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现代主义园林的生态探索

19世纪初，工业的迅猛发展促发了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和“西进运动”，为美国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农业的崛起提供了广阔而肥沃的土地。然而，工业文明的发展和推进往往伴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盲目地开发利用致使森林消失殆尽，农业及畜牧业的兴盛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令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工业中心和城市的聚集物成倍增加，导致提供资源的非城市地区的环境退化和资源损耗，而城市则被资源利用后的排放物所污染。 此时的城市不再是温暖的归宿，变成了充斥着环境污染、疾病蔓延和道德沦丧的冰冷壁垒。面对城市的种种问题，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及盖瑞特·埃克博（Garret Eckbo）等风景园林设计师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对城市及区域进行整体的、科学的、合理的规划和利用才是解决城市扩张所带来问题的有效途径。正是通过先驱们的奠基，西方现代风景园林才逐渐摆脱了欧洲园林艺术的风格和特点，转而向更加科学化和专业化的现代主义园林领域进行不懈的生态探索。

4.4.1 将自然引入城市——奥姆斯特德的思想奠基

“自然宛如一位贵妇，我们无法轻易地获悉她的喜好，不能粗鲁地予以要求，不能态度强硬地希望她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更不能用直接的、好奇的目光去注视她的美丽；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安静地、耐心地等待，希望自然的魅力能够逐渐地、无声地降临，笼罩我们的周身，深入我们的灵魂，又悄无声息地离去，只留给我们温柔的、慈爱的欢愉。”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

19世纪中叶，城市公园建设在美国逐渐兴起，风景园林逐渐摆脱了为少数贵族和特权阶级服务的局限，开始将其服务的对象转换为普通民众，并突破了小尺度的私家花园的尺度限制，将工作的重点转向了公共园林的建设和城市综合整治。 因此，随着城市公园建设运动的盛行，美国涌现了一批成就卓著的风景园林师，极大地推动了风景园林学的发展，也为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现代风景园林中的诞生提供了平台。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1822～1903）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受其热爱自然风景的父亲的影响，奥姆斯特德曾徒步游历欧洲及不列颠诸岛，以领略乡村景观并寻访大量的公园；而威廉·申斯通（William Shenstone）和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等英国作家著作的影响也使其坚信风景园林是将美国社会近乎野蛮的状态改造为文明状态的最好方法。 虽然，奥姆斯特德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系统的培训，但其丰富的阅历和坎坷的人生经历却使其拥有了独特的价值观和自然观。在奥姆斯特德近 4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在艺术、设计理论、农业科学、工程学、社会理论及更广泛的环境背景的基础上建立了风景园林学专业，并将其发展成为城市与区域规划领域的专业学科。 奥姆斯特德不仅仅促进了一个新专业的诞生，还赋予了风景园林以宏伟的使命，即在公共领域创建公共景观，以反映普通民众的集体价值，从而使不同背景的人们都能够在其中得以休闲、放松和交流，增强区域的合作精神、社会意识和环境意识，促进人类文明和生态环境的共同发展。奥姆斯特德以其智慧和实践切实地改变了美国的景观面貌和社会面貌，其将自然景观引入城市环境的设计理想和哲学也同样引发了人们对于居住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更多思考。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经这样评价奥姆斯特德：“他的工作不仅是设计公园，或是为了维护其设计方案而与政治家们争执不休；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一种新的思想，那就是创造性地利用风景，使城市环境变得自然而适宜居住”。 奥姆斯特德继承了英国风景园林理论家强调的“如诗如画”的自然主义造园思想，认为“公园设计理应完全遵循和保持自然美的原则”，设计作品应“强化自然的固有美感，并表现自然如画般的风景品质”。 但是同时，奥姆斯特德并没有拘泥于自然风致园的造园风格，而是升华了自然主义的设计理想，提倡将自然景观和过程引入城市生活，并以公园环绕城市，形成连续的、完整的公园系统的观点，这种生态主义的理想和观念对当时城市、乡村及绿地系统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设计风格方面，奥姆斯特德热爱旖旎的乡村风光，喜欢蜿蜒而明镜的湖泊，偏爱舒缓而开阔的草地。因此，奥姆斯特德的设计作品中元素丰富而多变，空间错综而复杂，纹理和质感细腻，色彩和色调柔美，充满了感人至深的景观特征，有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有精心修剪的草坡地形，有宁静隽永的河流与池塘，有开阔舒展的景观空间，有自由生长的植物和动物。在灌木与乔木自由生长的草地上，绿草如茵，天空湛蓝，城市人群褪去了城市生活的忙碌与惶恐，暂时远离了钢筋水泥浇筑的城市环境，慵懒地沐浴着阳光，青年们拨动着琴弦，欢快地舞蹈和歌唱，野生动物繁衍成群，追逐嬉戏。奥姆斯特德设计的城市公园不仅仅将自然景观和风貌引入了冰冷的城市环境，同时也将自然过程、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引入了城市生活，成为公众交流、活动、体验的景观空间和富有野趣的野生动植物栖居场所，表达了奥姆斯特德渴望人类活动与自然过程协同演进的设计理想。奥姆斯特德认为只有这样的景观特征才能缓解紧张的城市生活带给人们的精神压力，才能使城市中或富有或贫寒的人们都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恬淡，感受到城市生活的优良品质。奥姆斯特德赋予了风景园林一种幸福感，突显了风景园林对人的生理及心理层面的满足。

