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溪乡是革命老区乡,位于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入浙首先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这里是中共龙浦县委、中共龙泉县委的诞生地和中共浙西南特委和中共闽浙边委的常驻地。一峰之水注三江——瓯江、闽江、钱塘江的神奇披云山就在宝溪乡境内。宝溪乡还是近现代龙泉青瓷的传承发源地。作为浙江省龙泉市最西面的一个乡镇,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浙闽边陲。
宝溪乡是一个古老的山乡,不仅经历过数以亿年计的自然变迁,也经历过社会进程中无数风云变幻。
一、地理环境及沿革
根据现今行政区划,宝溪乡东邻竹垟乡和上垟镇,南连上垟镇和福建省浦城县富岭镇,西界福建省浦城县管厝乡,北接住龙镇和福建省浦城县忠信镇。下辖溪头、宝鉴、竹垟、坑里、龚岭、车盂、高山、溪源田、塘上、塘源、半岭11个行政村。总面积148平方公里。
宝溪乡处于浙江省中部主干山脉仙霞岭的连绵群峰之中。仙霞岭山脉经福建省大福罗山分三支进入龙泉境内,其中有两支直接经过宝溪乡境域:一支向南延伸,经大焦山(海拔1473米)——小焦山(海拔1246.9米)——飞云山(海拔1088米)直至闽浙边的五雷蛇尖和垟坑岗背;另一支经焰山冈(海拔1522米)伸展到披云山(海拔1675米),以披云山为中心,向东南伸向棋盘山(海拔1580米),向南伸向玉华山(海拔1392.1米)。
仙霞岭山脉地势高峻,中山广布,平均海拔千米左右,多为中生代侏罗系火山岩覆盖,岩性坚硬,节理发育、侵蚀后常成陡崖峭壁,山势险要。
宝溪乡西部的飞云山(歪头山)、东北部的披云山(天师山)、东南部的玉华山(破刀山)以及西南部的匡山(又名天山斗,海拔1350米,主峰在福建省浦城县境内,与宝溪乡车盂村接壤)都是有文化底蕴的仙霞岭著名山峰。尤其是披云山,山高、峰峻、石奇、泉怪、景美,万木葱茏,空气清新,有深厚文化底蕴,是正在开发的中国东南部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之一。
宝溪乡的名称源于境内的一条主干溪流——宝溪。宝溪源出焰山冈东麓,汇三小坑水于湖住溪,向南流经溪源田纳披云山水,至坑口纳石壁源水,经象溪、溪头纳坑里、梧岭水,至宝鉴折东南转南入福建省浦城县境,是闽江的源头之一。宝溪流程24.9公里,流域面积98.51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为3.9立方米∕秒。天然落差432米,水流湍急。
据民间有关资料记载,宝溪原称瑶溪,宋代起改称宝溪。
据史料记载,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龙泉县析置庆元县后,行政区划缩小为4乡23都24里。宝溪流域属于延庆乡六都。
明洪武年间(1368 ~ 1398)设图,龙泉县共分23都167图,六都辖5图。
万历年间(1573 ~ 1620)龙泉县辖4隅4乡23都166里。延庆乡一至六都计29里。
清沿明制。
民国三年(1914年)龙泉县设城区、东平、东安、南山、南溪、西近、西远、上北、下北、龙门10个区,宝溪流域属于西远区。
民国十九年(1930年)龙泉县设5个区10个镇,原先的西近区和西远区合并为第四区。
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编查,宝溪流域内设有5个乡,即塘上乡、宝鉴乡、溪竹乡、溪山乡、龚岙乡,归属于八都区(整个八都区有48个乡)。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龙泉县调整乡镇编制,将原有5区12镇174乡改划为5区8镇39乡357保3644甲。宝溪流域内原先5个乡合并为一个乡,称宝溪乡。下辖塘上、半岭、宝鉴、暮下、溪头、独山、溪源田、高山、龚岭、岙头、车舆11个村。
1949年7月30日废除保甲制,龙泉县设5个行政区29个乡(镇),宝溪乡是八都区7个乡之一。
