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生态主义思想的内涵与外延

生态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 17至 18世纪，甚至更早的远古时期。早在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就已经出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批判性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完成了生态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提出了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而马克思（K.Marx）和恩格斯（F.Engels）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成为当代生态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 在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中，生态主义思想经历了环保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深浅生态主义等社会思潮的演变，在不断地反思与完善中，成为科学的、理性的发展理念，并在改变意识形态、提升哲学价值、全面发展人类社会、推动文化进步、拓展科学研究范畴、加快城市建设与发展、恢复自然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1.1 环保主义的浪漫理想

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是伴随着自由主义经济 ^［1］ 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是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的一种主观愿望和自觉行动，尚未上升到思想意识的层面。环保主义的目的有二：其一是为了保护自然环境，拯救地球；另一个是为了人类的发展与生存。与其说环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不若说环保主义是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抽象的生态意识，也是指导现实行为的基本原则。环保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及其著作《瓦尔登湖》（ Walden Pond ）。作为 19世纪美国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梭罗的先验性（transcendency）自然观认为自然是人感知的对象，是人存在的家园与精神的归宿，所以人要回归自然、融入自然，同时要保护自然的本真状态。 正是这种保护自然的朴素生态观念使梭罗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自然主义者与环境保护主义者，是西方环保主义思潮的先驱。1854年，梭罗的散文集《瓦尔登湖》开创了自然主义文学和环境保护主义的思潮，梭罗也因此被誉为西方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之父，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环保主义者。 梭罗倡导的简单生活更强调了个体对外部需求的缩减，并希望以此来减少人类行为对其他生物尤其是自然环境的冲击。 梭罗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先验主义自然观的核心理念为“回归自然和保护自然”，梭罗与被誉为“环保运动领袖”的约翰·缪尔（John Muir）、《寂静的春天》的作者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等环境保护先驱一样，用自己独特的声音和优美的辞藻改变了当时盛行的传统自然观，昭示了一种善待自然、亲近自然、与自然相融合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拉开了人类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

环保主义倡导节能环保的低碳生活，倡导“零增长 ^［2］ ”的发展模式，鼓励摒弃奢侈浪费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而极端的环保主义对环境的要求与评价超出了人类社会所能够承受的标准，表现为不切实际的偏激和过分的热情，过度地强调以自然环境为根本，忽视了人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忽略了社会发展的需求，疏忽了环保主义运动的复杂性与系列性。此外，环保主义是有选择性的，经济学家用国民生产总值（GDP）来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但是环保主义运动却缺乏这样简单的评价标准。 尽管，环保主义经历了不断地变化和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时代，但是环保主义终究是超越理性的浪漫主义理想，在解决现实的环境问题方面存在缺陷，也并不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好方法。因此，环保主义势必被新的生态理念所取代。当全球社会开始进入理性的生态时代时，感性的、先验的环保主义理念终将退出历史的舞台。毕竟，环保主义的存在与发展有赖于理想主义的激情、承担义务的能力、远见和耐心以及随时准备迎接挑战的勇气。环保主义是极其脆弱的，但却是一种值得保持活力的激情。

2.1.2 生态中心主义的局限

自 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 ）及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 The Limits to Growth ）发表以来，大量的生态环境著述相继敲响了人类生存危机的警钟，并由此催生了蓬勃的生态主义运动。 生态主义者们对人类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威胁自身生存的生态环境危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了一种反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新的伦理观，即“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广义上的生态中心主义包括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和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两个支派。 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传统的价值观和自然观导致了人类不适当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社会结构，而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生态危机的出现是必然的。因此，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要摆脱生态危机的威胁，就必须破除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藐视自然环境和其他生命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确立起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观。

