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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维吾尔民俗与文化生态的研究现状

由于维吾尔族民俗与文化生态的理论是建立在民俗文化的学科体系之上的,因此要讨论维吾尔族民俗文化,必须要了解民俗文化的研究现状。

一、关于民俗文化的研究现状

民俗文化学是民俗学界的权威——钟敬文先生最早提出并阐发的概念体系。在1992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民俗文化学发凡》一文中,钟敬文先生对民俗文化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民俗文化的研究范围,总结了民俗文化的特点,分析了民俗文化在民族文化中的位置及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并对民俗文化学的体系结构做了描述,对其研究方法进行了分类。其实,早在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陈勤建主编的《当代中国民俗学》,已从都市、心理、文艺、语言、饮食、理论、应用、本体的角度,将民俗学的研究置于交叉的文化网络中,并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阐释民俗文化的发展状况,不过其中收录的文章只是当时一些民俗学者的初步研究成果,还未形成理论体系。1990年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仲富兰著的《现代民俗流变》则从伦理观念、文化心理、艺术趣味、价值取向、行为模式、思维习惯、人际关系等全面考察了现代民俗文化的流变,对民俗文化的学科建设提出整体构想。

现如今对民俗文化研究的著书颇丰。如1995年,青岛海洋大学出版曲金良著《中国民俗文化论》,从民俗文化的审美世界入手,用文化人类学、文学、美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对传统民俗事项进行了新的阐释,这对民俗文化学科体系的理论建设很有意义。如果说,《当代中国民俗学》开始了民俗文化学的研究萌芽,《现代民俗流变》试图从民俗流变事项,作全面深入的理论思考,《中国民俗文化论》从多学科理解民俗文化的理论,那么2003年至2005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中国民俗学前沿理论丛书,则分别从不同的交叉学科对民俗文化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如顾希佳著的《社会民俗学》采用分析综合的方法,从家庭、村落、民间结社、江湖社会、交际礼仪等方面对民俗社会学的建设做了理论探索;江帆著的《生态民俗学》则全面解读了经济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游艺民俗、符号民俗中的生态蕴涵;徐华龙著的《泛民俗学》分为基础理论与实例研究,从泛民俗学的心理定位、文化特征、研究对象、学科建设等对泛民俗文化提出建设性的理论阐释和实践总结;叶春生主编的《区域民俗学》则对各区域民俗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专家富有见地的区域民俗理论予以介绍,尝试建构我国区域民俗的理论大厦。金天麟著的《群众文化民俗学研究》首先对群众文化民俗学的概念范围、性质任务进行了理论探讨,接着对节日民俗、信仰民俗、衣食住行民俗、婚育寿丧民俗、生产经贸民俗、民间娱乐游艺民俗等与群众文化的内在联系,分类作了详尽的阐述,对群众文化民俗学的确立具有实践意义。

此外,2000年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何学威著《经济民俗学》,讨论了全球经济与多元文化碰撞下,经济民俗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问题;200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靳之林著的《生命之树与中国民间民俗艺术》以纵向横向的视角剖析了生命树中的民俗文化,该著作对笔者提出维吾尔族民俗与文化生态的设想,提供了佐证。可以说,在众多民俗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民俗文化的理论研究不断得到创新和完善。

二、关于维吾尔族民俗文化的研究现状

现今关于维吾尔族民俗文化的研究著书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新疆大学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满教授主要研究新疆维吾尔等民族的民俗文化,他撰写了《维吾尔民俗志》《维吾尔族习俗》《丝绸民族文化视野》和《塔里木文化特征考述》等,编写了《维吾尔文学史》,搜集整理了《维吾尔民间长诗集》《娜芝桂牡》《维吾尔情歌集》等,此外,李国香著《维吾尔文学史》,刘志霄著《维吾尔族历史》,李经纬著《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田为疆著《蒙古时代维吾尔人的社会生活》,拓和提著《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薛宗正主编《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何星亮著《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刘魁立等主编《维吾尔木卡姆研究》,尚衍斌著《西域文化》,王茜、刘国防等著《维吾尔族:历史与现状》,徐清泉著《维吾尔族建筑文化研究》,曹红著《维吾尔族生活方式——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热依拉·达吾提著《维吾尔族麻扎文化研究》,牛汝极等著《文化的绿洲——丝路语言与西域文明》以及马德元等主编的《维吾尔文化史》等。

