九江，当时报载：“九江城内，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假化善堂开演，每人戏资百文，先行买票，……观者咸称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莫不鼓掌称奇。”
1885 年 11 月《申报》曾有多篇报道，介绍曾环游地球的华商颜永京在上海格致书院用幻灯机自演的影戏。颜环游地球“历十数寒暑始返中华，返则行囊中贮图片百余幅，皆图绘各国之风俗人情、礼乐刑政，以及舟车屋宇、城郭冠裳、山川花鸟，绝妙写生，罔不曲肖”。影戏自晚 7 点一直演至 10 点，历时 3 个小时，观众被深深吸引，“皆屏息以听，无敢哗者”。
由于观众多，能容纳百人左右的格致书院大堂内“观者云集，后来者至以不得容足为憾”。
但颜永京在格致书院的映演世界集锦的幻灯片是业余性质，而且仅偶一为之，所以影响不大。
虽然早期上海电影放映的场所非常简陋，放映时间短，仅 15 分钟左右，片子也“大多是破碎不全”，但还是颇有生意，“看的人已经很是满意，营业因此非常发达”。
随着电影的日益普及，外侨在租界内外所建影戏院日益增多，至1936 年上海沦陷前夕，上海的电影业已非常繁荣，全市共有 41 家电影院公开营业，其中公共租界内 26 家，法租界内 11 家，华界内仅有 4 家。
当时的一本电影画报《电通画报》，曾将许多电影院的照片标在一张上海地图上，加有一行大标题：“每日百万人消纳之所！”可见电影的魔力及其在上海市民生活中的地位。
当时所放映的影片内容五花八门，工部局警务处调查显示，1936 年上映的各类影片有 457 种，新闻短片 1211 种。电影中戏剧占 69％，传奇剧占 4％，喜剧占 18％，音乐剧占 5％，探险旅行及教育片占 4％；短片及新闻片中，喜剧及音乐片占 56.8％，旅行片占 0.7％，讽刺画片占 13.5％，新闻片占 18％，教育片占11％。
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占了主要地位，传达不少殖民精神，鲁迅曾这样描述他对好莱坞电影的印象：“看了什么电影呢？现在已经丝毫也记不起。总之，大约不外乎一个英国人，为着祖国，征服了印度的残酷的酋长，或者一个美国人，到亚非利加去，发了大财，和绝世的美人结婚之类罢。”
与电影放映几乎同步，上海也开始了拍摄电影的历程，早期就有一批外国人来到上海租界拍摄风光街景影片，如 1898 年美国汤姆斯·爱迪生公司曾派遣摄影师周游世界拍摄风光，在上海拍摄了《上海警察》和《上海街景》。1901年，美国沃威克公司（Warwick）摄影师拍摄了《上海南京路》。
1908 年意大利人劳罗在上海拍摄了《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后又拍摄《上海租界各处风景》等新闻、风景纪录片。
表2－4 1931～ 1935 年上海电影院分布（单位：家）
资料来源：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1～ 1935 年有关数据统计。
在天津未修建电影院之前，最早放映电影的场所是在一些戏院、茶园、商场空地等，随着电影观众的增多，电影院在天津租界诞生。1909 年（宣统元年）1月，位于法租界铁桥迤南巷内路西的“聚乐平安电影院”开业，同年 9 月 25 日，英籍印度人巴瑞在法租界创建“平安电影公司”，是外国人在天津开设的第一座影院。此后，法租界的“平安影院”“光明社”（后改称光明电影院），俄租界的“奥林匹克剧院”（也称“天升电影院”），德租界的“光陆影院”等一批电影院相继建成，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天津电影院的兴建出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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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法租界居全市之首，先后兴建起 40 多家影剧院，比较著名的除了上述几家外，还有明星电影院、国泰电影院、新中央电影院、天宫电影院、大明电影院、新欣电影院、中国大戏院、北洋大戏院等等。
