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人口增长与移民社会的形成

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有广泛的读者群。城市为读者群的产生提供了优越的基础与条件。租界的开埠和商业的繁荣，带来了大量的人口，除了普通百姓，更有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纷纷来此，所谓“四方冠盖往来无虚日，名流硕彦，接迹来游”。 中国人、外国人、商人、买办、传教士、官僚、绅士、富豪、贫民、工人、旧文人、冒险家、流氓地痞，形形色色的人口汇聚租界，近代中国还没有哪个城市像上海的人口结构这样复杂，多层次的人口及其流动又制造了大量信息，产生了传播信息的需要和条件。

近代上海租界是一个东西方的集合体，政治、司法和经济方面的大权掌握在洋人手里，大部分的居民却是华人，这些人口大部分都是移民。上海是近代中国典型的移民城市，真正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人很少，大约只有 20％左右，其余 80％均为外地移民。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定义，“移民”是指个人或团体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地方，凡变换住所已达一定时间的可称人口移动，迁移的人叫做移民。清末上海的移民人口包括来自江浙等省的国内移民和来自海外的国际移民两部分。上海开埠初期的 1852 年人口数为 544，413 人，到清末 1910 年，已达 1，289，353 人，而当时华界人数为 671，866 人，公共租界为501，541 人，法租界为 115，946 人，由此可见所增移民人口主要是在租界。

在上海租界的百年历史中，有两件大事使租界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动，一是1860 年前后的太平天国战事，引起大量中国难民涌向租界，华人社会由此产生；二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大量移民来到上海，外侨社会的内涵因而大为改变。1910 年以前，英国侨民人数一向高居首位，但是 1915 年的人口调查显示，日本侨民在人数方面却后来居上。

移民的动因是多元化的，大致分为被动与主动两种类型。

来源：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 ～ 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172 页。

这种分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类，因为一个移民身上往往可能兼有两种动机类型”。有学者认为，这一分类大致可以认定是晚清的模式，20 ～ 30 年代上海移民动因的多元性与兼容性更为突出，被动移民中既有避难型，更主要是谋生型，而主动移民中则以求发展为主。……大上海的繁华此时早已蜚声中外为人所共知，许多破产农民怀着发财梦涌向上海滩，但也带有相当的盲目性。而富翁们也涌向上海。

上海的移民们远来自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和日本、东南亚，近来自国内各省，特别是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安徽等省，“移民人数多寡与路途远近成正比。国内移民以江、浙、粤、皖、鲁等为主。”

一、国际移民

国际移民的人数在上海移民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但产生的影响却很大。

早期各通商口岸的外侨数量较少，主要从事商业贸易，籍贯主要是英国、美国人。“19 世纪中叶，在中国条约口岸总计大约有 500 名外国人，他们的工作主要在将近 200 个商行里。……其中半数来自英伦三岛，另外四分之一来自印度，总计这些外国人中来自英帝国者达 3 ／4。美国人数目上少些，然而他们的航运业仅次于英国，他们在上海的贸易量几乎达到一半。”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0 年。但是 1915 年的人口调查显示，日本侨民在人数方面后来居上，“日本人来沪较迟，但增加之速度至为可惊。”1870 年（同治九年）日人在公共租界及其界外道路仅有 7 人，但 1880 年（光绪六年）即以 168 人而仅次于英、葡、美。1885 年达 595 人，居第二。后十余年虽曾减少，到 1905 年（宣统二年）又跃居第二，1915 年（民国 4 年）超过英侨 2000 多人而居第一，“从此常居第一，为数且是固定的增加倾向。”

1900 年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共占地 24 平方公里，总人口 44 余万，其中外国侨民有 7396 人，约占 1. 7％。 到 1920 年，据租界当局的调查，在上海外国人总数为 26，869 人，其中公共租界 23，307 人，法租界 3562 人。 1930 年，上海外侨人数已增加到 58，607 人，而国籍几乎遍及全世界，侨民中人数超过万数的有日本和俄罗斯人。至 1942 年，在沪的外国人总数达到 15 万余。

