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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的生存环境遭遇灭顶之灾，当哥本哈根的全球气候会议激战正酣，当世界各地的人类和动植物处于气候变化的水深火热时，生态学和生态主义理念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然而，根据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理论，人类和其他动植物的生存和发展并非决定于环境的适宜或恶劣，而是依赖于对环境变化的敏锐感知能力和适应能力。因此，人们必须客观地认识自然环境，在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保持环境的生产力，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已惨遭破坏的环境加以恢复和保护。同时，当生态学等新兴科学技术范式逐渐走向成熟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时，科学技术也向生态学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向。比利时科学家、哲学家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通过自己的科学探索和哲学反思认为：“自然界从根本上讲具有不可逆的演化性，正是这种演化的不可逆性造就了丰富多彩、不断演化的自然界；然而，自然也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科学如果能够被视为是人与自然的对话，则答案必定是出人意表的，甚至是令人瞠目的”。
20世纪 60年代至今，生态规划和生态设计等新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理念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究其本源，生态主义的思想在城市规划与风景园林设计领域的表达可以追溯到古印加时期，甚至能够在中国古典园林千百年的发展与变革中觅其踪影。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意识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求索谜题，亦有无数建筑学和风景园林学界的先驱为城市和景观的永续发展上下求索，孜孜不倦，力图将风景园林学引领至科学的、生态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向。
本书的源起是北京林业大学王向荣、林箐教授关于艺术、生态、自然与风景园林关系的论文的研读及对城市扩张、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担忧，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召唤及对西方哲学、历史、文化的兴趣，使笔者决意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重新审视风景园林学科。本书旨在以历史演进的事实和实际的规划设计案例为根据，通过推理演绎的方法探寻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中生态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解答其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推动其发展的主导因子及其对风景园林设计理论与实践产生的影响等问题，剖析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的产生、发展与实践过程，以期求本溯源，理清当下欣欣向荣的生态设计及可持续景观设计中生态理念的发展脉络，并以此为基础，探究生态主义思想推动下的现代风景园林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与趋势。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如今竟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原本在北坡被精心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其行为竟然导致了山泉几近枯竭和雨季倾泻到平原上的更加凶猛的洪水。
”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历史学家往往将空中花园的荒芜、法老神庙的坍塌、丝绸之路的消亡等古代文明的消失归咎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和统治者的荒淫无度，却忽略了人类文明所依存的生态环境因素在其中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文明是人类在保持与环境平衡的前提下不断导致进步的一种状态，残酷的战争和荒淫的统治仅仅会导致统治者的更替和朝代的变迁，而真正导致文明衰亡的原因只可能是：作为文明根基之一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彻底毁灭。
古代文明的衰亡与延续再一次证明：人类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组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文明则是该系统处于动态平衡状态下的产物。在“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中，人类通过文化对环境产生生态适应，并达到动态平衡，而文明则反映出某一文化对地域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的全过程。
当支撑文明的环境发生演变时，人类可以通过文化的进步和更新（主要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和更新）来适应新的环境，并进行自我更新和自我维持，文明便得以延续和发展。反之，如果生态系统的结构简单，文化体系单一，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生物多样性不丰富，地域面积狭小，即支撑文明的自然环境发生不可逆的变迁，超出其自我调节和更新的能力极限，就必然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受到破坏，并最终导致文明的衰亡。自然环境一旦崩溃，根基则必然动摇，那么文明还能行走多远呢？漫漫历史长河，环境变迁，沧海桑田，文明兴亡，自然环境孕育了人类的伟大文明，文明却因人类自身认识的局限性而遭遇灭顶之灾。怀柔百神，及河乔岳
［1］
（诗经·周颂）
；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2］
（管子．五行）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3］
（老子·道德经）
。“和”为“天下之达道”，能“和”则能四通八达，无往不利；以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4］
”（礼记·中庸）
，只有达到“中和”，天地才得以正，万物才得以育。人类社会只有与支撑该文明的自然资源相互协调、相互平衡才能保持文明的延续与传承，才能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迫使先人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不停地对这种发展进行反思，而这种反思在西方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Plato）曾经告诫人类的发展要与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柏拉图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揭示出：如果生态环境受到破坏，那么今天的繁华之所在只能留下一些“荒芜了的古神殿”。
