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开埠后租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城市工业、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 近代租界的发展与商业繁荣正呈现这样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新闻媒介的发展也与工商业的繁荣密切相关。租界开埠后，繁荣的贸易和商业，需要频繁的信息交流，近代报刊成为不可或缺的传播媒介，而工商业的发展，不仅为传播媒介提供了必要的物资和设备，更为商业性报刊造就了难得的生存环境。

近代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但它的影响的复杂性之一在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当地社会的相对稳定提供了安全保障，这是近代化大工业立足与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原料、劳动力等基本要素集结的基本条件，也是近代工业顺利拓展市场的必要条件。

以上海租界为例，上海早在嘉庆年间，已有“东南都会”、“江海通津”之称， 不仅是沿海贸易的港口，而且是长江航线上的重要商港。鸦片战争前上海附近已有不少大小市镇，上海县城更是人烟稠密，商业兴隆，但与其他有上千年历史的城市比较，还属后起的城市。上海开埠后，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很快成为华东广大地区对外贸易的中心。据统计，开埠后的第二年（1844 年）就有44 艘英国船，运载价值 50 余万镑的商品到上海。1845 年，英国货船进口达 62艘，超过一百万镑的商品，此外尚有 19 艘英国船，2 艘西班牙船及 4 艘其他国家的船只。

1847 年（道光廿七年），“英租界内已开设 24 家外国商行（其中 3 家是美国的），还建起 25 家商店铺、1 家旅馆和俱乐部”。 上海的洋行 1854 年为 120 多家，1876 年达到 200 多家。 1851 年上海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14，702 千元，1860年猛增到 80，545 千元，其中进口贸易额为 36，679 千元，出口额为 43，866 千元，10 年间增长了 5.5 倍。 从 1865 年开始，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对内对外贸易的首要城市，这个地位一直持续到 1937 年都没有发生动摇。上海对外贸易总值通常占全国的 50％上下，在 1870 年等年度还达到 60％以上。

对外贸易刺激了上海商业的繁荣，在很短的时期内，租界就迅速发展起来。一名开埠时曾来过上海的英国植物学家 1848 年重来上海时写道：“使我惊异的是江岸的外观，我曾听说上海已经建造了许多英、美的洋行，我上次离开中国时，的确有一两家洋行正在建筑；但是现在，在破烂的中国小屋地区，在棉田及坟地上，已经建立起一座规模颇巨的城市了。” 1928 年，一名法侨来到上海法租界，他这样表示他的惊叹与赞美：“当第一个法国人来这里居住时，它还是一个布满了沼泽和坟地的荒僻的地方。创建初期的寒伧的‘法国区’今天已经成为这个巨大的上海地区中心的一个繁华的市区，它有自己独立的生活，面积1015 万平方米，人口 354，853 人，街道总长 92 公里，公用事业并不比法国的大城市差，每年预算为 3，816，561 两，即 6，355，000 法郎整。完成这样的业绩花了多少时间呢？还不到 80 年。我们有权利引以自豪。” 到 1933 年，上海共有商业店 7. 2 万户，其中公共租界有 2. 28 万户，法租界有 1. 12 万户，租界商业合计3. 4 万户，占全市商业总数的 47％。 沪谚有“走尽天边，好不过黄浦两边”， 称赞当时上海的繁华景象。

上海成为商业中心，不仅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开埠后外侨的到来，租界之受条约保障也是重要的因素。租界始终以保障通商为基本职能，鸦片战争期间中英谈判以及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内容中，都相当明确地界定了“通商无碍”是开放五口及设置租界的根本目的。

租界不仅保护着外商的利益，对华商私人资本工业投资也起着一定的维护作用，华商也迅速向上海集结。以上海的丝织业为例，上海开埠数年以后各国商人不仅已经日益清楚地了解到上海之“接近产区”，便于丝茧运输，更看重安全的投资环境。特别是庚申（1860 年）前后太平天国起事，使江南丝织业的传统中心南京、苏州、杭州都陷入了战乱，唯有上海因租界缘故，“东南完善者，独上海一隅”， “成为安全的城市，这名声正广为传播”， 当地的丝织机户和织工纷纷迁徙至上海，上海的丝织业于是发达起来。在此后的多次战乱中，上海租界都以其独特的“中立性”保持了安宁，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发展。1883 年有人说：“上海自泰西互市，百业振兴，万商咸集，富庶甲于东南。”

印刷书坊业也有同样的遭遇。江浙地区明清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然咸、同以降，该地区战乱频繁，江南藏书和民间书业坊肆蒙受重大损失。苏州著名的老牌书坊扫叶山房，在太平军攻占苏州后，损毁惨重，1862 年终于迁入上海城内（后又迁至棋盘街 513 号），在松江设立分店，“于上海重整规模”， 此后成为上海出版界的长青树，直到民国时期依然在出书。当时和扫叶山房命运相似又做出同样选择的书坊，实不在少数。如原在无锡的文瑞楼，1860 年（光绪六年）迁入上海；宁波的文玉山房，于光绪七年（1881 年）迁入上海五马路，后又在法租界大马路开设分店。