随着电影院的蓬勃兴起，国外许多电影公司纷纷来到天津。以 1929 年为例，在全年放映的 82 部影片中，有“派拉蒙”24 部，“梅槎”15 部，“福克斯”10部，“第一国家”9 部，“联美”7 部，“华纳”5 部，“百代”3 部，“环球”2 部，“无线电”公司 1 部，英国和法国各 1 部，《大公报》称：“1929 年在银幕历史上可算是有声电影最盛行的第一年”。
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天津的电影院已达 40 多家，电影公司 40 多家，在“华北方面，可首屈一指”，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电影发行放映中心。据当时《庸报》发表的文章称：欧美各影片公司的出品在港沪放映完毕，先运到天津，然后再推销到北京和其他华北重镇巨埠如青岛、烟台、威海卫，以及济南等处。
电影这一传播媒介的繁盛，正如当时《大公报》所言：“在天津市，落子场、评书场，那些只是平民的娱乐场合；小京调。听过梅、杨、余、荀的阔佬们又不屑去捧场；艺术性的新剧，与民众也许没有缘分吧。最能引人入胜的，在此时期，自然是电影事业。”
处于内陆的汉口，接触电影晚于上海、天津。1900 年，美商汇喇洋行在汉口跑马厅（今珞珈山路）上映美国新奇影戏，武汉始有电影。1907 年，在后花楼的洋街口（今熊家巷后正街）才建成武汉第一座影剧院——后花楼影剧团（1909年改名为文明影戏院）。租界区出现的第一家专业电影院则是 1912 年法商在汉口法租界福熙将军街首开的百代大戏院，此后逐渐增多。1917 年俄商在威尔逊街开设维多利亚大戏院，1918 年法商又在法租界福熙将军街开设环球大戏院。在近代汉口电影业的发展过程中，外商起了开拓性的作用，1918 年时武汉有 3 家电影院，全部在汉口租界区。20 年代后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时期，受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外商在汉口的力量有所减弱，一些华商（多为洋行买办）逐步认识到电影作为一种传播与娱乐工具有利可图（以汉口特区 1926 年各项捐税为例，仅电影院每年收银就达 360 两至 900 两），此后，电影事业开始出现华商与洋商的竞争，1927 年，华商与洋商为 4∶5，1928年陡增为 7∶4。
从 1918 年到 1930 年，汉口电影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影剧院大多集中在租界区和特区及其边缘地区。1930 年汉口有专业电影院 11 家，其中 8 家分布在原德租界、俄租界、英租界及其边缘地带。
1931 年后，因洪水与战事，电影业市场凋零，到 1936 年减为 7 家，其中武昌仅余 1 家，其他 6 家电影院分布于汉口方圆一平方公里的租界和特区内。
鼓浪屿公共租界在 20 世纪 20 年代已有“金星影片营业公司”，专营出租影片给各戏院放映。1924 年还有人从上海运来商务印书馆摄制的两部国产片《大义灭亲》、《郑元和》放映。1925 年夏，又有人在中华路旷地搭盖杉棚，作为临时戏院，放映电影达半年之久，观众不少。隔年，鼓浪屿创办第一家电影专业的鹭江戏院，院址在草埔仔，此时厦门的思明、中华、开明等戏院还未出世。此后，鼓浪屿又相继成立“延平”、“屿光”两家电影院。
随着电影业在租界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电影刊物和附刊。1932 年 6 月，上海租界的《时报》、《时事新报》、《申报》等报刊都相继设办了电影附刊。天津则有《电影月刊》、《华北影声》、《银镫》、《银弹》等。
例外的是汉口租界，虽然有影戏院，却没有电影刊物，“真是丝毫都没有，就是大报上也从来没有发现过电影两字”，但是“汉口人民对于看影戏，委实狂热万分”，“凡开映自制影片的时候，总是人山人海，拥挤得水泄不通。”