在设计思想的层面，奥姆斯特德勇敢地跳出了浪漫式自然主义风格的局限，认为风景园林不仅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更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而兴建的。在奥姆斯特德看来，休闲和娱乐是缓解生活压力和精神疲劳的良方，是城市必备的功能，且城市公园是社会公正和民主意识的集中表现；城市公共景观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重振城市的凝聚力，甚至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因此，奥姆斯特德坚信城市公共性景观反映并影响了社会伦理道德，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与城市生活紧密相关，而在城市环境中重新发现自然的重要价值是必要而且必需的。此外，奥姆斯特德的设计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民主意识，他认为城市公共活动空间的建设目标是为了城市生活之外的景观体验以及缓解城市的人工感受和城市生活的压力。因此，其中央公园、展望公园、富兰克林公园等风景园林设计实践中充满了设计精巧而丰富多变的园林空间，形成了连续性的景观体验，而这种体验能够为久居闹市中的人们提供一种在日常的生活中不可能企及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或者是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或者仅仅是为了追寻有尊严的幸福感。

奥姆斯特德与传统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者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他没有激进地贬低城市的功能或抵制城市的发展，而是客观地面对城市中存在的环境及社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城市居民的身体和心理影响，他强调自然在城市中的意义与价值，强调景观体验的重要性，希望园林景观不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成为为大众服务的公共娱乐场所，甚至希望能够借此唤起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在奥姆斯特德的设计实践中，他从不回避城市生活的存在，城市景观既与公园的景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形成了公园景观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公园景观的大背景（图4-5）。奥姆斯特德“将自然引入城市”的思想对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发展方向影响深远，其设计实践也是生态主义思想在西方现代风景园林领域不断发展的历史见证。例如，奥姆斯特德与卡尔弗特·沃克斯（Calvert Vaux）合作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Central Park，New York）不仅仅被视为美国城市公园建设的典范和公园运动（Parks Movement）的开端，也是生态主义思想在风景园林领域酝酿诞生的前奏。相比沃克斯，奥姆斯特德更加专注于将孤立的城市公园提升到公园系统的生态主义理想，并以其执著、勇敢和远见卓识显示了设计师生态观念的真正觉醒和风景园林设计思想的质的飞跃。而波士顿公园系统（Park System in Boston）的规划则成为首个源于自然艺术却以生态学观点为指导的实践案例。