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点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直接根源，正是这种人对自然的绝对统治和自然可以为人随意支配的观念，成为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 科学革命从开始即将人类置于自然的对立面，而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关于科学的这种观念是极其狂妄而且自大的。从伦理学的角度理解，生态中心主义则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论的局限，以彻底的平等原则将包括有机界和无机界的整体外部环境均当做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因素来对待，而不仅仅关心其中有生命的部分。生态中心论的代表人物罗布茵·伊卡斯莉（Robyn Eckersley）曾明确指出：生态主义方法实质上是对人类全面利益要求的维护与自然持续性追求的统一，是人类更高道德立场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和相处方式，所谓的“中心”是指将人类与自然界其他存在的适当关系看作先于对人类最适当的社会和政治安排的问题。 生态中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与传统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的思维方法，但却不是一种反人类或超人类的方法，也不是生态科学观点的直接借用，而是对待自然方式的伦理学阐释，主张生态优先、人权公正、基层民主及非暴力等原则。 不可否认的是，生态中心主义理论突破了人类及生物中心理论的局限，发展了新的生态主义理论。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承认人的非唯一性，却也在无形中忽视了人类的能动性，否定了科学技术对自然与社会发展进程的积极影响，削弱了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对自然环境演化的主动性作用。因此，生态中心主义理论也同样存在局限性，但却是生态主义思想发展的基础。

2.1.3 生态主义的理性反思

2.1.3.1 生态主义的概念与类别

生态主义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领域，是 20世纪 70年代形成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新兴政治思潮。生态主义运动最激进的目标在于一场非暴力的革命，以推翻污染环境的、掠夺性的、物质主义的工业社会，并代之以一个将人类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新型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1992年，安德鲁·杜柏森（Andrew Dobson）在其著作《绿色政治思想》（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中正式提出了“生态主义（Ecologism）”的概念，认为“生态主义思想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包含了诸多理念和规范，是由关注环境的思想家依据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提炼而成的”。 生态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以生态学为学理基础，是人类对有生命的物种之间的关系、不同物种之间的联系以及物种与物理及生物环境的系统把握。 由于生态学具有极强的多学科渗透性，所以生态主义思想也得以体现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风景园林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生态主义思想对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并不是简单地否认人的创造活动，也不是要求将历史退回到原始的蛮荒年代，而是强调科技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人的建设活动不能丧失与自然共生的特性。生态主义认识到了人类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主张通过人自身的积极努力去改变过去的生存方式，这种乐观的积极性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以科学为导向是生态主义区别于其他思想流派的显著特征。生态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目标之一即为重新确立一种新的科学观，而这种科学观则认为科学并不是纯粹的工具和技术性的思维方式，而是展现世界观的合理方法。生态主义的观点也并不是要推翻启蒙运动的传统，更不是全盘否认批判理性的作用，而是力图在道德意识和科学技术方面均以更恰当的视角来重新定位生态主义思想的发展方向。 社会学家约翰·戴泽克（John Dryzek）曾对生态主义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总结，并将生态主义区分为两类：绿色的浪漫主义（Green romanticism）和绿色的理性主义（Green rationalism）。 其中，绿色浪漫主义旨在通过改变人类个体的态度、价值观和信仰来拯救地球环境，使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和谐关系。而绿色理性主义的宗旨则更加致力于朝向更为科学化、生态化的方向，寻求改变社会制度、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方法。这种理性的生态主义思想是本书研究和探讨的对象，其突破了绿色浪漫主义的意识局限，坚持以科学的生态意识为导向，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得以不断完善，也弥补了其他思想流派的理论缺陷，可视为对传统生态观念的一种充实。

2.1.3.2 生态主义的内涵与外延

广义上讲，生态主义是一种道德理论。生态主义的核心是整体主义思想，即整体决定了部分的性质，而整体所拥有的全部特征是由部分的性质所决定的，整体与部分不能彼此脱离或独立而存在。 具体而言，生态主义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关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倡导绿色经济和节约的生活方式，并关注生态危机的归因。

（1）生态主义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

工业革命以来，以人类的生产、生活需求为中心的思潮逐渐蔓延，并且成为主流价值观。这种单向度地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与利用的价值观及其影响下形成的不计自然成本、大量消耗甚至浪费自然资源、换取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严重地威胁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1962年，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 ）中揭示了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阐明了人类同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动植物之间的密切联系，明确指出：“人类的许多活动不仅危及了生物的生存，而且也正在危害人类自身。 ”该书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关注，也成为生态主义思想的启蒙著作。