1951年土地改革划小乡,宝溪乡分为宝溪、高塘两个乡(八都区增至10个乡)。
1956年3月,龙泉县将58个乡(镇)合并为32个乡(镇),宝溪乡与高塘乡仍然合并为宝溪乡(整个八都区缩减为6个乡)。
1992年龙泉县实行撤区扩镇并乡之后,设9个镇8个乡,宝溪乡为8个乡之一。
二、社会经济概况
宝溪乡先民的状况无从确切考证。现有居民祖宗的来源,从民间宗谱中尚能发现一些踪迹。
陈姓是宝溪居民中的大姓。据溪头村《陈氏宗谱》记载,“中和二年壬寅岁黄巢再入浙西诩公避乱隐奔处州之黄鹤镇寓浆安”,“五季胜公仕吴越为薛都监先锋从海道救福建以功封葛国公霸截使南闽镇守瑶溪乐土寓宝溪公馆遂家矣”。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陈氏祖宗是在唐代为避“黄巢之乱”而迁居处州黄鹤镇(原龙泉县治地)浆安(即今八都镇)。此后“五季”(即五代十国)时期,被封为葛国公的胜公镇守瑶溪(即宝溪),便在宝溪安家了。葛国公的后代子孙繁多。据民国三十年(1941年)修宗谱时统计,除外迁八闽的子孙外,光宝溪乡的陈姓人口就有两千余人,约占当时全乡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溪头村和竹垟村陈姓人口最为集中,其余分布在梧岭、龚岭、宝鉴、高山、坑口、岙头、石坑等村庄。以往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溪头陈,高浦李,岭上张,赛过五都杨”;“九磜出个周天应,塘上出个金牯牛,竹垟出个十八万,十八学士落溪头”。可见竹垟和溪头是宝溪乡陈姓人口的发源地。外迁八闽如浦城、崇安、福州、南台等地的陈姓人口后代,如今还称溪头为祖地。
溪头村张姓人口的始祖张大潜于公元1712年由庆元黄沙村迁到龙泉宝溪象溪村暂住,后移居溪头。李姓人口的始祖李先明于19世纪下半叶由岱垟乡的岱源村迁到溪头。丁姓人口的始祖丁人柳于公元1732年由福建省建宁县迁居溪头。
塘上村也是宝溪乡重要的古老村庄。民国三十四年编撰的塘上村《金氏宗谱》中有一篇《塘上村记》,概述了塘上村的历史。该文指出:“塘上古名唐乡。村人结庐笔尖寨下,枕山面水,伐竹引泉,鱼鳞比屋,园囿连墙,鸡犬相闻,溪山并秀,工商杂处,耕读传家,浑噩忘忧,悠游卒岁,或樵山而钓水,或览胜以群芳,因俨然有太古之遗风也。”“夫塘上邨自隋代开辟为邨,田连阡陌,民多唐姓,代有闻人,故名唐乡,原与溪头古名陈庄同一理也。然塘上邨自隋迄唐改名棠厂,宋元沿之,明时更名塘上……沿及今世。”可见塘上村历史悠久,先前以唐姓人口为主。如今塘上村以金姓人口为主。据《金氏宗谱》记载,金姓人口是从岱垟乡木岱村迁移过来的,从始祖鸾公到如今已繁衍27代。
坑里村大部分人姓叶。据《叶氏宗谱》记载,他们的共同始祖叶自登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由庆元县坑根村迁到龙泉西乡六都,在如今坑里源头村这地方创家立业。其后代一部分迁居坑里村,一部分迁居溪头村。
溪源田、湖住溪自然村的廖氏人口都来自福建上杭。据《廖氏宗谱》记载,他们的先祖廖亘芳于康熙年间由福建上杭古田清水塘迁移到浦城县北乡的马迹村,其后代廖锦庆兄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迁至龙泉西乡六都四保溪源田定居。另一先祖廖亘陞由福建上杭迁至浦城北乡马迹村后,其后代廖斯贤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迁移到湖住溪村定居。
据龚岭村《龚氏宗谱》记载,该村龚氏人口的祖先为避辽乱,从温州库村搬迁到宝溪龚岭村居住,至今已有八百余年。
从上述民间资料看,宝溪乡是一个古老的山乡,有的村庄可考的历史达千年以上。
宝溪乡是典型的山区乡,山多耕地少。山区的水稻田有畈、垄、弯、排、沙、岗之分,畈为上等,垄、弯次之,排又次之,沙、岗最下。宝溪乡的水稻田畈田很少,多半是垄弯田、排岗梯田以及冷水田,产量很低。新中国成立前,龙泉县是个严重缺粮县。民国二十八年三月,浙江省物产调整处派员到龙泉县调查,发现全县该年缺粮6个月(以每人年平均消耗大米2.5石计算),以杂粮抵补尚缺4个多月
。宝溪乡的情况自然也是如此。
