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一、国民党军再度“围剿”挺进师

1936年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当局虽然被迫做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承诺，但行动上则采取“北和南剿”方针，企图在实现国共合作之前一举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1937年2月蒋介石任命有“剿共”经验的湖南老牌军阀刘建绪担任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刘建绪调集主力部队六个师、两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43个团，向浙南、浙西南大举进攻，企图采取拉网式的方法，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由外围到中心围歼挺进师。

针对刘建绪的“大拉网”战术，挺进师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即你梳过来，我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这时的挺进师指战员已熟练地掌握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们以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十六字诀为指导，结合实际，总结了一整套经验。为对付敌人大规模的“围剿”，作战单位逐渐分散，时而百把人集中行动，时而组自为战甚至人自为战。

这次由刘建绪指挥的“围剿”虽然动用的兵力比罗卓英指挥的那次还多，但是根据地军民反“围剿”的有利因素比上次增多。首先，游击根据地的范围已经扩大，而且经过政策调整和深入细致的工作，社会基础也更加广泛更加牢固。另外，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显然对反“围剿”斗争十分有利。因此，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尽管浙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中心地区所遭受的摧残十分严重，但是挺进师在浙南、浙西南建立的战略支点还是坚如磐石。

二、龙浦边军民的反“围剿”斗争

中共浙西南特委及肃反工作队为了转移国民党军对红军活动基本地区的注意力，除留下张麒麟、曾友昔等少数县区干部就地坚持斗争外，决定进入国民党军后方开展活动。

以下是亲自参加反“围剿”斗争的溪源田村叶必赐老人回忆的当时龙浦边军民团结一致反“围剿”的一些情况。

1936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国民党军五十六师开来，分别驻扎在溪头、住溪、党溪、叶坞、富岭等地。驻扎时间有3个多月。1937年初国民党军第三师又开来，团部驻扎在塘上村，营部驻扎溪头村。到处建筑炮台等工事，架起电话线。

有一次，国民党军一个连，从溪头村出发，经过仙堂村，到达浦城的九际村，打算清剿葛垟、双坑一带的红军。当时叶全兴率领的红军部队以及挺进师二纵队的张麒麟、曹景垣、傅家立等共140多人聚集在头梳垟岗背的树林里。国民党军从九际村出发，分三路上攻头梳垟。红军与三路国民党军作战，打死国民党军士兵6人，边打边撤退。

头梳垟战斗之后，红军撤到党溪、茶坪、东源一带。大约过了半个月，部分红军战士到党溪村捉拿两位歹徒，因被国民党军发觉而未成功。此后，茶坪方向20多位红军战士、东源方向60多位红军战士共80多人汇集于庆元山奶娘塆，在地主林根发家杀猪，打算在此吃午饭。这时有三路国民党军跟踪而来。一路是从浦城县浮流村出发一连兵。一路是从溪头村出发的一连兵。还有一路是从溪源田村出发由廖占德和廖思训带路的一连兵。他们分头向奶娘塆靠近。快吃午饭时红军得到情报，连忙做战斗准备。浮流方向的国民党军开到青草洋外交椅山附近时，遭到红军伏击，一位排长被击毙。这支部队连忙撤退。从溪头村和溪源田村出发的两路国民党军会合于奶娘塆上面的鸟儿岭，然后包围奶娘塆。红军在突围时，击毙敌军20余名，缴枪20余支。奶娘塆战斗之后，国民党军第三师就全部撤退了。

1937年8月，内高山村驻扎着国民党军。张麒麟、曹景垣等隐蔽在湖住溪村外面的一个香菇棚里。一天上午，梅树坪村的叶必赐、毛福隆、毛丐妹、叶必章4个人来到这个香菇棚。张麒麟笑着说：“你们来得正好，中午有羊肉吃！”实际上吃的是狗肉。饭后，张麒麟叫叶必赐送一封信到溪源田廖思林家，交给傅家立。傅家立也有一封信要送给张麒麟。廖思林说，这封信一定要送到湖住溪香菇棚直接交给张麒麟本人。为了安全，叶必赐叫廖思林找来一把破雨伞，将油纸撕下来，把那封信用油纸包好，再用破布将信包在脚拇指上，穿上草鞋。手里拿一根棍棒。路上果然遇到国民党兵，叶必赐装作脚痛，一瘸一拐地走路。国民党兵凶狠地问道：“哪里来？”叶必赐说：“脚痛，出来找一点草药。”“搜！”国民党兵将他全身搜了一遍。“没有东西，走吧。”叶必赐继续一瘸一拐地走，走到他们看不见时，把棍棒扔掉，健步如飞地将信送到张麒麟手中。张首长夸奖他说：“你真有办法，会动脑筋。这次你又安全地完成任务了！”

同上次“围剿”一样，国民党军利用地方保甲长、土豪组织“剿共义勇队”“壮丁队”，颁布所谓“通红军者，为红军送粮、送消息者，知红军不报者，捉杀不赦”等通令和“捉到红军首领赏500大洋，捉到一名红军赏50大洋”的奖赏条例。同时实行移民并村，按人头限制粮油盐的配给，千方百计割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

据原先居住在五里排的叶家顺回忆，1937年3月，国民党军第二次逼他们搬迁，不仅五里排的单家独户要搬到湖住溪村居住，而且浦城县境内的马迹村也要搬到湖住溪村居住。没有空房子，只好挤到别人的家里拼住，整个村子人满为患。马迹村有人出天花，搬到湖住溪村后，传染开来，死了好几个人。

由于粮油限量，马迹村的人要出去买米，也需要到湖住溪保长那儿开路条。一次，一位马迹村村民到湖住溪村开路条时，保长廖世铨说：“记得前些天你刚买过米，怎么又要买米？”这人听了不高兴。那时张矮子等红军指战员正隐蔽在马迹村，这人对张矮子等说：“湖住溪村保长廖世铨怀疑我们经常买米是买给红军吃。”这就引起一些红军干部对廖世铨的误会，最终酿成错杀廖世铨的后果。

国民党军为了彻底摧毁红军的根据地，凡是平时与红军联系密切的人都要抓捕、审讯、监禁甚至杀害。湖住溪村的廖基信（又名廖五妹）是该村最早与红军取得联系的人之一，在这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被抓到龙泉县城关进监狱。他早年丧妻，留下一个12岁儿子，成了孤儿，只好去投靠三叔。1944年10月廖基信死于监狱。

国民党军将“清乡”的工作交给区、乡政府，对他们施加压力。乡长金铭为了应付国民党军，使他们早点撤离，使用了“明抓暗保”的手法，将面目已经暴露的红军联系人如湖住溪村的张学魁、梨树脑村的张学新、梅树坪村的陈章荣、坑口村的吴文斌等抓捕，送八都区公所监禁。等到国民党军撤退了，便设法将他们保释。 dPP/GULlroeVGuwQkIECSUUxShcI3DxM6UpAoui2kloaltIN9cA/hOqT57mPfdh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