小报是上海报刊特别的一个种群，其中有不少专门的电影报纸，如《电影周报》、《影戏日报》等，发展至后来，干脆上海的《时报》、《晨报》、《时事新报》、《申报》等“各大报俱增办电影副刊”。不少杂志如 1926 年创刊的《良友画报》等，始终将电影作为重要的报道内容，而长城画片公司、太平洋影片公司、友联影片公司和上海新民影片公司都是该刊的主要广告客户。“当对电影的报道成为上海报章杂志的一大主题兴趣时，电影所赖以发展的观众群也就浮现而固定了下来。”
上海街头还出现了不少电影广告，张爱玲的小说《多少恨》中曾描述：
迎面高高竖起了下期预告的五彩广告牌，下面簇拥掩映着一些棕榈盆栽，立体式的圆座子，张灯结彩，堆得像个菊花山。上面涌现出一个剪出的巨大女像，女人含着眼泪。另有一个较小的悲剧人物，渺小得很多的，在那广告底下徘徊着……
摄影技术最先于租界内推广。西洋照相业传入中国最早的记载是 1844年，当时两广总督耆英赴澳门与法国使臣谈判中法五口贸易章程时，曾与英、法、美、葡四国官员互赠“小照”。但是第一家营业性的照相馆当属 1853 年前后上海出现的“丽昌”照相馆，该馆于 1853 年拍摄的一幅《清朝男仕坐像》至今为人收藏，流传至今的还有一幅上海“公泰”照相馆摄于 1855 年的《妇女像》，
可见这一时期上海的照相馆已不止一家。
摄影对中国百姓来说是颇为惊奇的一件事，王韬《瀛壖杂志》曾对“西人照像之法”大加赞叹。
《中国的租界》一书中收有一幅照片，即是照相术传入中国后，19 世纪末上海租界的百姓在街头观看摄影照片。
随着制版技术的进步，摄影图片开始出现在租界的报刊上。《万国公报》第154 册刊出过清醇亲王的照片，第 155 册刊出过李鸿章的遗像。真正的新闻摄影图片则出现在 1906 年 3 月 17 日《时报》，江西南昌知县江召棠被当地法国传教士行凶刺死，酿成教案，法国方面妄图抵赖，云江是自刎身亡，《时报》特意铸版刊出江遗体特写照片并附说明，3 月 16 日又登凶手照片，5 月 25 日又登江临终前笔据，揭露法国传教士行凶事实。
武汉地区的摄影活动也在汉口租界发端。1861 年，摄影开始传入汉口，自此有了照相馆的设立，留存了不少珍贵历史照片。1911 年，《大汉报》率先刊发了鲍绍轩拍摄的三烈士就义照片。1921 年 10 月，辛亥革命十周年纪念日，《大汉报》刊行《摄影画刊》16 版，登载首义照片 20 幅。1938 年，武汉成为抗战中心后，新闻照片开始大量出现在报刊上，同年 1 ～ 9 月，仅《新华日报》就登有新闻照片 180 幅。
先进的传播技术，不仅在租界的商业和一般民众间得到应用，租界当局也积极使用。租界当局内部信息交流传播采用过电影媒介的形式。1922 年 6 月，工部局总办提议将不同部门的市政活动拍成电影，以便在下届董事会就职后进行放映，“对他们一定有很大好处”，董事会同意提供相当设备以便将电影展示于众。
1932 年 2 月，《大阪每日新闻》（Osaka Mainichi）的代表经由工部局董事冈本先生请求特准拍摄一部“动人的”工部局电影，工部局立即应允了。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认为“迅速传播消息与最新式警务有极重要之关系”，
警务处、巡捕房都装备了所有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技术。1931 年增设了一座无线电站，12 辆巡逻汽车，每辆均装有无线电信接受器，工部局警务处每天派出巡逻车在马路上巡逻，专门收听警务处广播的命令，如某处发生火警或盗劫，巡逻车立即赶往出事地点抢救。这种信息传播形式还被当时租界的报刊注意到，加以利用，如《新闻报》找到广播周波后，派人注意收听，作为采访科的“新闻鼻”。
尽管传播技术还有待完善，民众对新型传播工具的认识还有待更新，但是现代传播媒介已经渗入租界社会的诸多角落了。
随着外文报刊、中文报刊等乃至广播无线电等近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在租界出现并发达，原有的民间信息传播形态也继续存在，例如口头传播、戏曲说唱、茶楼酒肆、集会演讲等，与大众传播媒介并存。这里兹不详述。
[1] 于树香：《外国电影的传入与天津电影业的发展》，
天津日报网，http://www.tianjindaily.com.cn/docroot/200412／01 /wldt/0101019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