由“毫无价值的泥坑”到曼哈顿“绿肺”及纽约“后花园”，从几近废弃的场地到绿草如茵、森林葱郁、波光粼粼的公园建设用地，纽约中央公园（Central Park，New York）被誉为“镶嵌在纽约皇冠上的绿宝石”，其规划设计体现了风景园林师的远见卓识。在中央公园的设计构思中，奥姆斯特德充分利用了原有的地形条件，将荒芜、平淡的地势进行精心地改造，以模拟自然环境，体现出一种线条流畅、和谐、随意的自然景观。 例如，他在多岩石处铺上薄薄的泥土，让青苔任意生长；在密林中开辟蜿蜒的小径，使园路曲折缠绵；于沼泽水塘处深挖，以形成微波荡漾的湖面；在平坦的地面上培植广袤的草地，带来田园牧场般的乡村气息。同时，中央公园的设计也使风景园林成为带有民主意味的现代文明的指向，流离失所者、年轻母亲、亲昵情侣和艺术家均有公平的权利享受城市公园的怡然景色和轻松氛围。中央公园的设计预见了未来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生态观、自然观和价值观的转变，凝聚了久居城市的人们热爱自然、追寻自然的强烈感情，符合了城市发展的需求，同时也倾注了奥姆斯特德与沃克斯两位杰出的风景园林设计大师自身对自然环境的渴望、卓越的学识与不凡的艺术才能。集公共性、适时性、前瞻性、创新性、生态性于一身的中央公园是郁郁葱葱的都市绿洲，是寓教于乐的科普课堂，是取信于民、服务于民的开放性活动空间，充满了蓝天白云掩映下的欢声笑语，悄然地反映着自然界演进、更新与进化的过程和体验（图4-6）。中央公园的存在缓解了城市户外活动空间严重不足的困境，肩负着改善社会人际关系、维持城市生态平衡的重任；其最引人注目的特质不仅仅源于它瑰丽的田园风光、独创性的设计和舒适的游憩设施，还在于它身处钢筋水泥铸成的城市环境中，如同沙漠中的绿洲，通过广袤的绿茵将城市中的拥挤、嘈杂和浑浊的空气过滤，置换成清新的氧气，带给沉寂的城市以自然的活力、生活的气息和无限的生机。中央公园以其完整的景观面貌、连续的景观体验、大尺度的开放空间、内向性的公共活动空间和形式多样的单体设施，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求，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承认的是，纽约中央公园是美国风景园林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西方现代风景园林学彻底摆脱了中世纪欧洲园林艺术的风格和特点，转而向更加科学化、专业化、生态化的现代主义园林方向发展。同时，中央公园的建立也带动了美国城市公园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城市公园系统和绿地系统的诞生，既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风景园林师的自然、生态观念转变的真实反映。

19世纪初，波士顿地区开始了以自然环境为代价的无序扩张，导致了海水侵蚀、土质疏松、土壤盐碱化、泥沙淤积、水体污染等环境问题，迫使波士顿公园委员会将修建公共园林、整治环境、挽救城市的计划提上日程。1883年伊始，奥姆斯特德应邀开始规划波士顿的城市公园系统，并产生了在后湾沼泽公园、富兰克林公园与波士顿公共绿地之间建造一串连续不断的绿色空间和回廊，从而将两者连接起来的构想。 1893年，奥姆斯特德最终以数条公园式道路将波士顿公有绿地（Boston Common）、公共花园（Public Garden）、共和国林荫大道（Commonwealth Avenue Mall）、后湾沼泽（Back Bay Fens）、泥河公园（Muddy River Improvement）、滨河景观道（Riverway）、莱弗里特公园（Leverett Park）、牙买加公园（Jamaica Pond Park）、阿诺德树木园（Arnold Arboretum）、富兰克林公园（Franklin Park）等 9 个部分连接在一起，构成了景观结构丰富、内容精彩多变、地形波澜起伏、节奏紧凑且一气呵成的波士顿城市公园系统（Park System in Boston），并赢得了“翡翠项链（Emerald Necklace）”的美誉（图4-7）。 其中，公有绿地、公共花园和共和国林荫道是波士顿原有的公共绿地，其余是奥姆斯特德继中央公园和展望公园之后的力作。后湾沼泽、泥河公园和牙买加公园则是奥姆斯特德用来应对潮汐平原的洪水泛滥、水体污染和排水问题的主要区域；而阿诺德树木园和富兰克林公园则延续了奥姆斯特德利用城市公园将自然景观引入城市生活的一贯设计理念。但是，这一次奥姆斯特德的规划目标不再是孤立的公园景观，而是结合地形和功能形成的、深入城市生活的延展型公共绿地系统，其功能也不仅仅是改善公民居住环境，而是进一步升华到解决城市环境危机和维持自然生态平衡的层面。简而言之，波士顿公园系统的规划目标，一方面是要解决困扰城市多年的排水问题，减少洪泛的冲击，消除潜在的环境威胁，发挥河道的排水作用，并通过筑堤、挖渠、疏理河道和池塘等方法来达到清淤、降污、缓解潮汐影响的目的；另一方面则是要利用前者的基础设施和景观元素满足城市居民休闲娱乐的需求。

