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印刷媒介的时代：租界报刊的繁荣

近代报纸出现于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的西方，是“以刊登新闻为主的定期连续向大众发行的印刷品”。 到了 1890 ～ 1920 年的这段时期，被认为是西方印刷媒介的黄金时代，“印刷帝国繁荣昌盛，许多报纸出版商——如威廉·鲁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和洛德·北岩（Lord Northcliffe）——对他们的读者而言，与他们的出版物所及的地区的名人和世界领导人一样有名。” 同一时期，在东方的中国，西方殖民者带入租界的近代报刊，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也已经颇具规模。

租界的百年新闻传播史，基本上是印刷媒介的时代，而报刊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历时最久，影响也最深远。报纸的发展与印刷技术与设备有极大关系，“报纸是印刷机制造的最新奇的产品。随着报纸开始发展出提供新闻和娱乐的功能，它就成了印刷机影响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主要催化剂。” 租界是近代西方印刷技术与设备最早传入的地方，为报刊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较其他地方更为优越的条件。

一、印刷技术的传入与进步

“印刷之于报馆，非特为重要部分，抑且为根本基础。” 马克思对印刷术曾给予高度评价，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一节中说：“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唐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宋代毕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早在唐朝，这一发明就向外传播，因其对文化传播与留存的巨大作用而受到全人类的重视，西方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15 世纪，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版印刷术，印刷技术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闭关自守的封建中国对此却一无所知，尽管雕版印刷仍在印制出版着许多质量可观的书籍，但与西方的出版事业相比，已经是望尘莫及了。“以中国而言，尽管在德国古登堡发明印刷术的 500 多年前，就有了成熟的印刷术，但是它几乎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印刷技术的潜在力量，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中才能发挥出来。”

近代印刷术是从西方输入的，说“输入”，而不说“引进”，因为一开始不是国人主动引进的，而是西方传教士们为了广泛与快速印制《圣经》和各种教义宣传品的需要而带来的。连排印中文，造中文活字，也是由精通华文的西方传教士来干的。 虽然有学者认为，来华传教士主要仍是利用中国现有的印刷网络出版教会书籍，对中国印刷业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 但作为最早来到上海租界的外侨，传教士为传教而出版书报，陆续引入了西方近代印刷业的三大要素石印法、铅印法、蒸汽机印刷等机器与技术。早期外侨在上海创办的出版机构，几乎全由教会人士所办。

最早使用平版印刷机的是徐家汇天主教堂所设土山湾印书馆。该馆于1869 年设立了木板印刷部，1874 年改为石印部平版印刷。1879 年《申报》设立了附属机构点石斋印书局，使用轮转石印平版印刷机，使书籍印刷的效率大为提高而成本降低。

以铅印为主的印书馆有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申报馆、商务印书馆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局是上海最早使用铅印设备的出版机构之一，有英文铅字和中文铅字。墨海书局除出版宗教书籍及科普知识读物外，1875 年创办了《六合丛谈》月刊，不仅是上海最早的近代中文报刊之一，而且还是最早的铅印杂志之一。王韬《瀛壖杂志》曾详述墨海书局的印刷设备与程序，称墨海书馆为西人所设印书局中“最著者”。 当时的人们对墨海书馆的先进印刷器具及技术感到好奇，王韬曾记述说：“印书车床，制作甚奇。华士之往来墨海者，无不喜观，入之吟咏。”

先进印刷技术和设备的运用，极大地促进了印刷事业的发展，降低了印刷出版成本，加快了印刷速度，书报的市场流通和消费规模得以急剧扩大。石印技术由传教士传入多年后，被民间书局用于赢利性生产，造成书报市场的巨大变化。19 世纪 80 年代初，点石斋印书局首先以石印法印刷科举用书、《康熙字典》等，大为获利，投资者接踵而至，促成石印出版业在上海繁盛一时。

受市场吸引，上海周边城市原有的一些历史悠久的印刷机构也向上海转移，上海由此成为新式印刷出版业的中心。印刷技术的进步，使书报成本降低，售价也下降，一些普通人家也可以买得起，促进了书报的流通。交通进步和商品流通的发展，更有助于书报的流通传布。上海的书报产品，也向外地销售。1882 年天津当地官员设一官书局，利用这里的交通便利条件，由南方购运各种书籍，以原价发卖，颇受当地读书人欢迎。