（2）生态主义关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

关注人际公平是生态主义的重要思想，包括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生态主义所关注的代内公平体现为共同性原则，即同代人具有平等的满足其基本需求的权利和机会，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不能以损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代价。代际公平是人类生存与发展在时间顺序上的价值取向，体现为可持续性的原则，即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不能以制约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代价，并满足整体人类社会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不仅仅是当代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后代人得以发展的物质源泉，因此生态主义提倡实现代际分享或共享，而现代人也理应对现有的生产生活及开发建设模式进行审视、评估、转变和更新。

（3）生态主义倡导绿色经济与节约生活

绿色经济同样是生态主义关注的主题，其目标是全面改造掠夺性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实现从消耗到永续的战略转变。多数自然资源的生成周期远低于人类的消耗速度，而人类活动带来的污染又远远超过了自然本身的吸收和分解能力，过度的开发建设活动势必使发展难以为继，这种传统的社会发展观念无异于自掘坟墓。因此，生态主义反对传统的生活方式，提倡简朴节约，注重精神生活和人际关系，追求生活的意义。 与此相同，绿色经济也主张开发经济实用、耐用环保、易于回收和再利用的产品和材料，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4）生态主义关注生态危机的归因

生态主义强调人与其他自然物的交流与认知的重要性，认为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导致了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引发了生态危机。而欲缓解危机则必须树立新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寻找科学的生态途径，重建自然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构筑人与环境、人与城市、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网络，并利用人的主观能动性探索蕴含在自然界丰富形态中的自然之规律，理解自然之精神，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共同演化。

2.1.3.3 生态主义的价值与影响

生态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人类现代文明环境下对其面临的环境问题的意识自觉和实践回应。 生态主义思想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恢复与保护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同时，生态主义的积极意义与价值也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哲学价值层面、人类发展层面、社会文化层面、科学研究层面、城市建设层面、环境恢复与保护等多个方面。

（1）意识形态层面

生态主义的思想观念重新启动了人类对客观世界深层规律的探索，结束了机械论的世界观作为相对真理的阶段，为人类更深刻地把握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以及对自身的深入认识，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同时，生态主义的思想也充分地体现了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动态平衡是人类社会和一切生物维持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

（2）哲学价值层面

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认为人类必须认可自然存在及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 生态主义的哲学认知包括从自然环境作为一种值得保护的资源，到生物中心主义的多维视角，再到存在的丰富性和生物多样性。 生态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人与自然景观及现代化进程分裂后的重新统一，而基本途径是赋予自然存在及其生态系统以独立于人类需求的内在价值；以及如何实现西方生态哲学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主义的思维进化。

（3）人类发展层面

生态主义并没有否定人的本质力量；相反，生态主义思想是人类自我认识和探索世界内在本质的勇敢精神与智慧表现。生态主义使人类的思想观念突破了固有的认知模式，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基本途径。更为重要的是，生态主义为人的本质力量的长远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从根本上扭转了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寄托在对自然之征服的片面性和盲目性的思维模式，将自然的发展视为人类发展的前提。 深刻地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思想基础。

（4）社会文化层面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生态主义带来了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时代的贻害造就了生态主义价值的社会文化载体及其支持群体。同时，生态主义所提倡的社会结构变革也引发了公众社会文化意识的深刻变化。工业社会正在逐步从首先强调经济与物质水平的提高转向更多地强调归属感、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 生态主义思想是社会文化进步的体现，同时也丰富了社会文化的内涵，改善了人类社会的行为习惯，树立了新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关注物质与非物质群体的交流与精神实现。

（5）科学研究层面

生态主义作为新的世界观，其积极影响作用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各个领域的理论探索，甚至改变了整个科学研究的格局和方向，导致了新的交叉学科的出现，如社会生态学、文化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环境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等等。生态主义作为一种新的自然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不仅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人类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此外，生态主义思想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建立了生态平等主义价值观及和谐统一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对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6）城市建设层面

