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金铭大院会议

一、挺进师重返浙西南

在第一次反“围剿”期间，挺进师主力部队撤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后，于1935年10月5日在寿宁县境与中共闽东特委会合。经双方领导人商议，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同时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兼任政委。

1936年6月，发生了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的名义联合反对蒋介石的事件。蒋介石为了对付“两广事变”，匆忙将进驻浙西南的第十八军调往湖南。于是浙西南地区的敌情暂时趋缓。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鉴于在反“围剿”斗争中挺进师二纵队指战员大部牺牲、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牺牲、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已基本丧失的情况，开会决定，挺进师应抓住有利时机迅速返回浙西南，拔除一些地方的反动武装据点，重建二纵队和中共浙西南特委，恢复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决定由赵春和担任二纵队队长，张文碧任二纵队政委，许信焜任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

二、金铭大院会议

1936年6月的一天，晚上七八点钟的样子，粟裕带领近50人抄小路秘密地进入披云山下塘源村的金铭大院，打算在这里开一次重要会议。

金铭大院即乡长金铭的家。这是一幢单独的院落，处于塘源村最北端，与塘上村有一里之隔。乡长金铭早有准备，在家里热情地接待粟裕等一大批客人。大院内有3厅2房共36间。会议在库房前的厅堂里举行。金铭的妻子、女儿等忙着打扫环境，烧菜做饭。

出席这次会议的是新组建的二纵队骨干、中共浙西南特委委员及下属的县、区负责人。会议主要议程是传达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会议精神，分析全国及本地区革命斗争形势，总结一年来创建游击根据地的经验教训，讨论如何根据新的形势适时地调整政策与口号，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将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建设“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等。会议还研究了有关工作的部署。会后，粟裕就在金铭书房后面的密室里就寝。

据金铭的大儿子金登钧回忆，那年他14岁，正好放假在家，亲眼见到前来开会的红军指战员。有一位比他父亲年轻看样子是领头的人对他说：“我叫金米，你爸叫金铭，我们同姓，带点亲，500年前是一家。”时隔几十年后他才搞清楚，金米就是粟裕。他记得来开会的人穿灰蓝铁色衣服，比较破旧，脚穿草鞋，裹着绑腿，背着枪，腰边挂着手榴弹和装满子弹的子弹带。他还记得，为会议站岗的一位士兵曾自我介绍说，他叫孔凤定。他口琴吹得很好，说是从首长那儿学的。金登钧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他对会上讨论的事也不在意，但在自己家里开会，也从与会者言谈中听到一些新鲜话语。其中有这样一句：“李白反对蒋介石，形势对我们有利”。他觉得这话不好理解，李白是唐朝诗人，怎么可能反对蒋介石？为此他曾问过父亲。父亲对他说，他们讲的不是唐朝诗人李白，而是指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

浙西南是闽浙赣三省通道，敌我双方势所必争。如何在敌我争夺频繁的边缘地区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以瓦解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使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为我所用，是这段时间粟裕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这次将挺进师的一次重要会议安排在乡长金铭家中举行，就是建立“白皮红心”两面政权的一次大胆尝试。离开金铭大院时，粟裕鼓励金铭：乡长要继续当下去，不要怕，有什么问题可以找红军同志商量。金铭也表示，一定会尽自己的力量帮助红军做些事。

三、龙浦边游击根据地的新发展

粟裕、许信焜率领挺进师二纵队完成拔除浙西南国民党地方武装据点的任务后，即根据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决定，留下二纵队的一个大队组成肃反工作队，随中共浙西南特委行动，配合特委开展地方工作，其余各部由粟裕率领，转战于宣平、武义、永康、缙云一带，然后返回浙南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会合。

许信焜率领部队和特委机关人员在住龙乡西坑村开会，宣布恢复中共龙浦县委，建立中共龙（泉）遂（昌）县委。中共龙浦县委由宣恩金任书记，下设大北、小北两区。大北区由宣恩金兼任书记，小北区由县委委员曹景垣担任书记。中共龙遂县委书记由曾友昔担任。同年9月，中共浙西南特委决定成立中共江（山）浦（城）县委，由宣恩金任书记，张麒麟接任中共龙浦县委书记。

“金铭大院会议”之后，由于根据实际情况和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及时地调整了政策和斗争策略，恢复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工作进展较快。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如过去那样轰轰烈烈，但工作更扎实，群众的基础更牢固。

中共小北区委把工作重点放在龙浦边基点村的建设上。这些基点村包括水塔、高山、湖住溪、溪源田、大岙、高塘、坑里源头、东坑桥、庆元山、青草洋等，都紧挨闽浙两省的边界线。

湖住溪村是挺进师自闽北入浙的第一个自然村，也是挺进师二纵队及闽北独立师第三纵队经常活动的据点之一。这是一个小山村，由于耕地少，四周的山林都属于外村地主所有，因此全村几乎都是贫苦农民。乡镇编制调整之前这里属溪山乡，与高山、草鞋岭、青井等自然村同属一个保，由该村廖世铨担任保长。张麒麟、曹景垣等经常到这个村活动，发现和培养了张学魁、廖基信、廖世琦、廖世通、廖世旺、廖基滕、操正旺、操正昌、廖世滔、叶长忠、叶长启等一批革命积极分子。“金铭大院会议”之后，张麒麟、曹景垣等根据新的政策和策略，加强了与保长廖世铨的联系，有关事项通过保长去落实。