上海租界内较有影响的印刷出版机构除了墨海书馆外，还有 1862 年由福州迁来的美华书馆，1860 年美国传教士范约翰夫妇（ 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 ＆ Mary Farnham）创建的清心书馆，徐家汇天主堂主办的土山湾印书馆，1876 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自筹资金创办并主持的格致汇编社，1887 年英美新教传教士、外国驻华领事、在华外商等创建的广学会，以及 1906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开设的时兆报馆，1915 年美华书局和华美书局开办的协和书局等等。一些外侨还同时创建印刷所，将印刷出版书报作为专门的商业行业加以经营，如 1866 年 4 月英国商人在上海设立的印刷机构同治印书馆，1870 年英国商人别发在上海设立的印刷机构别发印字房，1890 年日人创办的修文书馆，等等。

汉口租界自开埠后，印刷出版事业也日益繁荣。租界内最早的出版机构是1876 年由传教士成立的圣经会，后分为圣教书会和圣教书局，地址在鄱阳街 59号，由英国伦敦会捐筹办。1923 年中华信义会开办信义书局，负责联系自行编译的书刊稿件的付印及出版事宜。除此较大的出版机构外，租界区还有一批较小型的私人开办的印刷机构。一些实力雄厚的报馆也都配有自己的印刷机构。

天津租界的印刷出版事业也较发达。1860 年（咸丰十年）天津开埠后，英、法、美、德、俄、日等相继在天津开办了 30 多家印刷厂，其中半数以上为日人在日租界开设。 晚清时期，天津推行洋务和新政，建立各类新式学校，出版了大批教材、科技书籍。“五四”后，报刊如雨后春笋，出版业繁荣，至 20 世纪 30 年代前几年，出版事业空前繁荣。

以租界为核心的上海地区还集中了一批民族印刷行业的先进分子，他们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人才，成立印刷学术团体，开办印刷技术学校，研制新的印刷设备、器材。正如 20 世纪 30 年代时人所说：“综观此过去数十年吾国印刷术，诚不可谓之无进步。历年派人至东西各国学习考察，同时不惜巨金，延选高等印刷技师，教授艺徒，故数十年间，印刷人才辈出，凡外国印刷之能事，国人今皆能自任之而有余，其技术之精者，直可与外来技师抗衡。”

报刊的印刷出版，还需要纸张、油墨。租界在引入近代印刷技术的同时，对于其他要素，也都有了准备。

公元 105 年，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这是与印刷术齐名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历史上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中国，纸的恩惠只限于特权阶级。文具、书籍是替政治权力服务的媒介。” 在长期的历史中，中国所造的纸与近代意义的大众传媒并无多大关系。另一方面，在近代报刊产生之后，中国传统的造纸是手工操作，所生产的纸张用于书写、包装、传统印刷虽质量上承，但不适宜于近代机器的高速印刷。中国虽是纸的故乡，而到近代，民族造纸业却落后于西方，“制纸手续虽然所差无几，原理几乎是一样，但说到速率，中国纸工，看见外国制纸要快到可惊，正如西洋纸工，看见中国制纸，慢得好笑。”

近代租界的报刊业所需要的纸张大都依赖进口。“凡是印刷上所需要的材料，如印刷机、油墨、铅字、颜色、纸……都要仰给外国。这不独每年漏卮太大，即中国新闻事业基础不坚固，曷胜浩叹！” “报馆需要之物料，纸为大宗，次则油墨，惟二者吾国不能自行供给”，“彼时报纸均用瑞典国所制者”。 用于近代机器印刷的造纸业——机器造纸业，是在西方近代印刷术广泛传入的 19 世纪80 年代才开始逐步发展的。