上述专家学者致力于从维吾尔族具体民俗事项的搜集整理、规范记录、民间文学的介绍研究,民族语言的流变到区域习俗的产生,对民俗传承与保护的建议,以及民俗历史、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内涵都进行了深入的理解和分析,对维吾尔族民俗文化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做出了有创建的探索。其中热依拉·达吾提教授还获得民俗文化研究的最高激励——2008年度“第七届钟敬文民俗学奖”。

近几年一些中青年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分析、概述、报告、汇编等方式,将民俗文化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到维吾尔族民俗文化的不同层面中,对维吾尔族民俗文化学科体系的建立展开了多方位的探索。下面,笔者介绍几篇于写作有所帮助的博士毕业论文。

2001年新疆大学安尼瓦尔·赛买提的博士学位论文《维吾尔民间禁忌研究》 ,作者采用调查、概述、分析的方法,讨论了渗透于维吾尔族民俗生活各领域的禁忌事象,对维吾尔族民俗禁忌文化进行了全面描述。2001年新疆大学帕哈尔丁·伊沙米丁的博士学位论文《维吾尔传统工艺文化研究》 ,从维吾尔族工艺种类、工艺文化层次、工艺民俗意义、工艺现状发展等方面入手,着力于维吾尔族民俗工艺文化的建树。

2002年兰州大学蒋新慧的博士学位论文《维吾尔传统婚俗与传统文化及社会》 ,从伦理道德、宗教习俗等方面专门对维吾尔族婚俗文化作了分析和解读。

2003年新疆大学艾娣雅·买买提的博士学位论文《文化与自然:维吾尔传统生态伦理研究》 ,其上篇是对维吾尔族传统生态思想的溯源,下篇着重阐发了绿洲民俗生活空间里的维吾尔传统生态伦理,其中对维吾尔族民俗生态文化的阐释于本篇论文的助益颇多。中央民族大学2003年孙岿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突厥语族诸民族文化发展研究》 ,从宏观的视角对突厥语诸民族的精神文化、社会文化、宗教信仰文化进行了梳理,有助于从整体发展上理解维吾尔族的民俗文化。

2004年新疆大学艾山江·阿不力孜的博士学位论文《维吾尔族服饰文化研究》 ,从维吾尔族服饰类征解析、服饰审美心理、服饰习俗惯制、服饰现代转型等方面构建了维吾尔族的服饰民俗文化。新疆大学2004年卡丽比努尔·买买提的博士学位论文《维吾尔族精神民俗审美文化研究》 ,从维吾尔民俗审美文化的原始信息,维吾尔族审美心理与精神民俗,维吾尔族民俗审美文化与现代经济文化等几方面解读了维吾尔族精神民俗的审美文化。北京大学2004年刘萍的博士学位论文《麻扎阿勒迪村维吾尔人的亲属制度》 主要立足于维吾尔族亲属制度的文化研究。

2005年新疆大学张勇的博士学位论文《维吾尔谚语研究》 ,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维吾尔族民俗中的谚语文化。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樊传庚的博士学位论文《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从文物民俗学的角度分析了新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和保护。

2006年中央民族大学王海霞的博士学位论文《农村维吾尔族女性的行为特征研究——以库车县牙哈镇克日希两村为例》 ,以具体县镇的民俗文化为考察对象,深入挖掘了维吾尔族民俗中的女性文化。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张国云的博士学位论文《维吾尔人宗教生活的人类学考察——以扎衮鲁克村为个案》 ,从扎衮鲁克村出发,全面探讨了维吾尔族民俗中的宗教文化。

2007年新疆大学买提库尔班·买吐迪的博士学位论文《维吾尔饮食文化研究》 ,从维吾尔族饮食文化的历史、饮食结构种类、饮食器具、饮食精神层次、饮食医学基础等论述了维吾尔族民俗饮食文化。新疆大学2007年努斯热提的博士学位论文《哈密木卡姆文化结构研究》 从哈密木卡姆的生成环境、文本层次、传承发展研究了维吾尔族娱乐民俗中的区域木卡姆文化。