1879年，奥姆斯特德担任波士顿公园系统的设计师的首要任务就是结合泥河下游的环境改造工程（Muddy River Improvement），将“马萨诸塞州最为污秽的沼泽和多泥的河滩 ”开发成一处精细、优雅且令人愉悦的场所（图4-8）。后湾沼泽地（Back Bay Fens）原本是一片荒芜的湿地，是长期洪泛形成的滩地，是汛期主要的滞洪和泄洪区域，也是新建公园系统的起点。后湾沼泽公园和奥姆斯特德的代表作一样，带有浓厚的自然风景式园林的特点，洋溢着自然的气息，甚至恢复了滩地的原生状态，在喧嚣的城市环境中展现的是“一池春水倒映芦花”的微妙境界：弯曲通畅的流水、朴拙浪漫的石桥、自由散植的乔木、随风摇曳的芦苇；城市中忙碌的人们可凭栏静观清流，或缘小径蜿蜒漫步，或卧草地悠然读书，或微闭双目聆听鸟唱虫鸣，忙里偷闲。 境由心造，流水之声、青禾绿草、琴声逍遥，这些返璞归真的景致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设计师渴望于闹市中观书绎理、静坐调息的美好理想。然而，除了诗意的景观效果之外，奥姆斯特德还着重强调后湾沼泽地改善城市环境的生态功能。奥姆斯特德通过对历史上盐化沼泽的分析，划定了后湾沼泽和城市发展的边界，既有利于恢复洪泛滩地的自然演化过程，又科学、有效地控制了城市的不规则发展。通常情况下，奥姆斯特德从潮汐平原中挖掘出来的后湾沼泽地只是一条流经低洼地的溪流；但是，当洪水来袭时，其地形的设计能够确保洪泛期间的蓄水量和滞洪能力大幅度地增加，同时舒缓的河坝及曲折蜿蜒的河道也能起到减弱洪水冲刷的作用；而那些高起的路径、建筑和基础设施则由于位于洪水水位线以上，可以免遭洪水的危害。

自 1875年开始选址到 1895年最终建立，波士顿公园系统的规划与建设历经20年，是美国风景园林学发展史上的杰作，是集市民娱乐、城市防洪及土壤、水质改善、增强郊区与城市中心联系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典型案例。其中，风景园林设计师奥姆斯特德极大限度地保持了场地的自然风貌，并依据实际的生态需求对场地进行了生态恢复与景观营造；除了有限区域内的必要建筑物和设施以外，他主张减量化的设计，以避免夸张的、奢华的设计与建设；同时，奥姆斯特德在有地理条件的基址上营造草坪、湿地、林地等多样化的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统，而在生态环境容易受到干扰的边缘区域种植当地的乡土植物，吸引野生动物的栖息与繁衍，以维持区域生态系统的平衡。在波士顿公园系统的实施过程中，奥姆斯特德强调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环境治理、城市防洪和水系质量及市民娱乐、便捷交通、城乡联系等多种问题，开创了多目标综合规划的先河。此外，从城市公园、公园道到城市公园体系，奥姆斯特德始终强调以城市的整体环境为出发点的设计理念。在其学生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的协助下，奥姆斯特德几乎凭借一己之力，运用生态学观点带领风景园林学从孤立的“城市公园”概念转向了“将城市和国家作为一体”的设计观念。 在波士顿城市公园系统（Park System in Boston）的规划中，奥姆斯特德首次引入了“系统（System）”的概念，即通过一系列公园式道路或滨河散步道，将分散在城市中的各个公园串联起来，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公园体系。 波士顿城市公园系统的建立不但为城市的居民提供了更加多样的公共娱乐设施，也将城市作为整体置于一个相互贯通、相互联系的绿地系统和生态系统之中，真正地将自然风貌、系统和过程引入到城市景观、环境与生活中。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反观波士顿公园系统，奥姆斯特德大胆地将原本孤立的公园斑块（patch）通过公园道连接在一起，形成沟通城市中心与郊区的绿色廊道（corridor），并通过绿色廊道形成深入社区生活的网络，成为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拓展成为城市发展的基质（model）。奥姆斯特德的设计思想表达了景观空间格局中的拓扑学模式，其包含的生态性、社会性与艺术性却是生态主义思想在风景园林领域发展与实践的根基。奥姆斯特德在关注风景园林的艺术性的同时也强调其科学性和生态性，而这两种设计思想相互交织，彼此磨合，最终导致了其设计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性，甚至对风景园林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作为一名艺术家，奥姆斯特德关注人们感观上的美学享受。因而，他强调细节带给欣赏者的感动，强调景观体验中反映的自然动态，强调植物的季节变化，强调人工设计的景观所带来的原始自然气息。但是，他的设计绝不局限于艺术的创作，除了以田园风光为主要特色的公园风貌之外，奥姆斯特德还显示出了对交通问题的关注及景观格局和生态系统规划等方面的才能。值得一提的是，奥姆斯特德热衷于追求超越现实的品位和风尚，他的设计始终基于生态学和人类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之上，提炼并升华了早期英国自然主义风景园林理论家的论调，摒弃了不切实际的、矫揉造作的造园风格和造园元素，转而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进行设计，强调因势利导的重要性和水土保持的意义，并在设计中大量采用具有地域特色的野生植物，以营造自然的田园风光，合理地降低了建设和维护的成本。奥姆斯特德的设计实践不但为民众提供了休闲、娱乐和交流的平台，也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栖息和繁衍的庇护所，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伦理道德及社会责任感的提升都具有非凡地意义与价值。奥姆斯特德融合生态学观点的设计理念的拥趸者众多，包括其学生查尔斯·埃利奥特，其继承并发扬了城市综合系统的构想，真正拉开了风景园林生态主义设计的序幕。