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宝溪人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辛勤耕作,但始终未能摆脱封建制度的羁绊。山林和耕地基本上集中在大小地主的手中。宝溪乡境内许多山林和农田属于住龙乡大地主张雨庭家族。广大农民处于无地和少地状况,不得不忍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主要体现在地租、山租、雇工、放高利贷等方面。民国时期,地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定租制(又称包租制),不论年景丰歉,均按固定租额交租,租额一般占收获量四至六成;二是分租制(又称活租制),按当年产量议定分成数,通常是对半分成,高者租额达七成,低者四成。无地农民向地主租用杂木林,以刀耕火种方式种植玉米等杂粮,将收获量的一部分交给地主,种植几年之后插苗还林。农民给地主做长工,做一年只能拿到500 ~ 1200斤稻谷。农民向地主借粮借钱,年利息一般为80%,高的借一还二,即年利息达100%,低的也达30%。
农民辛苦一年,所收稻谷除交租外所剩无几,还要承担名目繁多的捐税,普遍缺粮缺钱,吃不饱,穿不暖。“火笼当棉袄,辣椒当油炒,苦薏当早稻”,是当时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遇到灾年,农民只得纷纷外出逃荒。据记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自然灾害严重,龙泉大批灾民逃往福建、江西等地乞食谋生。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宝溪等地灾民六、七千人外流福建崇安一带
。
龙泉素称“浙南林海”,宝溪乡森林资源丰富,盛产用途广泛的优质杉木。抗日战争前,宝溪、住龙一带的木材运销业颇兴盛。主要是通过水运,经住溪、乌溪江、衢江、兰江、富春江运抵杭州。陆路主要靠人工背运,本地人称“驮板”。分别在龚岭、梅树坪、水塔设三个收发站。外销的杉木有“单筒”(2.8米段,鲁班尺八尺)、“双筒”(3.8米段)和“长梢”(原株木材)等多种规格。背运者以称重量计酬。梅树坪村是重要的收发站点,繁忙时一天有3000多民工落站。有时一天要杀13头猪以供应猪肉。背运木头的除本地农民外,还有来自云和、景宁、泰顺、松阳、遂昌、庆元等临近五六个县的民工。在梅树坪村住宿的民工多的时候达五六百人。抗日战争期间,杭州沦陷,浙东沿海一带被日军侵占,木头外销之路被阻断,山主们无法再做木头生意。
宝溪乡的手工业以制瓷业最为著名。这里有得天独厚的瓷土资源,溪头、宝鉴、大岙、高山等地均有瓷土矿。已开发的有溪头村的东山庵矿、白洋矿、大矿、莲里根矿、仙掌矿及宝鉴村的枫树矿等。清末及民国初期,溪头村有李生和、李志成、陈万昌、利民、同顺吉、复兴、福春祥、丁裕顺、丁洪昌、丁美隆等窑厂,宝鉴村有供恒义、供荣记、陈琴记、曾裕春、曾合记等窑厂。如今溪头村保存完好的还有老桥头南侧陈家制瓷作坊、老桥头7号宅西侧的李家制瓷作坊、红军纪念亭北侧的轳辘厂制瓷作坊、上畈9号宅南侧的金品制瓷作坊、上畈25号宅南侧寺后(东)制瓷作坊、上畈桥头寺后(西)制瓷作坊以及村北黄溪岙制瓷作坊。除溪头、宝鉴村外,塘上、坑口、车盂、龚岭、坑里等村也都有过烧制瓷碗的窑厂。宝溪乡是近现代古龙窑的集聚地,目前龙泉市保存较好的古龙窑共12支,宝溪乡占了其中的7支。
宝溪乡是近现代龙泉青瓷传承发源地。闻名世界的龙泉青瓷开创于三国两晋时期,宋、元、明是它的黄金时代,到清朝乾隆之后即一蹶不振。但龙泉青瓷文化的传承在民间并未中断,宝溪乡的一批制瓷艺人就是龙泉青瓷文化的传承人,著名的有李、张、龚、陈四家。
据溪头村《李氏族谱》记载,李家祖辈李先明从岱源迁居到溪头,以烧制瓷碗为业,有自己的窑厂。其子李君义、李君生、李君赐继承父业。光绪三十年仿制宋代胎骨釉水配方基本取得成功,次年开始烧制古代青瓷,产品通过上海商场销往国外。李君义兄弟是宝溪乡最早的仿古青瓷制作者。他们的子辈李怀珍、李怀宝、李怀德、李怀善、李怀铨等也掌握了烧制仿古青瓷的技术。稍后张家的张高礼、张高岳兄弟及龚家的龚庆芳、龚奕靖、龚庆平兄弟也开始研究和烧制仿古青瓷。龚庆芳的作品曾在首届西湖博览会上荣获甲等奖。张家窑厂烧制仿古青瓷时间最长,积累了丰富经验,即便在战乱期间也未停产,直至新中国成立。