1882 年，华人曹子挥在上海集资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机器造纸厂——上海机器造纸厂，地址在上海杨树浦。1884 年建成投产后，日产纸两吨，主要是用破布、麻绳、废纸和竹料为原料，生产漂白施胶的洋式纸，但遇到进口洋纸的激烈竞争，致使销路不畅，长期亏损，举步维艰。不得不于 1892 年卖出。 1891 年，我国第一家生产新闻用纸的机器造纸厂“纶章造纸厂”在上海杨树浦建成投产，李鸿章主办。 “报馆与纸厂双方接近，乃有改用国货之决议”， 但事实上，由于国产纸价格贵，质量仍不如进口纸，报刊用纸还是主要依赖进口。从民国建立到 1935 年，中国的机器造纸工业得到了初步发展，上海开办了 22 家造纸厂，在全国居于首位。所生产的纸里就包括新闻纸。“前清末叶，我国各地报馆除香港购用外国报纸外，大都采用国产之赛连纸。旋因赛连纸质薄而软，不堪久用，乃改用国产之毛太纸连史纸等。及后因洋纸输入日多，价值甚廉，各大都市报馆，乃均采用舶来油光纸。继以两面印刷，乃改用报纸。降至今日，全国各地报馆大率均已采用外国报纸矣。”

油墨是近代印刷术中图文复制的转印材料，是近代印刷业发展所必需。西方近代印刷术传入后的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用于近代印刷的油墨全部仰赖进口，耗资甚巨，国人纷纷筹资建立中国自己的油墨制造厂，以打破油墨市场由美、德、日长期占领的局面。“欧战前，我国所用之油墨，多半是日本和德国的货。1914 年大战开幕，德人无暇顾及此，而美人开办之恒丰洋行，遂取德人之商业地位而代之。民国五年的时候，上海印刷界同人看见墨价飞涨及输入日增，于是筹议自制油墨，设立制墨厂，是为我国自制油墨的先声。可惜出货无多，营业不振。民国十年，商务印书馆请德人自制各种胶版、石版、凹版、三色版等油墨，货色不亚于洋货，我国新起之油墨业，这要算是首屈一指的。”

1913 年，上海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近代油墨制造厂“上海中国油墨厂”，创办人叶兴仁系北京清华学堂理科教授，他根据日常研究成果，试制了一种可用于印刷的油墨，分印书、印报两种，销至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北京的《国民公报》、《大国民报》，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采用。到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的油墨制造业已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和规模。

不论是依赖进口，还是采用国产材料，凭借优良的港口位置和外贸中心的地位，上海等租界地都能得到发展近代报刊业所需要的印刷设备和材料。上海还成为印刷设备与纸墨原料的集散地，将印刷文化传播给周边地区，并向全国辐射。1895 年英美传教士在福州设立第一家铅字印刷所——美华印刷所，就从上海招聘了 4 名排字工人及印刷技工；1906 年俄国人在哈尔滨开设远东华字报馆，即委托上海西报馆雇佣排字、印字、铸字工人。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 1935 年的年度报告中，以 1934 年开展并经校订、直到 1935 年 11 月为止的调查为根据，公布在公共租界内开办的各行产业的工厂和工人分布的数字：总计工厂 3，421 家，工人 170，704 名，其中造纸和印刷工厂数为 663，工人数为 17，730 名。工厂数在所有产业中居第 2 位（第一位是机器业，1108 家工厂），工人数居第 4 位（前三位分别是纺织品业 75，242 人、食品、饮料、烟草业 35，886 人，机器业 19，051 人）。 可见印刷已成为租界上一项重要的事业。

二、租界报刊的繁荣

租界的印刷技术、设备与原料的准备，为西方新闻纸的传入与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基础。上海租界开辟最早，1850 年英侨在上海英租界创办了上海历史上第一张近代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此后又陆续诞生了多家有影响的大报，如《申报》、《新闻报》等，成为中国近代报刊中心。1866 年 1 月，汉口英租界建立不久，英人和美人办起了英文《汉口时报》（ The Hankow Times）。天津各租界先后设立后，外国报刊也随着西方侵略势力的发展而出现，1894 年 3 月，天津印刷公司在英租界创办了北方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1902 年 6 月，在中国近代有很大影响的报纸《大公报》在天津法租界创刊。在厦门等外国建立租界的口岸城市，一批中、英文报刊也开始出现。青岛、烟台等类似租界地区也出现了中、外文报刊。自租界开辟至最后全部收回，上海、天津、汉口租界都一直是报刊云集之地。