公元前 60年，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Carus）认识到意大利的土壤侵蚀及地力耗竭的严重性，并指出雨水侵蚀、土壤流失和资源枯竭与国力下降之间的关系。
1661年，在“煤炭文明”之花盛开的英国，烟害肆虐，约翰·伊布森（John Ibsen）曾写了一本关于伦敦烟气的著作《驱逐烟气》（From the Smoke）。但是，这些呼吁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工业革命之后，污染已日益严重，人们才逐渐觉醒。
在中国，保护环境的生态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自周代伊始，人们在利用自然条件的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自然界的生物资源，反对过度利用或肆意破坏的行为。西周时期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
这是我国古代较早的保护水源、森林和动物的法令。先秦时期，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得到了深化和提高。其中，以春秋时齐国人管仲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他认为“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5］
（管子·轻重甲）。
管仲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并实行了保护生物资源的政策。至唐、宋时期，环境资源更受到立法的保护，不仅山林川泽、苑囿，甚至城市绿化、郊祠神坛、五岳名山亦被纳入保护和管理的范畴。
生态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与自然观历史形态的变革。其中，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早期原始人类对自然充满了畏惧和恐惧，认为昼夜往复、四季更替、风云变幻等现象无不是“神”的意志。由于人对自然规律无法充分地认识和理解，对自然力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人通过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歌颂来表达其最初的自然意识；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属于自然环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自然的奴仆。其后，人的自然意识不断发展，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中，人的地位不断地提升，人与自然逐渐处于彼此平等的地位。但是，这种所谓的平等意识仍然建立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人类社会仍依附于自然环境。随着人们自然科学知识的日益丰富，人对盲目的自然崇拜产生了怀疑与动摇，对自然的认识也有了重大的突破，即初步地理解了自然界的运动和发展规律，而且认为自然规律是可以掌握并加以利用的。人类社会从对自然的依附中摆脱出来，成为自然的主人；人类对自然的这种认识强调人在征服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对环境的破坏性开发起到了消极地推动作用。直至 19世纪，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产生使人对自然的认识达到了巅峰；人们意识到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意识到自然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和遵循自然规律的重要性。人类需要冷静地反思自身的观念和实践行为，认识到自然的无限广阔性和复杂性，充分地尊重自然环境及其发展规律，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在自然规律的引导下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的自然观，而这种人对自然认识的转变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是生态主义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自然观的历史形态从古希腊朴素的自然观发展到中世纪宗教神学的自然观，再到 17、18世纪的机械主义自然观，以笛卡尔（Rene Descartes）为代表的唯理主义哲学家将一切自然现象均归结为机械因果律的产物；19世纪，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自然是处于永恒的变化和发展中的物质世界，而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都是对立而统一的，并且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相互转化。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Louise Carson）出版了第一部有影响的环境科学著作《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
），明确地指出“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存在于低级阶段的产物。
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的发表首次表达了人类与所有的生命体共有一个地球的觉醒意识，生态自然观取代了传统的自然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生态主义自然观的核心内容包含 4 个方面：1）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2）关注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发展进程；3）认为生态系统是一个各部分相互依存的共同体；4）主张将人在自然中的角色从征服者变成共同体中的普遍一员、生态系统的调控者和协同进化者。
生态主义自然观是在人的不断反思中逐渐形成的，是辩证唯物的自然观，是人类正确认识生态环境并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基础，有助于重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正确认识人类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生态主义自然观的价值取向直接体现了可持续发展观，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在生态文化的背景下环境道德的形成。工业文明的遗患警示公众，人类必须创建更加科学的和健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行生态生产（降低污染）和生态消费（减少物欲），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生态危机，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向生态文明的跨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明的基础，文明的转型首先也是人对自然的认识、理解和态度发生重大变革的结果。