对上述文献的初步了解,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专家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维吾尔族的民俗文化,如对维吾尔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对维吾尔族社会村落的调查,对维吾尔族文献考古的概述,对维吾尔族语言状况的分析,对维吾尔族文化遗产的建议、对维吾尔民族关系与宗教发展的阐释,对维吾尔族具体饮食、服饰、工艺、婚俗、禁忌等的考察,对维吾尔族精神及生态民俗的探寻,对维吾尔族女性文化、娱乐文化、麻扎文化的深层开掘等,虽然学者们深入到维吾尔族民间社会的各个层面作了实践考察和理论总结,但是其中以文化的视角研究维吾尔族民俗文化生态的论著,除了艾娣雅对维吾尔族民俗生态伦理观的详细阐发外,还未成体系,况且生态伦理观只是文化生态的一部分,文化生态的庞杂内容远不是几本著作能概括的。

可以说,当流动不居的民俗文化与不停运转的文化生态相交叉时,必然产生许多空白和未定点,因而,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民俗文化生态中有许多理论亟待完善,它需要不断地更新和发展。

三、维吾尔族民俗与文化生态的研究现状

在研究维吾尔族民俗与文化生态的现状时,我们有必要提及文化生态的研究现状。因为维吾尔族民俗与文化生态关涉到文化生态、民俗文化生态两个研究领域。

关于文化生态的研究现状。

文化生态学“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首先发起,其他代表人物有安德鲁·瓦依达(Andrew Vayda)、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等。文化生态学强调:对文化变迁等方面的解释应到文化对其特殊环境的适应中去找;自然环境不仅允许或阻碍文化发明的运用,而且往往引起具有深远后果的社会适应” 。生态文化源自生态人类学,“‘生态人类学’一词,据知是由美国的维达和拉帕帕特(Andrew P Vayda & Roy A Rappaport)于1968年最早使用的。从学术史上来讲,它由‘文化生态学’发展而来。” 生态人类学侧重于研究“社会的生态学意义,它以狩猎采集民族、农耕民族和畜牧民族等各种各样的社会集团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不同社会集团与各种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并研究观念体系在其中的作用”

由上可知,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虽然都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研究人类文化,有着相同的代表人物,但是二者的研究侧重却不相同。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变迁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生态文化学强调环境的改变对文化生活的影响。两个学科实际上是针对“文化与环境”这一大的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当然以文化为核心的讨论和以环境为核心的研究,最终分别走向了建设人文学科的精神生态与改善地理环境的自然生态。

在我国随着生态环境与民族发展问题的尖锐和复杂,很多学者开始自觉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分析当今的文化现象,并著书立说。如1995年内蒙古大学出版了吴彤著《人与自然:生态、科技、文化和社会》;1996年东北林业大学出版了余谋昌著《文化新世纪——生态文化的理论阐释》;1997年武汉出版社出版了陈敏豪著《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1998东方出版社出版了鲁枢元著《精神守望》;1999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了王维著《人·自然可持续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了王玉德、张全明等著《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刘湘溶著《生态文明论》;2000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徐恒醇著《生态美学》、鲁枢元著《生态文艺学》、雷毅著《生态伦理学》、余谋昌著《生态哲学》;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余谋昌著《生态文化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周鸿著《人类生态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樊浩著《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等。这些著作虽冠以“生态文化”的标题,其研究基点却是找出“文化生态”中失衡的“精神生态”的症结,显然“精神生态”更多地关涉到人文学科中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加深了对文化生态的讨论。如1999年《哈尔滨师专学报》第1期王长乐的《论“文化生态”》中提出,文化生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生态是指由社会环境决定的人民大众的心理状态,其核心为社会公理,是一个社会稳定和存续的基本条件”

2003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邓先瑞在《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中指出,“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 《生态文化》第1期,王玉德在《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辨析》中认为,“文化生态学研究文化的生态背景、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群落、文化的组成结构、文化的网络和链条、文化的变迁等。” 此外,《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2期发表了柴毅龙的《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了孙兆刚的《文化生态系统演化及其启示》,《江汉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了张皓的《生态批评与文化生态》。

2004年,《理论探索》第3期,孙卫卫在《文化生态与先进文化的发展》中解释,“文化生态是指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诸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 李学江在《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论析》中继续阐发了这一认识,认为“所谓‘文化生态’是指文化的生成、传承、存在的生态状况”