4.4.2 自然与都市的融合——查尔斯·埃利奥特的努力

“我们利用日光投影描绘各种平面图上的边界线，沿着多如牛毛的小径量取边界线，勾绘湿地、空地、池塘、山峦和谷地的边界线，用这些方法，我们制作了极其有用的地图。它们包括一系列的图纸，其中一张画出所有的边界、道路和小径以及文字等；另一张则画出溪流、池塘和湿地；在第三张上以铅笔粗粗勾勒山峦的阴影起伏；在透光的屏幕上将三张地图叠加就得到了灰色的叠加图，裱在画布上之后，就可以用于各种目的的研究。这些图纸帮助我们认识了土地的各个层面。”

——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

19世纪末，奥姆斯特德的学生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1859～1897）继承并发扬了奥姆斯特德关于城市公园系统的设计思想，在波士顿公园系统的雏形之上，创新性地运用科学的、系统的、生态的途径将公园系统扩展到区域和城市综合系统的范围内，在方圆 600km ² 的大波士顿区域内，建立了由海岸、港湾岛屿、潮汐河口、森林保护区及公共游乐场共同构成的公园系统，并且获得了法律的认可。1891年，埃利奥特提出通过建立滨河景观带等自然廊道的方法将大波士顿地区（包括波士顿市区和周边的剑桥、布鲁克莱恩等区域）边界的 5 个大型公园和绿地空间连接为整体的建议，史称大波士顿地区公园体系（Boston Metropolitan Park System）。 该规划成为日后美国城市公园建设的标准模式，查尔斯·埃利奥特也因此被誉为美国的“都市公园系统之父”。 总体来说，埃利奥特最杰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2 个方面：一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二是发展了科学的规划方法。1885年至 1886年，在欧洲游历的经历使埃利奥特深切地体验到自然的力量，体会到保护自然资源及自然景观的重要性。1890年 2 月，他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摇曳的橡树林》（ Waverly Oaks ），呼吁对贝尔蒙特山（Belmont，Mass）的一片处女林进行保护。不仅如此，他还建议在更广阔范围内保护波士顿附近的自然风景区。 正是这篇激情洋溢的文章促成了马萨诸塞州自然景观保护会议（Conference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召开和次年美国公共保护区监管协会（The Trustees of Public Reservations）的成立以及波士顿大都市公园系统规划（Metropolitan Park System of Greater Boston）的诞生，成为科学的生态规划方法的最初探索和实践。

