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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经济的繁荣为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物质条件。上海租界尤其发展成为文教最发达的租界。
租界是高素质移民的汇集地。在上海租界数以万计的外侨中，不少人文化程度较高，“大多是商界巨擘和智识领袖”，“较比在他国的一般外侨分子要比较优秀些”。
上海租界是移民聚居之地，江浙籍移民数量居第一。1930 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统计显示，公共租界内华人属江苏省籍的有 50 万人，浙江省籍者约 30 万人，广东、安徽等省籍居民约 17 万人。
江浙地区本是人文荟萃之地，《沪谚》有“文章南北看”之句，意谓“江浙等省，文化早开，非北省所及，故衡文者不可用同一眼光看之”。
1898 年戊戌政变后，各地不满清政府腐朽统治的人士纷纷入居尚可自由言论的上海租界，更使当地成为全国的文化重镇。上海租界对外的影响辐射，又使更多的文化界人士来到这里。文化素质较高的移民聚集，使租界地区居民的文化素质得到整体的提高。
上海、天津、汉口租界的文教事业也较其他城市发达。中外人士在租界内外办起较多的大、中、小学校，特别是传教士，因为“间接传教”的需要，除进行传教事业外，还开办了大量的医院、学校、报刊、出版社、研究社和慈善事业等。至1877 年，基督教在中国办学，已有学校 350 所，学生 5975 人。
从上海开埠到1935 年，天主教在上海共开办中小学共 170 所（其中中学有男校 5 所，女校 5所；高级小学男校 8 所，女校 6 所；初级小学男校 86 所，女校 60 所），基督教在沪开办的中小学，据 1936 年统计，设有中学 21 所。
此外外国传教士还在上海越界筑路区和租界内开办了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东吴法学院等高等学校。租界工部局也办起不少外侨学校和华人中、小学，1931 ～ 1940 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办有 7 所外侨学校，5 所华人中学，7 所华人小学，4 所华人夜校，学生总数最高时达 1 万余人。法租界公董局办有中法学校、法国公学及数所小学校。
在汉口租界，中外人士也办起了不少学校。民初时，汉口的教育已形成一定规模。据民国 3 年的调查，当时汉口有各类学校 30 所，学生 1804 人，教职员工 111 人。
据统计，汉口英租界、俄租界内各有 20 多所学校，德、法租界内各有十余所，日租界内有近 10 所学校。在租界界外还有与租界关系密切的一些学堂。汉口租界区还有高等学府如明德大学。中小学教育也颇发达，至 1933年时，租界内有中学 13 所，学生近 2000 人。
在租界内还有一些私塾，1930 年租界区有 14 所私塾，主要分布在硗口贫民集中区，民国年间在租界逐渐兴起。
天津租界里的学校建立很早，各种类型的学校也很发达，既有教会办的学校，也有普通私人办的学校。20 世纪初，天津租界陡然增多，面积也不断扩大，租界当局为扩大影响，造就一批为租界服务的中国青年，纷纷在租界里开办学校，多以中、小学为主。辛亥革命后，天津地方政府为推广社会教育，在租界里开设了不少补习学校，受到租界当局的支持。这些学校大都师资良好，教学水平较高，吸引了不少学生，生源几乎覆盖了整个华北地区。
汇集于租界的文化界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在界内创办了众多的报馆、书局与文化机构，印行出版了《申报》、《时务报》、《东方杂志》等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出版了大量书籍。
学校的创办、文化事业的兴旺，使租界及其周边的人口文化素质逐渐提高，租界居民在接受西方文化和事物上也比内地更为开放，近代报刊逐渐拥有了一个具一定规模的读者市场。随着工厂的创办，在雇佣工人中逐渐产生了少数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技术工人。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项统计表明，305 户工人家庭支出中有学费支出的占 22. 3％，有书报费的占 33. 8％。尽管属于工人自身文化所支出的仅占极小比例，多为子女所费，
毕竟说明下层百姓也成为了现代新闻媒介的受众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