2005年,《辩证学学报》第3期中,高建明在《论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中强调,“所谓文化生态是借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文化的一个概念,是关于文化性质、存在状态的一个概念,表征的是文化如同生命体一样也具有生态特征,文化体系作为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体系而存在。” 学者们各抒己见,文化生态的概念也在一次次辨析中逐渐清晰,可是对“文化生态”的解释至今仍未统一。其实,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知识体系,随着人类文化的不断发展,文化生态学概念的界定必然随之更新,但不论如何变化,挖掘和利用文化的生态特性,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将始终成为“文化生态学”关注的核心。

关于维吾尔族民俗与文化生态的研究现状。

维吾尔族民俗与文化生态研究的是维吾尔族民俗文化学与文化生态学的交叉领域,对维吾尔族民俗文化研究的书作尚且不多,对这一交叉领域的研究就更少了,虽然一些书作也多少涉及相关的论述,但是专项致力于此的研究,且对维吾尔族民俗与文化生态阐发较为全面的要数2004年新疆大学出版的艾娣雅·买买提的博士学位论文《文化与自然:维吾尔传统生态伦理研究》。

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维吾尔族民俗学界的中青年学者注意并关注到维吾尔族民俗文化生态的建设,并对此阐述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如2000年《中国林业教育》第6期发表了开赛尔·麦麦提明的《维吾尔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从维吾尔族基本的民俗事项入手初步分析了维吾尔民众保护树木、空气、水源、土地的生态意识;2001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了艾娣雅·买买提的《绿色文明背景上的树崇拜考释——维吾尔木文化解读》,从维吾尔原始思维中的树崇拜到维吾尔民间沿袭数千年的树崇拜民俗入手,分析了源自人们心底深层的绿色意识;2002年《中国民族》第4期发表了铁来提·易卜拉欣的《塔克拉玛干维吾尔人的精神花园》,则从塔克拉玛干维吾尔人的自然风俗述及文学艺术中的塔克拉玛干精神;《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发表了热汗古丽、哈得江的《维吾尔文化中的绿色审美》,从维吾尔人现实生活中绿色文化特征的表现,如行为习俗、庭院布置和家具摆设习俗、服饰打扮习俗入手,探讨了绿色文化特征的根源;2003年《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发表了奇曼·乃吉米丁、热依拉·买买提的《维吾尔族饮食文化与生态环境》,从生态环境入手,分析了维吾尔饮食文化的形成及饮食文化中的社会礼仪;2004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了张昀的《维吾尔族的绿色观阐释》,围绕生态环境,纵观维吾尔族的绿色文化史,展开了对其生态民俗的阐释;2005年《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了崔献勇、海鹰的《新疆维吾尔族生态文化的物质层面浅析》,从自然环境特征,维吾尔族与环境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技能,及维吾尔族与环境相适应的天文、历法和医药知识体系等,总结了维吾尔族生态文化物质层面的特征;2006年《西域研究》第3期发表了奇曼·乃吉米丁的《古代维吾尔族的生态伦理思想——以喀喇汗朝时期的诗歌为例》,分析了维吾尔族代表长诗《福乐智慧》与《突厥语大词典》中收录的诗歌,揭示出维吾尔民众注重环境保护的生态伦理思想;2007年《新疆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了依斯买提·卡斯木的《维吾尔族传统习俗与生态环境》,重点考察了维吾尔传统习俗中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发表了阿布拉江·穆罕默德的《从文艺遗产看维吾尔人的生态意识和环境伦理思想》,以民俗学的视角,审视了维吾尔族文化心理特有的生态环境意识和环境文化;2008年《新西部》第2期发表了努力曼的《维吾尔族传统习俗中的生态伦理观》,分析了维吾尔禁忌、生活、宗教习俗中的生态伦理观。

对维吾尔民俗的生态解读至今仍未停止,专家学者们的热情至少说明一点,维吾尔民俗文化的中的生态属性是其重要特征,固然学者们的积极探索对维吾尔族民俗文化生态学的建设大有益裨,但是其研究现状仍不容乐观。纵观维吾尔民俗文化的研究近况,对维吾尔民俗与文化生态的整体把握,大多处于感悟式、点评式、评论式的甄别、分析、溯源及探讨上。如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上联合检索,先以“民俗”为检索主题词,符合条目的记录有53518条,在该结果中以“维吾尔”为检索主题词,符合条目的文章锐减至331条,若再以该结果用“文化生态”作为检索主题词,则仅剩7条。可见,维吾尔族民俗与文化生态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急需理论体系的构建、调查内容的充实和不断地完善与提高。