天津租界开埠后，中外商人不断涌来，商业快速发展。“天津为水陆通衢，旧有客店在西关外及河北一带，约有数十家。自通商后，紫竹林则添设轮船客栈十余家。” 据海关统计，1866 年仅搭乘轮船来津的人数就有 4000 人，1890 年为 284，000 人，1892 年为 31，000 人， 其中多数当为奔走商务的商贾行旅。1867 年，外人在天津开设的洋行已有 17 家（其中英商 9 家，俄商 4 家，德商 2家，美商和意商各 1 家）。 1865 年天津的洋货进口额已超过 1000 万海关两，仅次于上海和汉口，位居全国第三。 1870 年后，由于天津教案影响，界外西人纷纷迁入租界，租界更获发展，紫竹林租界逐渐成为天津的贸易、航运中心。此后天津很快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北方地区的贸易中心。1912 年，北洋军阀“天津兵变”后，华界的商人进一步托庇租界，天津租界的繁盛达到了顶峰，从此成为天津市的中心区。

汉口位于华中腹地，号称“九省通衢”，又得长江、汉水的水运之利，是沟通长江上游和下游的交通枢纽，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是人烟稠密、商铺众多的繁华城镇。开埠后的汉口，随着长江轮船运输业的兴起和京汉铁路的通车，其商业城市的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晚清时期汉口有茶叶、粮食、棉纱、绸缎、五金、颜料、牛皮等近百个商业行业，商家达数千户，其中著名的八大商业行帮盐帮、茶行、药材行、粮食行、棉花行、油行、牛皮行等都有相当规模，各行业年贸易额都达到数百上千万元之巨。 1917 年初，外商开办的各种洋行增至 160 家，工厂增至 50 家。1902 年汉口的对外贸易总值达 1 亿两，1910 年超过 1. 5 亿两，1916 年对外贸易总值远超过天津、广州，达 2 亿两，几乎可与上海并驾齐驱。 “汉口市场之繁盛，不特为本省商人所趋集，其各省商总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立于其间。”汉口的城市地位也直线上升，清末驻汉口日领事水野幸吉称：“汉口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广东，今直位于中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外人艳东洋芝加哥不置。”

商品经济的繁荣，对信息的传播交流提出了要求。“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 报纸在租界的产生及大量生产，正是适应当时租界社会对信息的大量需求，而社会对信息的大量需求，根源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出现。租界内最早出现的报纸《北华捷报》诞生于 1850 年，即是一份为商业发展服务的英文周刊。当时租界外侨不过 200 余人，但是港口每日进进出出的船只数以千计，对于人数不多而为倾销商品奔忙的外商来说，准确的行情、船期报告非常重要，这份报纸的刊登的主要内容正是他们所关心的新闻和商业消息。在此之后，以传播新闻信息，特别是商业信息为目的的报刊在租界内大量涌现，商业性报纸在早期上海租界的报刊中占主导地位。

有学者发现：“由于一偶然的比较，我们惊异地发现上海报刊创办的递增和外贸总额的递增，恰恰几乎是同步的。” 兹引其所绘图表如下：

上图清楚地表明，近代报刊的发展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略有不同的是，外贸总额增长的年份略超前一点，报刊的增长滞后一点，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商品经济的活跃、贸易的发展对传播媒介的需求，有一个反映的过程。

这些商业性报刊主要有如下特征：1，为商业机构（商号、洋行）或商人所办。如《北华捷报》为字林洋行所办，《申报》为英商美查所办。美查原来做茶叶生意，办报后仍兼营其他工厂；2，报纸满足社会对信息，特别是商业信息的需求；3，与宗教刊物的免费赠阅不同，商业报刊以商品形式传播于社会。

租界繁荣的商业活动为报刊提供了足够多的广告，《上海新报》是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经常刊登大量广告，《申报》创刊时广告、行情、船期几乎占了版面的一半。广告对于商业性报刊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满足了商业活动的要求，扩大了读者和广告客户；另一方面，广告成为商业性报刊收入的主要来源，支撑和促进其发展壮大。

“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但使新闻事业的产生有了社会必要，而且为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全部物质手段和提升空间。当时的商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试图尽快得到远方商品的价格、行情，后来的无线电技术在租界的发展正是迎合了这种需要。1923 年初，中国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在上海租界出现，它并不是专为播送音乐而诞生的，创办人奥斯邦（E.G.Osborn）称：“我们要以人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在空中传布新闻消息、证券交易和汇兑价格。” Gz/hbRPn6/WbfWK2QTy3TgrODlZ1G2wSlgUealyLP74Mkpoafv9GYC6h7gSwCbg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