不到 70 年，上海的国际移民增加 500 多倍，这在世界大城市的移民史上是罕见的。除了来租界经商、谋职的主动型移民，也有不少被动型国际移民，主要是来避难的难民。

二、国内移民

租界设立之初，英国领事的本意是将租界内所有土地由外侨逐渐收买，使租界成为一个专门为外侨所居住的区域，因此 1845 年《上海土地章程》规定：“该地域内的本地人民，不得将房屋相互租赁，或再行建造房屋，以租与华人商贾”，“外商不得建造房屋以租与华人或供给华人之用”，租界内实行“华洋分居”原则，除了受雇于外侨的华人之外，其他华籍居民一概不准在租界内居住。1853 年（咸丰三年），租界内只有 500 位华人，其中大部分是洋人的家仆。

近代中国战乱频仍，上海华界及其周边地区大量难民涌入租界，使租界华人人口出现几次剧增高峰。1853 年小刀会起义，县城居民及邻近地主富商为避战火，纷纷进入租界，租界内华人人口激增。“1854 年，大批难民离开刘、陈阿林匪帮占领的县城，涌入两个租界。洋泾浜北边的中国居民，在县城被占领前，只有 500 人左右，现在据第一届董事会的道路委员会提出的正式报告，已经剧增到两万以上。”

1853 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势力席卷东南，江浙等地大量流民涌入上海租界避难。时人记云：“当是时，都人士流亡襁负而来者，络绎于道，顾地为华夷互市之区，五方杂处，重以流民，因而街市之间，肩摩趾接，居室则器杂湫隘，荒地亩辄百余金。” 洋商赶紧抓住这个发财的好机会，建造房屋租给这些难民。在洋商的压力下，华人终于获得官方的允许，只要依照规定的条件就可在租界内定居。据估计，1860 年华人涌入租界的热潮使租界内的华人达到 30 万；1862年第二次热潮使租界内华人达到 50 万。 这个数字大概包括了不少居行不定的流民。据 1865 年法国公董局的一项人口调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内共有外国居民 2757 人，华人居民 146，052 人。 上海租界形成了中国大陆最大的一片华洋混居、五方杂处的特殊区域。

1911 年辛亥革命前后，长江流域各省官吏富室纷纷挟资携眷逃入上海租界。至 1914 年，上海人口达 200 万左右。1924 年齐卢之战（军阀齐燮元与卢永祥之战）使上海周围江浙一带的居民又一次大量避入租界。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大批躲避战祸的华人入租界内定居，也造成租界人口大幅度增加。1932 年，公共租界华人达 1，040，780 人，法租界华人达 462，342 人。1937年 7 月，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租界人口再一次激增。1942 年 2 月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公共租界人口由 118 万增加到 158 万，法租界人口由 47 万增加到 85 万，两租界合计增加人口 78 万多，基本为华人。

从开埠初期到租界史结束，上海人口发展出现了一个急遽增加的局面。人口数量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机械增长即人口迁移所致。

资料来源：张开敏主编：《上海人口迁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第 28页；并参照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一书第 90 ～ 91 页附表 1。该图表转引自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第 40 页。

战乱使租界人口剧增，而租界商业繁荣和经济中心的地位，更吸引了大量移民主动来到租界寻求谋生机会。上海海关税务司的裴式楷（R.E.Bredon）在1882～1891 年的报告书中说：“在上海的中国人中有许多是外地人，他们是被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吸引到这里来的。职员、外语通、经营广州零星装饰品的商人和餐馆老板等，主要是广东人。买办、仆役、船员、木匠、裁缝、男洗衣工、店员则主要来自宁波。侍候外国妇女的大多数女佣人，以及本地人商店的刺绣工和妇女头饰工是从苏州来的。南京的男子经营缎子、玉石、钟表和钻石生意。” 到 1934 年，上海公共租界已设立了 3421 家工厂，工人 170704 名，华界已有2674 家，工人 245664 名。