19 世纪末，近代中国报业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日益普及。1891 年《申报》载文记述中国自通商以来报业的发展状况：“日报之设始于泰西，至各口通商始流传至中国。先是只澳门、香港或一月一出，或七日一出，杂载华洋交涉之事，文理尚不甚详明。嗣是而上海，而汉口，而宁波，而广州，而天津，报馆如林，后先继起，而议论渐求其宏富，事迹争尚夫新奇。各省风行，几如布帛粟菽之不可一日缺。” 这一时期的报纸，从数量上来说已相当可观，1890 年时，仅外国传教士所办各种中外文报刊总数就达 76 家，比 1860 年增加一倍。 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的中外人士所办的中文报刊也有一、二十家。

（一）上海租界的报刊

上海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中西方文化交流也十分活跃，推动了上海新闻事业的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新闻中心。

1850 年英侨奚安门在英租界创办了上海历史上第一张近代报纸《北华捷报》，它也是上海最早出版的英文周报。1864 年 7 月 1 日，报馆又推出日报《字林西报》，《北华捷报》成为《字林西报》的每周附刊。此后，上海租界的报刊进入历史上第一个发展时期，在数量、种类上都居全国之首。至 1895 年，上海创办的报刊多达 86 种，约占同期全国新办报刊总数的 1 ／2。1911 年以前，中国境内出版的 136 种外文报刊中，54 种在上海出版，占其中的 39. 7％，54 种报刊中，英文 34 种，法文 10 种，德文 3 种，日文 7 种。 这些报刊几乎都创办在租界内。全国范围内最有影响的英、法、德文报刊《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中法新汇报》、《德文新报》等均在上海租界内出版。报刊种类，除普通日报、周报外，还有晚报、专业报刊、机关报等。

在外文报刊兴盛同时，中文报刊也在租界内出现。初期是教会所办刊物如《万国公报》等，1861 年后《北华捷报》馆出版中文《上海新报》，是上海历史上第一家中文报纸，到 19 世纪 70、80、90 年代，又有重要的中文报纸《申报》、《沪报》、《新闻报》等创刊。此后中文报刊不断涌现。

当其他城市，包括香港、澳门等地，都仅有数种、十来种报刊的时候，上海的外文报刊、中文报刊都已远远超过其他城市（见下表）。由于报刊媒介的发达，识字阅报的人们信息灵通，20 世纪初上海民间即有谚语“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人们感受到“阅报看书，信息灵通”的好处。

资料来源：《上海租界志》，第 530 页。

这些报刊不仅集中在上海租界，甚至在租界内也形成了某种密集效应。在租界内至少曾有过三处报馆集中地：

1907 年前后，四马路惠福里一带成为报馆集中地。1897 年的《苏海汇报》，后来的《游戏报》、《演义白话报》、《笑报》等相继在此创办，戊戌政变后报馆多搬走或关闭。1901 年后又开设了《选报》、《新世界学报》、《经世文潮》、《大陆》、《同文沪报》等，1904 年狄楚青的《时报》，1905 年《警钟日报》迁来，《南方报》、《政艺通报》、《国粹学报》、《神州国光集》等均在此，1906 年《宪报》，1907年《神州日报》，1908 年《舆论日报》都创办在这里。

在戊戌年间《时务日报》发刊以前，上海已有数家日报报馆所在地都集中在汉口路、山东路一带。最早在此办报的是 1872 年的《申报》，馆址在山东路，1882 年曾迁至三马路，1907 年又迁回望平街。1893 年《新闻报》开业，馆址也在山东路。1899 年《中外日报》也迁入望平街。《苏报》馆原在租界棋盘街一家楼下，后来也迁到汉口路。《上海洋场竹枝词》述：“集中消息望平街，报馆东西栉比排。近有几家营别业，迁从他处另悬牌”。 自《申报》在这里建馆以后，陆续有多家报纸向这里集中。这条不足 500 米长的街道两边，有十几家报馆，著名的先后有《新闻报》、《时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中外晚报》、《大公报》等，形成了一条“东方舰队街”。

报业集中地还有一处，即上海日报公会和书业公所所在地广西路宝安里小花园。1907—1908 年这里先后出版了《笑林报》、《花世界》、《上海》、《风月报》、《国华报》等十余家报刊，1910 年又办起《天铎报》，但大多为小报，大型报纸还是在望平街。《上海》日刊和《天铎报》都在望平街设立发行点。

