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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传活动的逐步开展
1938年2月下旬，浙江省抗日自卫委员会陆续颁布了《浙江省战时各县政治工作队通则》等一系列文件，规定政工队的宗旨是：“后方县队的工作，以动员民众抗敌为重心，前方县队及省队，则以深入敌区，展开对敌斗争为最高之要求。”此后，全省各地普遍建立了政治工作队。
龙泉县政工队于1938年1月底开始筹建，3月底正式成立。全队共40多人，队长由中共党员俞坚担任。队部设在江西会馆。同年8月，中共龙泉县委书记傅振军化名胡振仁参加政工队工作，这就使中共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与国共合作开展的抗日救亡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更有利于对一些顽固的地方反动势力开展合法斗争。
在中共党员的带动下，政工队的工作全面展开。一是采用晨呼队、街头宣传队、演讲队、夜校等多种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二是推行民主政治，改选乡保长。三是推行新的征兵办法，完成征兵任务。四是推行“二五减租”，减轻农民负担。五是活跃城乡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六是开办夜校和识字班，开展成人教育。
1938年2月，为了加强抗日救亡宣传，创办了县民众剧场。由于上海和杭嘉湖地区相继沦陷，不少文化人来到大后方浙西南，小小的龙泉山城文人荟萃，抗战文化宣传空前活跃。民众剧场除每周公演一次外，还经常上街宣传和下乡演出。
1938年6月，民众剧场的演员由县政训室主任张三扬带领，到宝溪乡塘上村金应芳公祠堂演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乡长金铭对这次活动非常重视，除精心安排接待工作外，还特地邀请驻高山村的中共处属特委委员、中共江浦县委书记曹景垣和江浦县龙浦区委书记傅家立到塘上村观看演出。演出之前，张三扬和曹景垣都上台讲话，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号召民众深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二、推行“二五减租”，发展战时经济
“二五减租”政策即按照原租额减去25％，源自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这是为动员农民支援北伐，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提出来的，在全国并未推行。倒是在浙江省，出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二五减租”问题确实热闹过一阵子，但由于地主阶级的强力抵制，最后不了了之。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团结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主动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有关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黄绍竑主政浙江后制定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也提出“减轻地租，改善农民生活”的政策。
中共龙泉县委利用公开合法的政令、法令，由政工队出面在各地推行“二五减租”。在中共龙浦区委的推动下，宝溪乡也开始推行“二五减租”。在溪源田村推行“二五减租”时，共产党员陈奕兰起带头作用。她丈夫廖思林胆小怕事，对妻子陈奕兰说：“等别人减了，我们再要求减。”陈奕兰说：“老曹、老傅说了，二五减租合理合法，我们共产党员要带头干。”她理直气壮地同业主说理，最后使6亩租田减租150斤，3.5亩清明田减租88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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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二五减租”的过程中，有的业主以撤佃来进行抵制。例如，坑里源头村叶光彬一直租种坑里村一户富农的土名叫坑边的山垄田。1938年开春，业主不向佃户打招呼就牵了牛来犁田，示意此田要收回自己耕种，不租了。佃农叶光彬由于经常与曹景垣、傅家立等中共领导人接触，阶级觉悟有所提高，胆子也大了，敢于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一方面请亲友做帮工，牵了牛去耙田，抢先完成插秧工序；另一方面到乡政府汇报情况，请求乡政府出面帮助解决撤佃问题。他找到乡长金铭，说明来意，金铭当场表示愿意出面调解。通过乡政府的工作，业主放弃了撤佃行动，这片山垄田仍由叶光彬租种；叶光彬则付给业主犁田的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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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龙泉县八都区被浙江省建设厅确定为战时经济实验区。自1939年1月起，八都区成为省建设厅直接指导的“经济实验区”。一些在政府中任职的中共党员积极参与实验区工作，一批中共地下党员成为实验区的基层骨干。实验区在农业方面主要是发动农民开荒，推广冬种，推广优良品种，带动周围农户科学种田。在工业方面，主要是改进瓷业生产，创办纸厂等。实验区提倡组织生产合作社，并开展民众教育。八都实验区的开办，对宝溪乡的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溪头村陈佐汉，“九一八事变”后曾从军北上，先后随军在承德、宣化、北平颐和园等地驻守。回乡后，在八都实验区的带动下，在溪头村创建新闻纸厂，还出面联合18支瓷窑组建溪头瓷业生产合作社，投资1万余元，不仅活跃了乡村经济，而且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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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慰问前线抗日将士
为了鼓舞抗日前线将士的士气，后方的民众通过募捐等形式，给前方将士赠送军鞋、布条草鞋、牙膏、肥皂等慰问品，同时给前方将士写慰问信。
据坑口村吴高维老人回忆，有一次他到大岙村，在李佛佑家里遇到中共龙浦区委书记傅家立。老傅要他帮助给新四军指战员写慰问信。当时他身边没有复写纸，只好用毛笔写，一共写了40多封。夜深了，肚子也饿了，傅家立叫李佛佑拿出鸡蛋给吴高维烧夜点心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