据当时居住在相邻五里排村的叶家顺回忆，1936年农历六七月份，正是开始给玉米除草的时候，保长廖世铨到五里排与他父亲叶天炼商量，要安排一位红军伤员到五里排养伤，他父亲同意了。这位伤员姓张，19岁，高高的个子，脚受枪伤，已在湖住溪村廖世滔家养伤一个多月。廖世钏还安排本村一位绰号叫“乌烟干”（即廖基森）的单身老人定时到五里排给伤员疗伤。这位伤员在叶天炼家住了三四个月，到玉米包壳转黄即完全成熟的时候才由曹景垣带走。

同年冬季的一天，保长廖世铨又到五里排与叶天炼联系，说要安排两位红军伤员到五里排养伤，粮食由湖住溪村负责，希望叶天炼一家在生活上予以照顾。这两位伤员伤势很重，由湖住溪村的廖世通、廖世清、老八儿、廖盛贵、廖世正、廖世俊等人抬到五里排。叶天炼将他们安置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隐蔽棚里，天天去给他们烧饭。叶家顺兄弟几个也经常给他们送米送菜。当时正值严寒季节，叶天炼给他们送去一些稻草和一床旧棉被。两位伤员伤口化脓了，没有药棉，就扯棉被里的棉絮擦脓。这两位伤员同样是由湖住溪村“乌烟干”老人帮助治疗。他们在五里排住了三个多月，然后由曹景垣等带走。

这段时间湖住溪村及相邻的五里排村成了红军的“后方医院”。

曹景垣、傅家立等除了经常与原先工作基础较好的湖住溪、高山、草鞋岭、梅树坪、溪源田、大岙、高塘等村庄保持联系外，还积极开辟新区。其中的重要目标就是东坑桥村和坑里源头村。

曹景垣、傅家立等以做桐油买卖为名，秘密地到东坑桥村活动。他们以吴海兴家为落脚点，逐步扩大联系范围。在他们的宣传发动下，东坑桥村的群众提高了觉悟，建立了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组织。吴海兴、张理富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坑里源头村位于飞云山东侧，全村不到30户，除了一户靠节俭起家的小地主外，其余都是贫苦农民。曹景垣、傅家立最初联系的是李志林。他是一个篾匠，以做篾为生，未娶妻生子，孤身一人。他经常在飞云山寺做篾。曹景垣、傅家立等从飞云山寺经过或住宿时，便与他聊天，彼此混熟了。通过多次交谈，李志林开始懂得一些革命道理，思想觉悟有了提高。不久便由曹景垣、傅家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坑里源头村位于飞云山半山腰，有上下村之分。下村住户比较集中，十多户人家的房子连在一起。上村比较分散。全村地势最高也是最大的一栋房子是陈开勤、陈开岩等四兄弟的住房，分上下栋，中间有天井。陈家底下的一栋房子是叶起成、叶起汉、叶起佐三兄弟的住房。李志林也住在这里，他在叶家房子的西南侧搭建了一栋小屋居住。曹景垣、傅家立等到坑里源头村总是先到这里找李志林。起初是夜间来，当夜就离开。到后来白天也来，活动范围逐步扩大。接触较多的除李志林外，还有叶光森、叶起晶、陈奕清、陈奕招、叶起佐、叶起汉、叶光进、叶光彬、叶土生、吴延铨等。当时叶大齐是保长，吴延铨是保队附，为了便于工作，曹景垣、傅家立等也与他们来往，要求他们支持红军在本村开展革命活动。

曹景垣、傅家立等进村发动群众，主要是边调查边向群众作口头宣传，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向群众讲明革命的道理。傅家立是遂昌县人，能听懂本地方言，并能说“三夹板”的龙泉话，可直接与村民交谈。再一种宣传方式就是教群众唱革命歌曲。据周木松（即叶光松，后改名周木松）回忆，他8岁那年（1936年）的一天晚上，傅家立与住溪村的黄益生、周妹儿一起来到李志林家。傅家立看到他就把他拉到身边，让他坐在膝上，教他唱红军歌，边唱边用手打拍子。周木松还记得这首歌的开头是：“我们没有老家，我们没有田地……”。遇到识字的人，曹景垣、傅家立等便主动推荐革命书籍。据叶起汉的儿媳詹红梅回忆，叶起汉看过老曹、老傅推荐的书后曾对子女们说：“红军闹革命，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让种田的人有自己的田地。你们以后会有好日子过的。”据吴延铨的妻子陈昌梅回忆，曹景垣曾送给吴延铨一本书，这本书后来被浦城县葛垟村一个名叫“乌犬”的人拿去保管。

曹景垣、傅家立、苏大弟等在坑里源头村进进出出，全村人都知道，大家都自觉地替红军的行动保密。慢慢地，坑里源头村便成了红军活动的一个据点。据叶光彬回忆，有一次老曹、老傅带来十三四个人，在本村西面一个土名叫竹林下的地方开会。叶光森的母亲吴孝莲在自己家里烧好饭菜送过去给他们吃。

东坑桥、坑里源头基点村的建立和巩固，使飞云山周围的基点村包括青草洋、庆元山、七宝社以及周边的叶坞、瑶里、流村、楮林、榆双等连成一片，进而使飞云山、福罗山、披云山周围的基点村连成一片。龙浦边区的游击根据地不仅得以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tkKGAyiPp6NTSPjTna1Hg4RZh+i+bmx9TicNCjsAtlrj1fZrYQNcLjDlZWkeX8+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