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浙西南特委机关返回高山村
红军挺进师开赴平阳整编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精神,为保持南方的革命战略支点,于1937年12月恢复中共浙西南特委。特委由张麒麟、傅振军、刘清扬、周建生、曹景垣、曾友昔等6人组成,张麒麟任书记。对外称“浙西南抗日救亡工作团”,张麒麟为团长。
张麒麟率领特委机关20多人从平阳返回龙泉。特委委派刘清扬、傅振军等先去国民党龙泉县政府谈判,然后去遂昌、松阳、云和及福建浦城等县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谈判。张麒麟带领其余人员从梧桐口上山,经岩樟乡坑源底村,最后回到原特委驻地宝溪高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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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泉县政府谈判时,刘清扬等向县长叶木青着重提出两点:一是“浙西南抗日救亡工作团”来龙泉,是为了宣传抗日,与县政府一起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二是红军挺进师有一些伤病员还在龙泉一带农村养伤,如今要把他们送往新四军军部集中待命,为此,要求叶县长以县政府名义通知区、乡、保、甲长,为转送伤病员提供方便,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由于全国已经实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叶县长说,抗日救国的目标是一致的。关于安全护送红军伤病员的事,开始时他有些犹豫,经刘清扬等解释和力争后,他表示“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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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中共浙西南特委在宝溪乡高山村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是特委机关回浙西南后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在外高山村张佛魁家里举行。外高山村是红军挺进师最早开辟的游击基点村之一,群众基础好。张佛魁家是方志富、张麒麟、曹景垣等的老住户。张佛魁身为甲长,但他与红军接触之后便认定:得人心者得天下,日后打天下坐天下的便是这一帮人。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游击队,是村中开展土地革命的骨干之一。国民党军前来“围剿”时,他离家到福建浦城一带躲避。虽然几经磨难,但紧跟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张佛魁有三兄弟,住在一起,是村中的大户,房屋比较大,有上下栋,有天井。该栋房屋背靠披云山,地势高,视野开阔,便于警戒和疏散。房屋的东北和东南面与山林相连,西南面是峡谷但有山路通溪源田村,西北面有村道可通内高山、湖住溪、草鞋岭等村。会议之前特委机关的人员就已住在这里,天天在晒谷坪上唱歌,操练。周围墙上贴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好铁要打钉,好儿要当兵!”等标语。
二、“高山会议”的背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占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浙江地处东部沿海,淞沪会战爆发即成为“东南前哨”。1937年12月24日日军占领杭州,杭嘉湖地区1市14县沦亡,浙西南地区成为战时浙江省国统区的后方根据地。
1937年12月,原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再度主政浙江,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是新桂系三巨头之一,有过反共的行为,也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经历。抗日战争初期他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接触后,认同周恩来关于广泛发动民众开展持久战的分析,从而坚定了抗战的信心,也开始改变对共产党人的看法。他到任后,便参照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制定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
刘英、粟裕先后会见黄绍竑,共商团结抗日事宜。黄绍竑不仅同意刘英提出的“为照顾部队家属和处理今后我党我军在浙江的有关事宜,在平阳设立新四军后方留守处,在温州设立新四军通讯处,在丽水设立新四军办事处”的要求,还部分地满足了刘英提出的关于由省政府发给一些子弹和军服的要求。
黄绍竑还将浙西南地区的龙泉县以及遂昌县、云和县列为经济试验县,任命民主爱国人士唐巽泽为龙泉县县长。
唐巽泽于1938年1月到任后,即任用老同学、中共地下党员徐由整为县府秘书,由他起草施政纲领。徐由整以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样本起草了十条施政纲领。唐县长还通过徐由整的关系,将中共龙泉特别支部的5位成员安排到县政府任职。这5名中共党员所担任的职务是:邵荃麟任县教育科长;张三扬任县政训室主任;葛琴任县编审室主任;舒文任县民众教育馆馆长;俞坚任战时政治工作队队长。
概言之,东北失土,华北告急,上海、南京、杭州相继沦陷,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浙江省尤其是浙西南地区,国共合作的局面已初步形成,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展开,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和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这就是当时中共浙西南特委面临的形势和举行高山会议的背景。
三、“高山会议”的主要议题
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形势下,中共浙西南特委肩负着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争取抗战胜利的神圣使命。因此,这次会议主要围绕以下议题进行。
一是学习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认真研究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全面的、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抗战,避免只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原则性,避免“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
二是具体研究和部署在浙西南地区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特别是针对浙江省当局制定《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和一些县级政府制定施政纲领时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的有利条件,研究如何利用国民党政府的有关法令开展合法斗争,在改选乡保长、实行“二五减租”等问题上维护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权益。
三是研究如何尽快地恢复被国民党军破坏了的中共基层组织,以及如何在抗日救亡工作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中共党员,健全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
会议根据原有的工作基础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决定成立中共龙泉县委和中共遂昌县委,恢复中共江浦县委。中共龙泉县委由傅振军、曹景垣、吴德昌、傅家立等人组成,由傅振军任书记。下属八都区委由吴德昌兼任书记;道太区委由曹景垣兼任书记。中共遂昌县委由曾友昔担任书记。
四、“高山会议”后的组织人事调整
1938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为了加强党对城市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决定将浙西南特委改为处属特委,张麒麟任书记。
1938年8月,中共处属特委决定中共龙泉特别支部(由来龙泉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原中共浙江省流动剧团支部成员张三扬、邵荃麟、葛琴、俞坚、舒文等人组成)并入中共龙泉县委,县委委员扩充为傅振军、曹景垣、舒文、杜大公、马淑闲、吴德昌、傅家立、俞坚7人,傅振军任书记,曹景垣任组织部长,舒文任宣传部长,杜大公任青年部长,马淑闲任妇女部长。下属区委除原先的八都区委和道太区委外,又增加了小梅区委、安仁区委和城区区委。龙泉境内的住龙区委当时隶属于遂昌县委,由刘继海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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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山)浦(城)县委于1936年9月成立,首任县委书记是宣恩金。根据中共浙西南特委“高山会议”决定,中共江浦县委于1938年4月恢复,由张麒麟兼任县委书记。同年5月,特委调曹景垣任中共江浦县委书记。下设龙西浦东区委(简称龙浦区委),由傅家立任书记。由于已成立中共龙泉县委和八都区委,中共江浦县龙浦区委的活动范围与原先龙浦县小北区委并不完全相同。在抗日战争时期,龙浦区委和住龙区委是中共浙西南特委(后改称处属特委和闽浙边委)活动的中心区域。中共龙浦区委驻地起初设在宝溪乡溪源田村和大岙村,稍后因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不断加剧,便转移到宝溪乡坑里源头村,后来又转移到福建省浦城县境内的双门井、王家地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