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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上帝率先培植了一个花园；的确，它是人类一切乐事中最纯洁的，它最能愉悦人的精神，没有它，宫殿和建筑物不过是粗陋的手工制品而已；当时代变得讲究礼仪且崇尚高雅的时候，人们往往习惯于先建造神气活现的房子，然后才塑造美丽的花园，显而易见造园艺术是更加完美得多的东西。
”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论花园》（ On Gardens by Francis Bacon ）
任何思潮和艺术形式的出现都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的差异所呈现出的艺术形式也不尽相同，绘画如此，雕塑如此，风景园林亦是如此。因此，风景园林设计思潮和形式的变化并非仅仅取决于设计师对自然美的不同认识，而是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占有主导地位的群体的理想、憧憬和情感。如同中国古代的私家园林折射出了士大夫寄情山水和淡泊逸兴之外的苦闷与无奈，16世纪的意大利园林也反映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反宗教束缚的鲜明时代特征，17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园林则映照出了路易十四时代的绝对君权制度，而 18世纪英国的自然风景式园林则体现了中产阶级的性格、感情和道德教养。因此，对于风景园林及其中蕴含的生态主义思想不能仅仅从对自然环境的审美关系来理解，更需要从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角度来剖析其产生的根源及其对风景园林学的影响。
图3-1 希腊神庙选址在风景宜人的自然环境中
Fig.3-1 The Greek temple located in scenic natural environment
在 18世纪英国的自然风景式园林出现之前，16至 17世纪欧洲的造园艺术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园林和法国古典主义园林为代表，多以规则的对称式布局见长，充盈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人不懂得欣赏自然之美，这一点由古希腊神庙的选址中可见一斑（图3-1）。古希腊人往往将庙宇和圣都建造在风景优美的山林水泽之间，毫无保留地体现对自然景色的敏锐感受和深沉的热爱；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于自然的热爱更是如痴如醉。
然而，彼时的“自然”绝非今日之“自然”，其造园艺术虽号称“师法自然”，但园林的形式却更加人工化，表达的是人对自然的征服欲望及对人的能动性的炫耀；其“生态”的意义也和环境危机下的“生态”含义有所不同，更多的是欣赏自然的生活意趣和模糊的、朦胧的道德意识的体现。直至 18世纪，哲学家、学者、艺术家、风景园林师们将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问题由享受自然和征服自然转变为对自然的初步理解与再认识。正是这种自然观的转变催生了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的出现，同时也推动了朴素生态观念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