生态危机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于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生态文明关乎人（社会）通过生态化的社会实践方式，在处理人（社会）与自然关系方面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不仅包括对生态环境规律的科学认识、生态观念和相应的生态技术、环保产业、绿色经济的发展和环保律法等成果，还体现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及风景园林的可持续设计等方面，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自 1972年 6 月 5 日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Environment）到 2009年 12月 7 日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峰会，关于环境与发展的会议一次次举行，标志着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不断探索与认可。于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被推到了追求和谐发展的峰尖浪口。“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最早于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被正式讨论。自此之后，各国均致力于界定“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其涵盖的范围包括国际、区域、地方及特定界别等层面。可持续发展强调自然作为具有自主性的生态系统的利益与演替需求，对自然环境和生存其中的生物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即特定区域或类群的需求不应该危害和削弱其他区域或类群的利益，同时当代人的需求不该对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危害和影响。正因如此，可持续发展才具有公平性、协同性、高效性等实践属性。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补充并发展了生态主义自然观的价值存在，也明确了风景园林学的发展方向。可持续发展对代际资源、公平性及人以外的自然物的关注影响了风景园林领域的战略主张，使风景园林设计在美化自然和人工环境、环境恢复与保护、提升环保意识及生态教育义务的同时，也承担起调整和分割四维时间的重任，以实现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平等，使人与其他自然物获得平等的、公平的、公正的环境权利与义务。
从传统自然观到生态主义自然观的转变是生态主义思想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风景园林设计的内容、形式、思想、战略、价值及欣赏节奏。由征服自然、模拟自然到顺应自然，再到尊重并体现自然演化进程的可持续发展观，这种变革诱发了风景园林发展战略的转变。面对全球环境危机，当代风景园林学义不容辞地将实现可持续环境与发展作为风景园林学新的战略主张。1993年 10月，美国风景园林师协会（ASLA）发表了《ASLA环境与发展宣言》（
ASLA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提出了风景园林学视角下的可持续环境发展理念（ASLA，1993），呼应了《可持续环境与发展宣言》中提到的一些普遍性原则。
从宣言的意图出发，风景园林领域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在不牺牲未来发展所需的前提下，满足当前发展的需求”。风景园林是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可操作界面，是自然及生态过程发生的媒介与载体，这些过程支持生命的存在和延续，而人类需求的满足是建立在健康的景观基础之上的。风景园林是一个生命的综合体，不断地进行着生长至衰亡的更替，健康的景观是具有再生性和可持续性的。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培育健康景观的再生与自我更新能力以及恢复被破坏景观的再生与自我更新能力成为可持续景观设计的核心内容和风景园林学的根本目标。
同时，该宣言还提出了风景园林学中关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方针。这些战略包括：1）风景园林师有责任通过设计、规划、管理和政策制定来实现健康的自然系统和文化社区，以及两者间的和谐、公平和相互平衡；2）在地方、区域和全球尺度上进行的风景园林设计、管理战略和政策制定必须建立在特定景观所在的文化和生态系统的背景之上；3）研发和使用满足可持续发展和景观再生要求的产品、材料和技术；4）努力在教育、职业实践和组织机构中，不断增强关于有效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知识、能力和技术；5）积极影响有关支持人类健康、环境保护、景观再生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决策制定以及价值观和态度的形成。
宣言中强调的这些战略体现了风景园林学未来的发展趋势。面对危机四伏的环境问题，风景园林蜕变成为一门生存的艺术，比其他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学科都更有责任通过对环境的设计、保护和管理，来回归一个可持续的地球。
2005年 8 月，国际风景园林师联盟（IFLA）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表了《国际风景园林教育宪章》（
Charter for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正式申明：“风景园林师必须对未来的景观负责，任何影响户外环境的创造、使用和管理的行为和事物都将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益带来重要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作为风景园林学领域的重要的战略主张，不但体现了风景园林师日益增强的生态意识，同时也代表了生态主义思想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领域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飞跃。
可持续发展是风景园林学走向科学的生态途径的必由之路。尽管，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可持续景观设计的思想是最近几十年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但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意识在风景园林中的表达却是古已有之的，如古代城市的选址与布局无不根植于自然地形和山水格局，因此才形成了河网交织的水乡、如梦似画的江南景致和镶嵌在青翠的安第斯高峰之间的马丘．比丘城。可见，朴素的生态主义的意识形态自远古时期便开始酝酿萌芽，经由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天、地、人关系的不断冲突与交融的变化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从对自然的模拟与渴望到模糊的自然主义倾向，从将自然视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客观对象到含有民主意义的现代文明指向，从对生态的忽略与无视到对风景园林生态属性的深层思考与理解，这种对自然的再认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及自然观历史形态的变革和风景园林价值观念的转变成为促进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近现代风景园林领域产生与发展的哲学基础，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及对其诱发的社会、环境等问题的深刻反思成为生态主义思想在风景园林领域发展变化的主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