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红军的出现以及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围剿”,引起国内外关注。地处闽浙边境的宝溪民众不断地听到有关红军的信息。宝溪民众亲眼见到红军大部队是在1934年9月。这支红军部队就是寻淮洲、乐少华、刘英、粟裕等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中央苏区红军在长征前夕,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发展,同时为了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于1934年7月以红七军团为主组建了北上抗日先遣队。
这支部队先转战于闽中、闽东,然后沿着闽浙边境向闽北挺进。8月22日,攻克福安县西部的穆阳镇,消灭敌军数百人。8月28日,在浙西南击溃敌一个保安团的拦阻后,又攻克了庆元县城。随后又在竹口打垮了浙江省保安纵队两个团的阻截,俘敌两百多人,缴获步枪数百支,轻重机枪十余挺,迫击炮两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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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遣队于8月31日进入小梅镇,9月2日经野窖进入八都镇。9月3日晨,先遣队离开八都镇,沿公路至上垟,然后沿山路向宝溪进发。
这支部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沿途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先遣队共6000多人,其中非战斗人员约2000人,包括中央派出的一个随军工作团。战斗人员的武器装备不足,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随带的物资却不少,光宣传品就有三百几十担,连同部队的后勤物资及炊事担子,总共有五百多担。部队经岱垟乡木岱村,沿溪进入宝溪乡境内的塘上村。过了半岭亭,分两路分别进入溪头村和坑口村,在这两个村宿营。据竹垟村村民反映,还有几百人经过竹垟、车盂,直接前往福建浦城县的塘岱、员盘。
进溪头村的红军,电讯总机设在吴礼绍家,随军银行设在陈佐汉杂货店。吴礼绍当年22岁,住在街边,红军话务员进他家办公,他热情接待。红军战士分散在寺庙、碗厂等地住宿。政工人员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等,并告诫群众,红军一走国民党军就会尾随而来,会抓人,抢东西,要注意提防。第二天凌晨,红军战士打扫了住址,归还了铺板用具,告别群众,经象溪、坑口、溪源田等自然村,进入闽北浦城县。先遣队在溪头村经过调查,抓了地主陈金义,押至闽北崇安县,家人用钱赎回。
进坑口村的红军指战员住在天主堂,指挥机关就设在天主教堂内。这座天主教堂是民国二十一年由张星陞牵头建造的,红军进村时传教士都逃掉了。有些村民也连忙躲避,但有一位叫张大妹的村民没有逃,他在村里村外大声叫喊:“不要逃,是红军!有菜拿出来!”
天主堂里养了一头猪,红军给杀了。红军到店里买东西付给苏维埃纸币(老百姓称红军票),这种纸币可以兑换银元,随军银行就设在天主堂内。
第二天清晨,红军指战员清扫住地,归还借用的物品,便告别村民,向东坑桥方向前进。
从宝溪乡通往福建省浦城县的路全是山间小路,岔道多,需要有人带路。溪头村的陈盛梅、吴礼绍和坑口村的廖思川曾给先遣队带路。廖思川带到浦城县浮流村附近过河时,还背红军首长过河。红军给带路的村民宣传革命道理,并付给他们适当的工钱。陈盛梅还获得一床被和一顶蚊帐。
溪源田村的廖思训是本地人叫做“邋腿”一类的人物,红军离村后,他连忙到天主堂一带溜达,看红军有没有东西落下,想趁机捞一把。在天主堂二楼他捡到一杆枪,喜出望外,背起枪就逃。后来他把这杆枪卖给住龙乡大地主张雨庭,着实捞了一把。这支枪是一位红军小战士落下的。据给红军带路的廖思川说,部队走到苏州岙一带就发现丢了枪,那位小战士受到严厉的处罚。
红军过后,国民党军随后就到。这支部队是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被紧急调来围堵红军先遣队。他们慑于红军的威力,不敢贸然接近红军部队,每天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与红军不同,不管是过境还是住宿,纷纷到老百姓家中搜索东西,把鸡抓走,把猪杀了,凡能吃的都吃光,还抓夫挑担。
溪头村张照旺老人回忆说,当时不了解情况,不管是红军来还是白军来,村民都逃到山塆里躲起来。但是回到家里才知道,红军白军是不一样的。红军过后,我们回到家里,发现猪还在,而且被喂过了,地也扫了。白军过后我们回家时发现,家中的鸭子被杀了,鸭头还扔在水桶里,屋前屋后都是大便。两军过境的鲜明对照,给宝溪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