美国传播学者迈克尔·埃默里（Michael Emery）曾谈到现代报纸的几个要素，以 20 世纪的标准来看，一份真正的报纸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它必须是定期出版的，每日一期或每周一期；它必须诉求读者的普遍兴趣，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兴趣；它必须提供及时的新闻。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纸的诞生，除依靠大量印刷的机械技术外，还必须获得相应的大众读者层，又如，把这二者连结起来的社会交通网络的发达、出版印刷自由的确立等条件，也是不可缺少的。”大众读者群是随 18 世纪末的产业化而形成的，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大批工人。“产业化促进了都市化，都市人口的增多成为都市报纸读者增多的前提条件。这些识字的都市工人们，随劳动条件改善、生活水准提高而逐渐成为巨大的信息需求层，成为 19 世纪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登台的大众报纸的几万乃至几十万读者。” 租界开埠后数十年，到 19 世纪末，大量移民的到来和定居，已经为新闻传播事业读者群的形成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来源：《上海租界志》，第 116～ 117 页。

资料来源：《上海租界志》，第 117～ 118 页。

汉口、天津等地，随着租界的发展、扩张，人口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动乱时期，这种增长更加明显。汉口在明末时已成为工商巨镇，开埠前夕的 1860年，人口有 10 万人。 其人口变化与租界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及其兴衰有密切关系。19 世纪 60～90 年代初为租界初创期，此时汉口仅有英国租界，来汉的外国人大都居住在英租界。1861 ～ 1864 年，外侨由 100 余人渐次增加至 300人。1895～1917 年，为汉口租界扩展期，汉口租界的数量、面积都迅速增加，更多的外国商人来到汉口。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汉口租界成为中立地区，中国商民纷纷在租界地区（主要是英租界）设店开厂，人口增长迅速。此后，汉口租界动荡不安，人口发展亦起伏不定。30 年代，由于时局动荡，法租界成为各国侨民，尤其是中国居民重要的聚居地。

天津租界也存在着洋人和华人两个社会。天津租界皆为各国专管，早期的租界（如英租界）不准中国人居住，但是随着租界的扩展和天津城市人口构成的演变，华人也无一例外地成为各国租界的主要居民。1870 年的天津教案迫使在天津的外侨纷纷由老城区迁入租界，促进了租界的开发。随着租界发展为城市的经济中心，码头、洋行、工厂林立，吸引了大批人口前来居住。同时，由于天津租界的特殊政治地位，一批下野的皇族亲贵、官僚、军阀、政客纷纷来到租界居住，人口不断增长。如下表：

资料来源：石小川编辑：《天津指南》1911 年版，载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天津租界档案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574 页。

在上海、天津、汉口这几处租界，开埠后最早都由外侨居住，随着各国移民的到来，逐渐形成了外侨社会，租界最早出现的近代报纸，主要是由外侨创办的外文报刊。1850 年，即上海租界开埠后第 7 年，上海第一张近代报纸《北华捷报》诞生了。又过了 7 年，上海租界的华人社会已初步形成，上海又出现了西方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er Wylie）主编的综合性中文杂志《六合丛谈》，一般认为是上海最早的中文刊物。1866 年，汉口英租界建立不久，英人和美人办起了英文《汉口时报》（The Hankow Times）。1893 英国人又办起中文《字林汉报》。1886 年（光绪十二年）10 月，天津最早的正式报纸——《中国时报》（ China Times）的英文、中文版同时在天津英租界创刊。20 世纪后，天津租界人口增加迅速，报刊得到了较大发展。外文报刊和中文报刊的繁荣，与租界的拓展、租界内外侨和华人人口的逐渐增加密切相关。 W5XueZK9EfVV7RX/jR7ZYli5GAU3kiRr3e0I9V2jGRX9fu2AbePHwNoKpnp0abj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