生态主义运动的目标首先指向的是一种良性的生活方式，不仅要求纯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和污染控制，更重要的是生态主义思想意味着民众对自己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的再选择，是直接参与改变生活方式的实践。从总体目标出发，西方生态主义的代表人物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认为生态主义是一项城市运动，而人类的紧迫任务是扭转城市和乡村走向毁灭的趋势，而更重要的任务则是对城市和乡村实行再造，尽可能使其重新变得人性化且适宜居住。 其观点体现了生态主义思想对城市形态和风景园林设计形式的深远影响。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将人的需求提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建筑的功能和城市的形态也均以使用者的生产生活要求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同样贯穿在风景园林设计的实践工作中。生态主义思想在城市建设和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回归体现了设计师的自然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转变。在生态主义思想的引导下，风景园林设计与城市建设活动不再停留在改善人类生活环境和满足生产需求的层面，而是回归到理解自然、认识自然、感悟自然、交流共进、改变生活方式、丰富社会文化的更高层面。

（7）环境保护层面

从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环保主义运动到荒野保护运动，生态主义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最直接地体现在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方面。生态主义提倡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还必须关注自然环境问题，并且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突破了其他流派思想的理论局限。生态主义思想影响了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引导了城市建设和风景园林设计的具体实践，将环境保护的理念贯彻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同时也将控制污染、减少干预、提升生物多样性等环境恢复与保护问题提到了生态主义实践的首位，使人们充分意识到维持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的重要性。生态主义不仅仅是思维方式，不仅仅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更不仅仅是浪漫主义或者超现实主义的美好理想，生态主义对人类社会实践的引导作用对生态环境的恢复与保护具有现实意义。

2.1.3.4 生态主义的历史存在及流向

自 20世纪 60年代至今，生态主义思想逐渐从一种社会思潮发展成为科学理念。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生态主义所关注的问题和核心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伴随着其研究重心的改变，生态主义思想也在发展中逐渐得以完善。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初期，生态主义的理论探索主要集中在对环境问题根源的追问方面。20世纪 70年代至 80年代末，生态主义进入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各种生态主义思潮纷纷涌现，相互吸引又彼此分化。20世纪 90年代后，生态主义的理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在实践应用上，生态主义所提倡的主张也与现实更加契合。21世纪初期，生态主义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并在阿恩·奈斯（Arne Neass）提出的浅深生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生态主义的两大范式，即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主义（图2-1）。

1962年，一部《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 ）打破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沉寂和平静，引发了全球性的轰动与讨论，其作者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亦被视为生态主义思想的先驱。《寂静的春天》是一部现代环境意识的宣言和生态时代的标志，唤醒了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关注，代表了人类生态意识在二十世纪的觉醒。

1964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奥莱利奥·佩切伊（Aurelio Peccei）发起成立了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引发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忧虑，是人类生态意识从觉醒走向成熟的里程碑。罗马俱乐部围绕着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进行了预测，发表了《增长的极限》（ Limits of Growth ）等研究报告。尽管，罗马俱乐部早期的未来预测带有悲观主义的倾向，但是罗马俱乐部在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激发当代人类对全球生态危机的社会责任感及敦促人类共同行动等方面，具有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同时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活动也触发了 20世纪 70年代大规模的生态保护运动。

1972年，首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nment）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次会议第一次将环境与发展列入国际政治议程中，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史上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此次会议编著了非官方报告《只有一个地球》（ Only One Earth ： The Care and Maintenance of a Small Planet ），为《人类环境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的编纂和发布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Barbara Ward ＆ Rene Dubos，1972）。

1973年，针对当时兴起的形形色色的关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关注的观点和主张，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Arne Neass）对环境伦理学中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浅层环境观点和深层环境观点做了区别和分析，认为前者是以人的利益为目标的价值伦理观念及其生态运动，而后者则是以整个生态系统及其存在物的利益为目标的价值伦理观及其影响下的生态运动。 阿恩·奈斯提出的深层生态学理论成为生态主义发展的哲学基础。

