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欧洲艺术思潮的影响

盛行于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又一次具有革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打破了欧洲人迷信权威和古代教义的传统，使人的思想重新获得了解放，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进步，同时也在艺术和文化领域标志着一个新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性的新时代的到来。对启蒙运动的反思深刻地影响了风景园林领域人对自然认识及自然观念的转变，促进了朴素生态观念的产生与发展。19世纪，同样对生态主义思想在风景园林领域的产生起到推动作用的艺术运动及思潮包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工艺美术运动和城市美化运动等等。

随着资产阶级地位的逐步确立，民主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个人情感的表达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并成为新时代的风尚。19世纪之前盛行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潮不可避免地被强调主观情感和个性表达的浪漫主义思潮所代替。19世纪上半叶，以德拉克洛瓦（Delacroix）为代表的浪漫主义（Romanticism）和以莫奈（Monet）为代表的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均对自然寄予了人的情感，或诗情画意，或热烈奔放，或怪异奇幻，或柔媚温婉，追求富有野趣的和多姿多彩的自然，并试图表现浪漫的、新奇的、激动人心的情调和审美理想。浪漫主义的思潮对自然风景式园林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促使人们的自然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因此，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思潮对风景园林设计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成为自然主义和朴素生态观念发展的基石。19世纪中叶，在浪漫主义盛行的同时，随着唯物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出现，以关注当代社会问题和现实生活为特征的现实主义（Realism）运动逐渐风行，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现实主义艺术倡导客观、冷静、辩证地观察和描绘生活，并对现实生活加以概括和提炼，以真实地描绘亲切、自然、淳朴的现实。 现实主义艺术所强调的客观性促使人们开始从客观现实的角度重新认识自然规律和自然环境的价值，并且成为人们揭露、批判和抨击工业革命的贻害及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等残酷现实的有力武器。20世纪初期，以塞尚（Cezanne）为代表的后印象主义（Post-Impressionism）及达利（Salvador Dalí）的自然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皆将人类的主观感情赋予客观的自然，引发了朴素自然观念的现代主义转向。

19世纪下半叶（1859～1910），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和诗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倡导的工艺美术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反对机械产品的粗制滥造和装饰的矫揉造作，留恋中世纪“师法自然”的风格和特征，主张设计从大自然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并以纯净的设计风格呈现出对清新自然的追求和崇拜，同时也强调设计的社会性、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工艺美术运动是对工业革命的反思，其暗含的社会主义思想扩展了朴素生态观念的内涵，从关注自然环境扩展到关注社会公平、居住环境及公民的生活与精神需求等层面。受其思想的影响，风景园林的风格开始出现更加单纯、更加浪漫的形式，对城市公园的兴起及小庭院的景观设计具有积极地影响，代表人物包括才华横溢的植物学家鲁滨逊（William Robinson）、园艺家杰基尔（Gertrude Jekyll）以及建筑师路特恩斯（Edwin Lutyens）。作为植物学家的鲁滨逊强调运用自然材料来烘托小尺度花园的简洁、浪漫和高雅的氛围，并且认为风景园林设计应该注重植物的生态习性，提倡多应用多年生植物，反对应用一年生的草本花卉。因此，鲁滨逊厌恶人工气息浓重的几何种植方式，偏爱多年生植物的搭配与混种，以形成完全自然式的园林风格。虽然，鲁滨逊应用的花卉种类繁多、色彩艳丽，却最终呈现出一种灰色调的纯净美感，丝毫不显夸张（图4-1a）。园艺学家杰基尔与建筑师路特恩斯借鉴了鲁滨逊的设计风格与形式，提倡从大自然中获取设计的源泉，使风景园林充满了乡间的浪漫情调。他们的设计使规则式布置与自然植物的完美结合，路特恩斯负责设计规则的硬质部分，而杰基尔则运用色彩斑斓的植物柔化规则的线条。基于对植物生理、生态特性的了解，杰基尔设计的植物群落形式多样、线条柔和、边缘模糊，不同色彩和质地的植物彼此之间能够形成鲜明的对比（图4-1b）。这种以规则式布局为骨架，以自然植物为血肉的设计风格经杰基尔与路特恩斯的推广得到了普及，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