19世纪的波士顿正经历着快速的、畸形的、有害的城市发展和扩张，土地的污染和环境的恶化日益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规划的狂热爱好者查尔斯·埃利奥特和波士顿的报纸专栏作家西尔维斯特·巴克斯特（Sylvester Baxter）坚定不移地提出了将波士顿城市中心和周边区域的公共绿地连接为一个完整体系并将城市公园的网络扩展到整个大波士顿地区的构想。1892年，大都市公园委员会（Metropolitan Park Commission）聘请巴克斯特为秘书长，埃利奥特为总体规划设计师，先后完成了 4 方面的工作：首先对波士顿地区现有的开放空间进行调查，并收集和出版有关这些公共开放空间的法律规定；其次是对连接波士顿周边各个分散的公园以形成系统的可能性进行分析。 在呈交给波士顿大都市公园委员会的报告中，针对城市化进程中自然风景的破坏现象，巴克斯特曾发出了郑重地警告：“波士顿很有可能变为一片由房屋、工厂、商店构成的广阔沙漠，覆盖并淹没这块土地上的自然风貌，如同自海岸前行的沙丘，倾覆毁灭着树林与田地，这片很难为一块绿洲所拯救的人类沙漠正在更大范围上威胁这片自然的美丽土地”。 此外，巴克斯特和埃利奥特还精确地传达了对当前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考量，并指出建立一个都市公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乎城市卫生的问题，但是从更广阔的方面来看，它甚至可以提升社区的生理及道德健康；而对于那些身处城市生活所引发的盈盈碌碌、噪音盈耳、混乱骚动之中的人们来说，如果想维持健康与美好的人性和生活，就必须拥有从这种生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机遇，而获得这种机遇的最佳方式则是遁入更为自然、更加惬意的环境之中。 上述工作和努力均对大都市公园体系构想的实现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前者使城市开放空间系统的创立具有了法律的依据，而后者则促成了美国首个大都市公园系统的诞生。

1893年，在埃利奥特和巴克斯特的努力下，波士顿大都市公园系统在环绕波士顿的12个城市和24个城镇中产生。大波士顿地区公园系统是一个综合的规划项目，内容包括自然保护区、公园、公园道及波士顿市区和周边乡村中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的部分道路系统。公园系统由沿岸的自然风景区和海滩构成，将 3 条主要的河流（Charles River，Mystic River，and Neponset River）及河岸预留地、森林保护区和6 个大的城市郊区的开放空间连接在一起。此外，该规划还呼吁将里维尔海滩（Revere Bench）的用地由私人用途改为公共用途，保护波士顿湾的岛屿，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建设大量的小广场、运动场和公园。与波士顿公园系统不同的是，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具有鲜明的都市特色，以波士顿市为中心，以都市为空间尺度，以保护与恢复自然资源为宗旨，其多样化的自然地貌为设计师提供了想象力驰骋的空间（图4-9）。因此，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是以自然景观为主体，强调区域地理、气象、植被及动物的自然性 ，通过水体廊道、山谷、林荫道等方式连接城市的各个公共绿地，改善受无序发展影响的城市环境，强调自然景观保护的重要性，最大程度地维持了保护区的自然状态，尊重其自然演化的进程，并增强了公园系统中各部分的可达性。

埃利奥特在波士顿地区毕生的奉献都贯穿着尊重自然进程的生态主义设计理想。1896年，埃利奥特在完成名为“保护植被和森林景观（Vegetation and Forest Scenery for Reservation）”的研究中，发展出一整套科学的规划方法，即“先调查后规划”的理论，该理论将风景园林学从经验导向了系统和科学，甚至直接影响了 20世纪 60年代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的生态规划理论。 实则，查尔斯·埃利奥特的景观调查和分析法在1893年的《波士顿都市公园系统委员会报告》（ The Repot of Boston Metropolitan Park Commissioners ）中已经有所体现，而大波士顿地区公园体系规划也是验证其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的最初实践。在报告提交之前，埃利奥特对大波士顿地区的地被、地形、土质等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文化历史积淀和人口的迁入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进行了深入且系统的调查研究，以明确大波士顿公园系统基址的地理条件和潜在的可能性。在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埃利奥特最终确定了 129处应该进行保护和建设的开放空间，并将这些景观加以系统地分类，以对海滨、岛屿、海岸线、潮汐河口、自然森林、公园、广场和游乐场等不同的景观类型施以相应的、有针对性的规划。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景观分类理论和实践是具有革命性的。