1983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并于 1987年发表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Our Common Future ），首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 Agenda 21），使人类社会认识到环境与发展的密不可分和相互依存的特性，环境问题必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加以解决。同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被世界各国人民广泛接受，实现了人类认识和环境治理与发展问题的历史性飞跃。

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再次深化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确认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

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世界气候峰会（World Climate Conference），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是继《京都议定书》（ Kyoto Protocol ）之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在某种意义上，新协议的签订对今后气候变化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哥本哈根会议在争论中结束，所达成的协议也并不具有约束力，但是会议中提出的观点和方法推动了生态主义运动向正确的方向更进了一步。尽管，其主张还不够客观，其方法还不够现实，其协议也并无约束的能力，但是作为生态主义具体实践的又一次尝试，哥本哈根会议体现了生态主义思想对意识形态、社会发展、生活方式、环境保护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生态主义概念的提出是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必然。生态主义深入地探讨了社会实践的新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准则，引发了全人类的高度重视，其理论得以迅速发展、完善与成熟。生态主义思想起源于生态学的根基，也因此具有生态学的多学科渗透性。生态主义思想促进了风景园林学、美学、生态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相互借鉴与融合。本书研究的重点即为生态主义引导下的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理论、表达与实践，及其与生态学、生态伦理学、伦理化美学等多学科的融合趋势。

2.1.4 概念区别与内在联系

本书的研究对象“生态主义（Ecologism，Ecological Ideology）”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以整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理论，是在环保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浅深生态主义等思想流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对环保主义非理性的浪漫主义理想的超越、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对生物中心主义的拓展和对浅层、深层生态学等基础理论的局限性的突破和有效补充。广义上的生态主义包括两大范式，分别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生态主义和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生态主义。同时，生态主义思想又被划分为绿色浪漫主义和绿色理性主义两种类型；而本书研究的重点为绿色理性的生态主义，其以科学为导向的特征为人类社会重新确立了新的科学观、技术观、自然观和世界观。广义的生态主义的内涵与外延涉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人与人的平等关系、绿色经济与节约生活以及生态危机的归因。生态主义思想的意义与价值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哲学价值、人类发展、社会文化、科学研究、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生态都市主义思潮是生态主义思想在城市规划与风景园林设计领域中发展至成熟阶段的具体表达，同时其涌现也是推动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领域发展演化的主导因子之一（图2-2）。生态主义的相关概念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主要表现为各个概念出现的时期、主要代表人物、具体概念的描述、划分的具体类型、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及所存在的局限性等多个方面。作为前文概念研究的归纳和总结，现将相关概念之间的具体区别与联系详列如下（表2-1）。

环保主义的概念自 19世纪业已出现，是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美好的主观愿望的表达，但其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本质使其发展遭遇了瓶颈，更由于其在解决现实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中存在的缺陷，环保主义的发展和具体实践均受到了制约。20世纪中叶，生态中心主义的出现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局限，两者之间并非仅仅是简单的思维上的逻辑对立，而是更多地包含了人类可能的、生态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现实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之间的不相容性。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这种进步是建立在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之上的。在生态文明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生态主义思想由西方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迸发的一种特定的社会思潮和历史现象，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涉及多学科知识和原则的综合性科学理念。生态主义思想对意识形态变革、哲学价值提升、人类全面发展、社会文化进步、科学研究拓展、城市建设与发展、环境恢复与保护等多个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生态都市主义概念即为生态主义思想引导下的城市规划和风景园林设计实践中迸发的新的设计思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生态主义是不包含任何褒贬义的中性词汇。由于人类活动与自然演替进程的不协调导致了生态系统与生存环境的危机，而生态主义的思想将促使人类不断地进行反思，并在反思中寻找解决问题和缓解危机的方法。生态主义思想在哲学、政治、经济领域的作用并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本书的研究侧重于生态主义思想在社会进步、城市形态、风景园林设计等方面的意义、影响和具体实践。 0lyx7lyeQFzwgX9nrQFdIgIIg272fsbBRjDYU/aN7caGlPDdh+2kw6YuLtKRk3y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