报馆的密集效应，主要是为了方便报刊发行而逐渐形成的。随着报业发展和上海租界地区的逐步扩大，华界的逐渐繁荣，报贩逐渐按地域或行业各有各的地盘。为了方便报贩发行报纸，各报纸的馆址所在地或印刷发行点总相对集中在某一个地区。望平街报馆街形成后，1909 年后的许多新办报馆也选在附近以方便发行，如《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中外晚报》等。报贩行业还酝酿成立自己的行会组织捷音公所，地点也在望平街。而当资本雄厚的《新闻报》、《申报》馆壮大后新造大楼，遗留原址即为其他报馆迁入。

（二）汉口租界的报刊

汉口租界是武汉近代报刊业的发端之地。汉口开埠后，大批外国传教士、商人、外交人员和冒险家进入汉口。商人为传播消息、沟通商情、研究社情，着手在汉口创办报刊。1866 年 1 月 6 日，汉口英租界建立不久，英人和美人办起了英文《汉口时报》（又译《汉口泰晤士报》）（The Hankow Times），两年后停刊。

1874 年后，英国人相继创办系列近代报刊，如《汉皋新闻》（1874 年）、《开风报》（1875 年）、《新民报》（1880 年）、中文《字林汉报》（1893 年）、《字林西报》（英文，1893 年）、《自由西报》（ The Independent Herald，英文，1893 年）等。大批传教士进入汉口后，为宣传教义，进行西方文化传播与渗透，也陆续创办中文报刊。

从1866 年至 1949 年，外国人在汉办报，历经 80 余年，创办各类报刊、杂志约 50 余种。而在汉外国人聘用中国人创办、以中国人为阅读对象的中文报刊先后达 30 余种。这些报刊大多在租界范围内，部分在租界边缘地带。

汉口租界内不仅有外国教会和商人办的报刊，中国人自办的报刊也后来居上，部分大报在数量和质量上可与外国人办的报刊相抗衡。1873 年，艾小梅创办汉口第一张华人自办的报纸《昭文新报》。1893 年，赣商周崧甫在汉口创办《汉报》。1902 年 10 月，宋炜臣创办《汉口日报》，是以“汉口”命名的首家民办报刊。此后 30 余年间，华人报刊数量远超过外国人所办报刊。至民国初年，汉口有民办报刊 32 种，报馆大多设在租界内。

从汉口开埠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租界全部收回，英租界内共创办报刊 44 种（其中外文报 3 种，1927 年后创办于特三区的有 17 种），此外还有《大楚报》、《江汉晚报》两家日伪报纸；德租界内报刊 4 种（其中 3 种创办于特别区）；俄租界内 6 种（其中 5 种创办于特别区）；法租界内 15 种；日租界内 15 种。 此外租界外围还有《阐道新编》（Religious News）《汉口中西报》等报刊。民初时期，一些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党派团体，凭借外国势力的庇护，在租界内办起报刊。北伐战争前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报人十分活跃，在汉口租界内创办了一系列报刊，不少报刊还由外地迁来。

汉口租界还设立了外埠报纸的分销处，如位于英租界新昌里的大新公司分销上海《商报》，位于法租界的乙海春分销上海《申报》和上海《时报》，位于日租界的川汉路局刘锡三处分销《东方时报》。

（三）天津租界的报刊

在天津，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报刊，也是随着租界的不断发展而兴旺起来的。以报刊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首先在租界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天津凡有影响的报刊无一不在租界创刊。这些报纸种类繁多、发行量大、覆盖面广、影响力强，中文报如《大公报》、《益世报》等都是著名的报纸。

天津最早出现的一份报纸是海关港务部长洛维特主编的《北方邮报》，该报仅在 1880 年（光绪六年）和 1881 年（光绪七年）港口封冻后的两个冬季出版，刊登的也多半是海关贸易与船只往来的统计，至于新闻和事件的报道并没有什么特色。 1886 年 5 月与 11 月，天津最早的正式报纸——《中国时报》（ China Times）的中文、英文版先后出版， 该报是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支持下，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ustav·Von， Detring）和英商怡和洋行经理笳臣（Alexander Michie）创办，大量刊登华北地区的新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早期天津报纸的出版中心在英租界。1894 年（光绪二十年），《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创刊，该报与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关系密切，主要反映英国官方观点，是天津销售量较大的外文报纸。1897 年 10 月 26 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国闻报》也在英租界创刊，是维新派在华北地区创办的主要报纸，也是中国人在天津自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由严复、夏曾佑等人主持编务。