四、维吾尔民俗与文化生态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体民族,其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与其他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多次经历了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古老的民族传统、丰富的文化遗产、多种宗教的信仰、多种民族的聚居造就了维吾尔族民俗文化的独有特质。但是,在现代文化背景下,维吾尔族民俗文化也难逃发展的困境,很多民俗实物成了沉睡在博物馆的文物,一大批民俗事项走进了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名单。可是,不了解民俗文化生态内在的运行机制,何谈保护,保护方法和措施的不得力已经使我们失去了很多鲜活的民俗文化,长此以往,所有民俗文化的最后归宿都将是被保护的对象。因此,保护的首要前提是找出维吾尔族民俗文化自在运转的规律,即了解民俗文化生态自新自变的活动法则。

其实维吾尔族独特的民俗文化之所以能代代相传,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文化中蕴含着自调机制,长期的文化实践形成了维吾尔族独有的民俗文化,其内包蓄着各种发展潜力与生态文明,而维吾尔族民俗文化正是在诸多合力的推动下实现了多层面的交流互动。如果说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相处,那么民俗文化的生态平衡则是维吾尔族回归文化自觉意识的重要方式。

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导致人们对现代经济、环境问题的生态关注,民俗文化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特殊的物质与精神的综合创造,是一定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下的产物,其深刻反映了民众的价值观念、信仰观念、审美意识,以及生活方式、造物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因而,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系统、全面地指导民众对自然的改造,以及建立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显得十分必要。将民俗文化纳入“自然—人—社会”的整体构成当中,对于充分认识和协调人与自然、社会、文化以及人自身的关系非常重要,同时也利于民俗文化健康全面的发展。

可是现代化的进程使很多民族地区迅速丧失独具民族风格的文化已成不争的事实。传媒暴力的话语垄断、科技成果的快速普及、民族交往的空前频繁、强势文化的霸权压制、全球市场的经营运作等,使民俗文化的衰退远远大于更新,民族精神的淡化、民族认同的弱化、民族传统的变化、世风民心的异化,使民俗文化生态的精神内核遭受到难以愈合的重创。在这种情况下,若不了解民俗文化生态的运行法则,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盲目开发民俗文化,只会使文化生态的天平更加倾斜,只会加快精神内核的流失速度,因此认识了解维吾尔族民俗与文化生态是保护开发文化资源的首要任务。

当然,健康运转的民俗文化生态可抵抗传承中的异变,又可丰富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菜单。对维吾尔族民俗与文化生态自律性的理解,更易激发民族文化创新的活力。发展的世界和环境,要求文化的创造者以开放的心态、“扬弃”的方式按民族审美意向做出适应时代的调节。调节不是改变,更不是同化,力求思变的文化调适是围绕着民族意识、民族审美、民族传统逐层展开的,而弘扬独特、强调差异的民族意识又离不开丰富多彩的形式,而灵活多样的文化形式又是文化生态信息整合的结果,因此,建设维吾尔族民俗文化,除了加强其自身建设外,还必须建设其特定的文化生态体系。

在建设修复维吾尔族民俗文化生态的同时,我们应意识到,民俗文化资源受破坏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文化生态受破坏引起的。人类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是自然的产物,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民俗文化既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也是人类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相协调的手段和途径,因而民俗文化的性质和特征与人类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现象、文化差异、文化变迁,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所做出的选择。文化生态中的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发展、繁荣的基础,是各民族交流、创新的源泉。所以,正确认识维吾尔民俗与文化生态比任意开发更有利于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

总之,理解维吾尔族民俗与文化生态是尊重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实践起点,其内的环境常识、逻辑思考、文化模式、开放场域等,都是丰富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可以说,维吾尔族民俗与文化生态的共生模式不仅是一种前景辉煌的文化图式,更是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保证。同时,民俗文化生态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也为民族文化的保护建起了天然的绿色屏障。 +FssqYwu2Q3oDq5TyqvzbekLWFgjkI2rQzy8P4i4kxrCzlfLgdpGGBxtm2usb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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