相比工艺美术运动对技术的恐惧，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并不回避工业化生产，而是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工业化进程中的艺术问题。与工艺美术运动相似，新艺术运动也强调运用植物等自然元素来进行设计，但是新艺术运动较之前者更适合于社会的进步，也为欧洲艺术的发展重新进行了定位。新艺术运动在设计中所表现的主要风格是自然曲线和直线的运用。新艺术运动所强调的曲线风格在园林景观中鲜明地表现于西班牙天才建筑师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i）设计的古埃尔公园（Parque Güell），高迪以超凡的想象力，将建筑、雕塑与自然环境融合为一体，使得整个设计充满了波动的、有韵律的、动荡不安的线条和色彩、光影和空间的丰富变化，其绚丽的马赛克装饰更是表现出了鲜明的艺术特点、时代特点和文化特征。 与高迪的自然曲线式园林相区别的是以莱乌格（M.Laeuger）的设计作品为典范的直线式风景园林。莱乌格完全摒弃了自然风景式的设计形式，转而运用修剪植物、绿篱等自然元素创造空间的艺术，其设计的苟奈尔花园（Gonner）是现存为数不多的新艺术运动花园的典范。新艺术运动对待科技的积极态度弥补了工艺美术运动中的局限和缺憾，赋予了朴素生态观念以科学理性，将其对风景园林的影响拓展至环境美与功能美并重的层面。

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理论家查尔斯·鲁滨逊（Charles Robinson）倡导了城市美化运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认为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环境问题，而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手段是改善城市环境，以拯救工业革命之后逐渐沉沦的城市环境。查尔斯·鲁滨逊借助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巨大契机，呼吁城市的美化与形象的改进，以解决当时美国的城市环境与社会道德问题。1909年，伯恩海姆（Daniel Burnham）的芝加哥规划标志着城市美化运动的真正开始，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城市美化运动的热潮。面对日益尖锐的城市问题，“美国现代风景园林之父”弗兰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L.Olmsted）坚信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认为社会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时代，而生活取决于方便、安全、秩序和经济，但这些要素不可能独立的发展，只有同步发展才会获得有价值、明智和舒适的城市生活。 同时，他还认识到只有对聚集区进行整体地合理地规划和利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膨胀所带来的问题。1881年，奥姆斯特德设计的“波士顿项链（Emerald Necklace）”，以线性空间的景观形式连接了“波士顿公有绿地（Boston Common）”、“共和国大道（Commonwealth Avenue Mall）”、“滨河景观道（Riverway）”、“莱弗里特公园（Leverett Park）”及“阿诺德树木园（Arnold Arboretum）”等多个城市公园及绿地，重新构建了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风景园林系统和绿地系统，使之相互联系、彼此沟通，且与城市生活有机地结合，是利用城市景观系统提升社会伦理意识的有力表现。奥姆斯特德的理论和实践对美国乃至欧洲的近现代城市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风景园林由美学设计走向了系统规划途径。 尽管城市美化运动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新的物质环境、景观环境和空间环境及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其存在的意识局限性，城市美化运动被认为是空想主义的，是浮躁与虚幻的，是权力欲及挥霍欲的集中体现，是装饰性大于功能性的，是人性的丧失和地方精神的湮灭，是不可持续的盲目建设及对生态过程的极力摧残与破坏，既没有解决城市的要害问题，也没有给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居住和工作环境，因此城市美化运动犹如昙花一现般地在历史的舞台中消逝。

然而，城市美化运动对风景园林建设活动的促进作用不可小觑，使风景园林成为维持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平衡的纽带，既是城市生活所必备的基础设施，也是城市发展所必需的预留空间。同时，城市美化运动也使设计师充分地认识到城市环境的改善对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重要性，并重新审视城市开放空间的营造法则，也催生了城市公园的大量出现。城市美化运动与上述相关的欧洲艺术思潮相同，均不同程度地拓宽了朴素生态观念在风景园林领域的思想内涵，并将风景园林设计提升到关乎社会进步和民众生活的层面，而不仅仅局限于艺术的创造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使风景园林中体现的生态思想与社会物质生活、居民精神生活及公共关系等内容息息相关。 JWfi16zgu0KZzElF9gVmIOY7ly1HburFvT8z1BUNp6B+Gd7MXVJ8KhzeZoetMD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