1895 年 10 月 30 日天津德租界刚刚设立，就于同年 11 月 26 日创刊《直报》，是继《时报》之后在天津的又一家外国人办的中文大报，曾连续发表严复的五篇文章：《论世变之巫》，《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诀论》，提倡新学，主张变法改革，为当时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制造舆论，震动全国，报纸纷纷转载，严复声名大振，《直报》的知名度也随之提高。近代著名日报《大公报》（天津），1902 年 6 月 17 日（光绪廿八年五月十二日）创刊，日刊，创办人为英敛之，社址在天津法租界，后迁至日租界，1925 年 11 月 27 日停刊，次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合作接办。

天津租界著名的报纸还有 1915 年出版的《益世报》、《庸报》、《商报》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仅外国人在天津租界办的报刊就达到40 余种。 此外，在租界收回后改设的特一、二、三区，也创办了不少报刊，如《民国日报》，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办于特三区三经路；《快报》，1927 年办于特一区墙子河边（今胜利路）；《合众日报》，1930 年办于特二区兴隆街。 随着报刊在天津租界大量出现，天津成为华北地区的新闻中心。

随着报刊的社会影响的扩大，租界内一些报刊的销售数量持续上升，1877年《申报》每日销量已达八九千份。 《万国公报》1876 年销售量为 1800 份，1897 年已增加到 5000 份。 这些报纸不断更新印刷技术设备，以应付日益上涨的印刷数量，最有代表性的是《申报》。《申报》创刊之初，印刷技术设备十分简单粗糙，纸张也很低劣，随着新闻报道内容的日趋翔实，报纸销数的增加，广告量也越来越大，报纸的张数也随之增加，虽改用外国进口的机器印刷报纸，仍无法根本解决问题。1912 年史量才接办后，遂更新印刷技术，改用手摇平版印刷机印刷。这种手摇平版印刷机在当时是先进的设备，每小时可印全张或半张报纸将近 2000 份。1916 年又从日本购进单式轮转印机一架，每小时可以印刷两张一份的报纸 5000 到 6000 份。《申报》从手摇平版印刷机改为单式轮转印机，印刷技术设备大大改进了一步。

1916 年 11 月《申报》开始在山东路汉口路的转角处建造现代化的五层办公大楼，不久又从美国购进三层轮转印刷机一架及其配套设备，每小时可以同时印刷 12 张 1 份的《申报》1 万份，效率提高数倍。此后又不断进口更加先进的印刷技术设备，为《申报》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上海报馆林立、竞争激烈的推动下，其他各报社也都纷纷更新印刷技术设备、提高效率，如《新闻报》1914年就购进波特式两层轮转机一架，每小时可印报 7000 份，1916 年起又陆续购进三层轮转机，四层轮转机以及配套的其他先进设备，使《新闻报》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其他报纸如《时报》、《时事新报》也积极改善印刷技术设备。上海租界成为报业印刷技术设备最先进的地区，并推动着全国各地报业印刷技术设备的不断更新。

1933 年对期刊界的统计表明：全国共 247 种期刊（根据材料是生活书店的“全国定期刊物一览”第五号和“现代书局经售全国定期刊物表”8 月号，两者间重复的删去不计）：上海 178 种（事实上上海的杂志不止 178 种，根据上海市通志馆对于上海方面杂志的单独调查，当时继续在刊行的，实有 215 种），南京 39种，杭州 10 种，北平 9 种，广州 3 种，武昌 3 种，天津 2 种，镇江 1 种，安庆 1 种，济南 1 种。胡道静评论说：“上海坐着第一把交椅，不是近来的事情，好久好久已这样了。因为在全国中它是最拥有多量的印刷工具者，又是对内对外交通最方便的一个口岸，故输入纸张等原料便利低廉，而印成的东西更容易分送到各处去。再有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因为上述两种缘故的绵延，使上海出的杂志都带有普遍性而不是地方性的，于是尊重了上海出版物的地位。”