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是具有都市性的（metropolitan），是具有自然性的（natural），是民主性（democratic），更是专业性的（professional）。首先，在埃利奥特、巴克斯特和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下，波士顿都市公园体系的规划跨越了地理和行政上的区划，以波士顿市区为中心，通过山林、水系、景观道和便捷的交通体系形成了一个相互贯通且可达性强的城市开放空间；就其社会层面的意义而言，波士顿都市公园系统在本质上是一个共同体。其次，与其他的城市公园的自然主义风格相区别，它的规划建设不以景观的塑造为最终目的，而是以自然景观的保护为首要宗旨，因此它更强调对原有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保护，强调对自然演进过程的尊重和体验，强调自然景观与城市生活的融合与渗透。再者，师从奥姆斯特德的查尔斯·埃利奥特始终贯彻着民主的设计精神和理念，他竭力抗拒将自然的魅力和活力仅仅为某特权阶级展现的传统思想，而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将波士顿大都市公园体系打造成为全社会各个阶级和族群服务的公共开放空间。最后，值得强调的是，在大波士顿地区公园系统的规划过程中，受到当时的地理学家绘制专项地图的影响，埃利奥特联合各个专业的专家和学者，共同完成了对波士顿大都市地区的地形、地貌、地质、植被、水系等自然地理条件的调查与勘探，并依据这些基础的资料绘制了相应的图纸，这些图纸为基址的分析和具体的系统规划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查尔斯·埃利奥特是最早在景观资源的分析过程中采用叠图技术的风景园林师，他的创举为生态规划方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的框架和实践的平台，同时也将风景园林学引上了科学的、系统的、生态的发展途径。

始建于 19世纪末的大波士顿地区都市公园系统的规划与建立扫却了工业革命之后笼罩在城市上空的厚重阴霾，改变了美国的城市环境和精神面貌，重塑了城市人群的生存空间，并力图在喧嚣的都市之中保留自然的资源，恢复自然的气息，融入自然的景观，以实现人、城市和自然在工业社会中的融合。都市公园系统的出现是奥姆斯特德、埃利奥特及巴克斯特等风景园林设计先驱对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协调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探索的结果，引发了自然与都市文明之间关系的再思考。而波士顿大都市公园系统堪称诠释这一复杂关系的典范，其由波士顿城市中心的绿地沿共和国林荫道过渡到以再现田园风光的自然主义风格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公园，再深入到布满山林水泽、充满了原始野性的自然资源保护区，最后延伸至广阔的潮汐河口和波澜壮阔的海滨。都市公园体系打破了城市公园本身的界限，也模糊了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分野；城市公园不再是城市之中的孤立个体，而是与城市文明融为一体。 对波士顿公园体系的规划者与拥护者而言，这一体系代表着一片完整的景观：在那里，公园与森林，城市与荒野已然获得了和谐共存的良机。

4.4.3 对科学技术的生态学思考——刘易斯·芒福德的贡献

“尽管自然早已多次警告，但是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还在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三百年来并没有唤起足够的重视。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当工业化和城市化愈发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人们才系统地做出了努力，去探求构建一个平衡的和自我更新的环境，它包含了人类生物学的繁荣、社会合作、精神鼓舞等所必需的成分。这方面的工作，若冠之以科学的名词，则称作‘生态学’。”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作为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对技术与文明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哲学反思和生态学思考，对技术带来的不良后果进行了严正的批判，揭示了城市发展与文明进步、文化更新之间的联系和规律；作为城市理论家，芒福德满怀信心地预言了城市与人类文明的未来前景，对人类面临的环境危险发出了警告，同时他也强调了人文主义情怀在城市规划设计中的重要性，从而促使西方现代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重新确定了发展和前进的方向（图4-10）。

受到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和帕特里克·盖迪斯（Patrick Geddes）的影响，芒福德深信城市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认为城市恢复活力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陶冶人心，认为城市是改造并提高人类行为的理想场所，认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死物为鲜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而城市的主要功能是流传文化和教育人民（Lewis Mumford，1961）。 虽然，芒福德的人本主义思想在 20世纪 60年代后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其思想对人的主动性的肯定却是充满了客观性、创新性和进步精神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芒福德提倡在规划中更新技术，推广更符合人性原则和生态原则的技术，并配之以相应的政治秩序和行政组织，为城市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最初的构想。

“现在必须由人类加以控制的，不是一条河谷而是整个地球；不是一场难以控制的洪水，而是更为惊人的而可怕的核爆炸，它会破坏与人类生命和福利有关的整个生态系统。 ”刘易斯·芒福德在其著作《城市发展史》（ The City in History ）中做出了如斯的呐喊和呼吁，甚至对近代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城市的无计划发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充分地认识到土地扩张、工业扩张和人口扩张对城市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危害，并呼吁人们以清醒的头脑来认识经济的发展、资源的开发、人口的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提醒人们工业革命以来无视生态环境的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的需要，只有将城市发展与环境改善想结合，才是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途径。芒福德的生态城市的理论十分注重城市有机物的作用，而城市中的这种有机关系即反映了人与自然环境和其他生命有机体的互惠共生、相辅相成的和谐关系。他对未来城市生命文明的发展充满了憧憬和希望，认为生态文明之于城市如同生命力一般，使城市景观不再繁忙而沉闷，而是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和盎然的活力。