时任宝溪乡乡长的陈佐汉既是仿古青瓷的制造者和推销者,又是仿古青瓷研究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他父亲曾开设陈万昌瓷厂。他本人早年北上从军,退役回乡后从政从商从工,曾任宝溪乡中心小学校长、宝溪乡乡长、溪头瓷业合作社社长、龙泉县参议员等职,创办过造纸厂、瓷器厂。他对古青瓷研制情有独钟。1934年,他邀本乡李君义、李怀铨、张高岳、张高文、张照坤、龚庆芳、许家溪等制瓷高手,组织仿古青瓷研制小组。腾出自家旧房一间为研究室,取名“古欢室”。制作场所就设在自家宅院前厅,置有石磨、水碓等设备。他能书善画,将各处收集来的130余件古青瓷一一描绘下来,编撰《古龙泉窑宝物图录》,还将古欢室研究成果编撰成《古欢室青瓷研究浅说》。这些著述是留给后人的传世之宝,不仅为时任龙泉县长的徐渊若编写龙泉青瓷专著《哥窑与弟窑》提供了大量资料,还为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和振兴龙泉青瓷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三十五年十月,陈佐汉将仿制弟窑产品“牡丹瓶”、“凤耳瓶”等在内的一百件宝溪仿古优质产品,委托县长徐渊若邮寄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意在展示仿古青瓷成果,企盼得到政府的重视及资金上的支持。蒋介石曾亲笔题写“艺精陶仿”四字予以勉励。为庆祝斯大林70寿辰,他又于1950年将“云鹤盘”等3件仿古青瓷通过外交途径运往苏联,受到外交部的信函嘉勉
。
宝溪乡瓷业生产在全县瓷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民国三十六年八月龙泉县成立瓷器商业同业公会时,不仅推选宝溪乡的丁樟松为理事长,而且12位理事和监事中宝溪乡占了6位(即丁樟松、陈佐汉、李怀德、龚子敬、曾文麟、陈友光)
。
宝溪乡的瓷业发展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也为当地农民增添了赚钱的机会。各村的瓷厂主要是烧制日用餐具。农闲时农民可批发一些瓷碗挑到外地零卖。瓷厂需要大量木柴烧制瓷碗,砍柴或锯废木料卖给瓷厂也是村民们的副业之一。
由于林业、制瓷业相对活跃,又地处闽浙赣结合部,各地肩挑零卖的小商小贩频繁往来,收购山货的生意人以及打造或修理农具及家庭用具的能工巧匠常来常往,饭店、杂货店等服务性行业也有一定发展。溪头村、塘上村都有青石铺路的街道,设有各种商店、餐饮店及客栈。坑口村虽然只有30来户人家,也有三家杂货店、三家饭店、一家打银店。
民国时期,宝溪乡国民教育相当落后。除溪头村、塘上村设有小学外,其余各村多为私塾,又叫“冬学”,即秋收后农闲期间为农家子弟举办的私立学校。所学的内容是《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之类。一般农户的男孩能上一两个“冬学”,认识一些常用字,会记粗账就算不错了。还有一些男孩从未上过学。女孩则连上“冬学”的机会也没有,农村妇女几乎百分之百是文盲。民间对能够识文断字的人十分看重,流传“黄金不如乌金贵”等谚语。“几家礼貌春风里,数室书声暮雨间”
是人们所乐见的乡村美景。
宝溪乡名山多寺庙也多。披云山、飞云山、玉华山以及五龙山、七峰山等处寺庙香火旺盛,差不多各个村庄都有社庙。宝溪人也同其他山区的人们一样,敬鬼神但并不深信鬼神,对宗教派别之间的差异也不大在意。同一庙宇里既有佛教神像又有道教神像的现象并不鲜见。信仰佛教和道教的人们对天主教的存在也能宽容。
民间习俗比较传统。新娘要坐花轿,新郎新娘要拜天地,新婚之夜要“闹洞房”。人死了要请道士拜忏。遇到重病或急病便以为是鬼怪缠身,要请神汉驱鬼祛邪。遇到旱灾便去问佛求雨。建房、搭灶、挖坟讲究风水。人们对这些做法既相信又不深信,但作为习俗则始终保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