（四）其他租界的报刊

1.广州租界

广州沙面英、法租界面积小，且仅允许外侨居住，创办的报纸不是很多。1865 年，沙面租界发行了《中外新闻七日录》，内容为新闻、科学、宗教、杂组等等。

1886 年，邝其照在广州创办一份《广报》，内容有评论、本省新闻、中外新闻、京报转载及货价行情等。1891 年该报被封，当事人把报馆搬进沙面租界，改名《中西日报》，托庇沙面租界外人势力，以避清朝官吏迫害。据《七十二行商报纪念刊》载：“该报发行后，渐肆议论，指摘政治，官无如何，只罪卖报之贫民而捕之耳。”南海县令裴景福附股该报，乃迁回朝天街。1900 年，《中西日报》因登载义和团获胜，八国联军败绩事，被帝国主义迫粤当道查禁。后改名《越峤纪闻》，不久即停刊。

据记载，1925 年时沙面租界内还有英文报纸《广东英文新报》，由于省港罢工影响，租界内外侨大都撤走，于是菲律宾籍业主便将此报转让给中山大学教授伍福焜承办，社址由沙面搬到沙基。

在十三行外国人居留区有不少报馆。《中国丛报》1832 年创刊，1840 年因第一次鸦片战争从十三行地区迁往澳门、香港，1844 年重新迁回到十三行地区。 1843 年还创办了一家《广东探报》。这两家报纸不仅向各国商人提供广州当地新闻，还搜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使外商能更有针对性地拓展中国市场，并为外国政府提供情报资料，作为制定策略的依据。

2.厦门英租界和鼓浪屿公共租界

厦门英租界面积仅 20 余亩，是全国租界中面积最小的一个，以致在很长时期中不少中外人士都忽略了它的存在。但是这个微型租界却很繁荣，对外贸易发达。由于地仅弹丸，难以容纳日益增多的外国侨民，于是大多入居气候宜人的鼓浪屿。鼓浪屿位于福建省厦门市西南向之西，是一个面积约 1. 8 平方公里的椭圆形岛屿。各国驻厦领事也都以该岛为驻地，不少洋行也设立起来。1903年，鼓浪屿成为“公共地界”，此后面貌发生变化，更多的外国侨民在当地建屋居住，众多中国的达官贵人及富商大贾为避民国初期的战乱，也纷纷入岛居住。1903 年，当地共有外国侨民 100 来人，1909 年增至 250 多人。1930 年，岛上共有侨民 567 人，中国居民 20，465 人。 随着居民人口不断增长，界内供应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零售商业发展较快。同时，界内还建成一些作为外侨及“高等华人”消遣场所的俱乐部，以及酒楼、电影院等。

1903 年鼓浪屿成为公共地界后，更多的传教士来到鼓浪屿，创办教会，医院、各类学校更多的传教士，鼓浪屿成为文化教育事业较发达的租界。界内印刷业也较为发达，如龙头街有启新印字馆，中华街有育源铸字厂，兼营印刷。

1902 年 5 月创办的《鹭江报》，是外国传教士早期在厦鼓创立的报刊，报社开始在鼓浪屿鹿耳礁，后迁往厦门卖鸡巷、大史巷。 此外，美国归正教会牧师创办的《闽南圣会报》，社址也设在鼓浪屿。另有《民钟日报》，是东南亚华侨社会和福建省内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地址起初在厦门局口街，1916 年 10 月 1 日出版第 1 号，1917 年 11 月迁到鼓浪屿，后数次停刊、复刊，前后出版达 14 年。

来源：《厦门的租界》（《厦门文史资料》第 16 辑），鹭江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2～ 64 页。

3.杭州、苏州日租界

19 世纪末，日本选择拱宸桥地区作为租界，地处杭州北郊。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等原因，开埠后，拱宸桥地区商业一直没有发达起来，社会畸形发展，烟馆、妓馆林立，乌烟瘴气，三教九流充斥其间。据统计，这一弹丸之地，至民国时期，竟设有各等妓馆 200 多家，暗娼等更不计其数。1927 年创办的《花丛日报》，专刊登妓女消息，内容荒淫下流，庸俗不堪，用以麻醉和毒害中国人民。