芒福德认为生态文明城市是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不仅仅包含物质环境的重组，还必然包括社会环境的重组。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就是要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摆脱现代城市的困境，促进人类与社会的长远发展，并且根据生态学的原理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化解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矛盾，使人、自然、环境融合为有机的整体，以达到互惠共生、持续协调发展、满足社会需求、保护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目的。与此同时，芒福德认为城市和周边的自然环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生态系统。因而，他认为在进行城市规划和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时，必须认真调查研究这一生态系统，做出科学的分析与评估，提出实事求是的措施和方案编制，并理智地予以实施。 芒福德的规划思想和生态城市的理论对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学走向科学化、生态化的途径意义重大。此外，生态文明必将取代工业文明的思想是芒福德思想宝库中极为珍贵的宝藏，对伊恩·麦克哈格等风景园林师的生态规划理论及方法的提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芒福德的城市发展理论令人警醒，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文明与城市的关系，重建城市的生态文明与秩序；而在实现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人类伦理道德观念的转变、自然观念的转变和生态观念的转变至关重要。

工业革命后期，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全面地提高，而普通民众生存的环境却是拥挤而喧嚣的，甚至是尘土飞扬、阴霾蔽日的，阳光和新鲜空气的缺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观念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人们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中欲罢不能，迷失了目标与方向，然而芒福德却看到了这些威胁人类生存环境的因素，并对科学技术的过速发展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和尖锐的批判。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指出：“今天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我们的科学技术应当受到控制并导向为生活的目标服务，还是为了促进技术无止境的扩张，我们的生活应受到严密的组织和抑制。 ”面对这样的困境，芒福德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类命运的关系展开了生态反思，认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迫使人类不得不站在选择的岔路口，而此时人类必须要冷静下来，以生态学的视角思考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并且科学技术的进步理应以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发展为前提。

针对工业革命后期城市环境出现的巨大变化，芒福德指出狂热追求利润的资产阶级无视广大产业工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工业革命虽然开辟出了一种新的文明，但这种文明是建立在城市管理水平的低劣和产业工人的痛苦之上的。 因此，芒福德对非理性的工业文明进行了尖锐地批判，反对利用科学技术一味地追求数量和速度，主张从人的需要出发，使科学技术服从于社会发展的需求。 同时，芒福德意识到以经济的高速增长为目标和通过技术的提高来主导生活的发展模式对城市生态文明的构建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经济和技术绝对不是城市发展的最终目标，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手段，唯有人和环境才是价值实现的源泉。

受到盖迪斯的生态学观点的影响，芒福德积极地倡导区域生态学和科技生态学，提倡用理性的、富有逻辑的观念来认识世界与现代技术。芒福德反对工业大生产时期那种建立巨大都市的主张，提倡限制城市社区的规模，并要求城市的区域发展要与周边的自然环境相协调。刘易斯·芒福德的生态伦理观念暗含了一种协调、平衡和有机生活的要求，即将生存、繁衍和乐趣放在发展的首要位置的观念，强调有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面对大规模发展的技术，芒福德认为只有有机的发展模式才能缓解人类面临的困境。因此，芒福德对于城市未来发展的希望与憧憬并不是要消灭和抵制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是希冀科技的发展能够重新回到人类的掌控之中，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形成一种无度的扩张和消耗模式，相反科技的进步必须以保障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发展、演化为前提，并且保持在一种有机的、和谐的、生态平衡的状态之中。

刘易斯·芒福德对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体系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对未来城市生态文明的发展趋向进行了大胆地预测，对改善聚居环境质量进行了精辟的论述。芒福德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探索为后续诸多城市规划师和风景园林师探讨城市与人类文明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思想的基础。尽管，许多学者认为芒福德对科技的生态反思是悲观的，甚至是偏激的，但事实上芒福德却是一个理性与计划的拥护者，强调通过计划和逻辑来规划更加稳定的、更加持久的、更加平衡的生活方式，带有强烈的现代主义色彩。芒福德对于科学技术的生态反思为生态主义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对城市发展趋向的理性思考也为生态规划方法的提出构建了理论的框架。 T649bG1BdbW2719zjK/jgftnQBNx/nzxPkAtZG/XUDtqPl09tS8Rx+zMXHs9ZNr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