1897 年 11 月 26 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杭报》创刊，它是以日本商人加藤能言的名义在日本驻杭州领事馆登记立案的，人们习惯称它为“日商杭报”，是杭州近代第一张综合性新闻日报，社址在拱宸桥，在三元坊开设分馆，出版时间不长。1908 年 5 月 24 日（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浙江日报》创刊，是杭州第一份以《浙江日报》为名的报纸，社址在拱宸桥大马路，主要政治倾向是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的民族革命。对于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各种弊端，尚敢于揭露抨击，辛亥革命杭州光复时停刊。租界地带还出现一些小报，如《西湖报》（1904），《潮声》（1909），都办在拱宸桥地区，专刊登些黄色下流的作品，格调极其低下。

1896 年 9 月苏州日租界正式开埠，日本帝国主义对苏州的经济文化侵略日益加剧。1897 年中国政府又颁布《苏州通商场订定租地章程》，允许各国商民在苏州租地居留。传教士在租界内出版了一些报纸，如《苏州花》、《江苏旬报》、《大苏报》等。

随着各地报刊的发展，兼以维新风气的推动，1898 年，上海、汉口等城市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公共报刊阅览室，它一般由名为“阅报总会”或“阅报公会”的组织，置备各地报刊，向社会公众开放。庚子之后的清末 10 年变法改革，更使一场遍及全国多数地区的阅报讲报活动勃然兴起，活动的实质是以官吏和士绅阶层为主体、以城乡普通群众为对象，通过免费阅读或讲解报章，传播朝廷新制政要、国内外大势、科学知识和社会改良措施，达到启迪民智、开通风气、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

1898 年春，江左汉记书局在汉口创办了阅报总会，其创立告白云：“本局蒙上海等处各报馆委售旬报、日报十余种，类系指陈时务，贯通中西，为有志经世者不可不阅之报。兹特设立阅报总会一所，将各报备齐，以供众览，并备茶水以为消遣之资，尚恳请文人学士随时惠临为荷。本局并可代人定购各报，按期送到，不致迟误。此白。” 同年，上海绅士在沪北西棋盘街金隆里创办了阅报公会，于 10 月 15 日开放，政变后改称阅报公墅。

阅报会先出现在南方，其后又出现在北方。1905 年 4 月，在立宪思潮影响下，北京出现了第一个社会公众的报刊阅览室——西域阅报社，此后社会各界创办报刊阅览室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出现了几十个阅报社和讲报社，使北京的报刊阅览室数量居各城市之首，带动了天津和直隶各地阅报活动的兴起。 北京出现阅报社一个月后，天津人士呼吁：“仿照北京的办法，多立阅报处。” 其后，天津设立了益智阅报社、启文阅报社等。启文阅报社于 1905 年 7 月 20 日开办，地点在东马路一品茶楼东侧。 益智阅报社是个人所创，地址在英租界，专备京、津、沪、粤、南洋各种华字报，纵人观览，不取分文。 鼓浪屿林家近也设立了一处阅书报公所。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从 1901～1904 年，广东、北京、天津、四川、山东、福建等地都出现了阅报会、阅报社、阅报所等团体，而在上海、天津、汉口等租界发达、风气开明之地，阅报机构反而不多。 据学者研究，阅讲报所的地域分布特征，大体以京师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散射，越靠近中心，密度越高，以北京最为活跃，先后开设近 40 处。京师加上近畿的直、奉、晋、豫、鲁 5 省，阅讲报所数量占全国的 63. 8％。 分析其原因，一是上海、天津、汉口等地新闻业发达，民众有相当方便的机会阅报或从他处得知信息，而其他地方的报业相对来说不甚发达，能购买或阅读到外地大报的民众较少，对这类机构的需求就更大。二是戊戌政变后，清政府下令禁报，取缔学会，阅报会虽非正规社会团体，也备受压抑，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由于租界原因，受禁报影响较小，阅报会数量保持稳定。1901 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后，阅报会重新兴起，北京响应积极，各地阅报会数量也有了较明显的增加。

对于这场阅讲报活动，学界给予了较高评价：“清末阅讲报活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报刊与大量普通群众结合在一起，从纵的方向上一直触及到文盲这一最低层次，增强了报刊的涵盖能力，有助于报刊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高。” 对于报刊事业的发展，也是不无裨益的。 HDWP9SRx9QXrW9PxIDFqRgGsyyZm19xyhrqQW6dKLpReu3PUssnbWPWI6ueDci7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