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18世纪风景式园林时期
——产生朴素生态观念的自然风致园

“英国园林景物的迤逦天下无双；处处芳草连天，翠绿匝地，其间巨树蓊郁，浓荫翳日；在那静悄悄的林薮与空旷处，不时可以看见结队漫游的鹿群、四处窜逸的野兔与突然扑朔而起的山鸡；一湾清溪，蜿蜒迂徐，极具天然曲折之美，时而又汇潴为一带晶莹的湖面；远处幽潭一泓，林木倒映，随风摇漾，将水面的落叶轻轻送入梦乡，而水下的鳟鱼，往来疾迅，正腾跃戏舞于澄澈的素波之间；周围的一些破败的庙宇雕像，虽然粗鄙简陋，霉苔累累，却也给这个幽僻之境平添了某种古拙之美。 ”

——节选自“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的《英国乡村》（W.Irving）

18世纪初，古典主义思想的禁锢逐渐失效，自然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出现，古典主义的造园风格也开始向自然主义的风格转变，如卡塞塔园林（Caserta Garden）中的英国花园（English Garden），充满异国情调的植物，如梦如幻，虽然只余断壁残垣，却仍然流露出强烈的自然主义的设计倾向（图3-9）。

18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启蒙运动为造园艺术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有效地促进了风景园林设计思想的转变。此时，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成为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和诗人所热衷探讨的核心问题。“重新认识自然”的哲学思潮成为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化主流，并且提倡个性的自由、社会的平等以及道德伦理的完善，倡导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平衡关系。启蒙运动的生态反思使自然作为人类生存的必然环境，获得了真正的、独立于人的审美价值。18世纪上半叶，唯理主义的僵硬艺术风格遭到了摒弃，经验主义的思想取代了唯理主义。以洛克（John Locke）为代表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建立在秩序与和谐的基础上，与唯理主义相对立，主张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认为人类知识起源于感观，同时强调知觉的力量，认为人能够凭借感观和内心的体验来认识自然，美的本质不再是简单的数和几何关系，经验主义的自然观念逐渐产生。经验主义哲学家反对古典主义的教条，强调心灵的沟通和想象，而奔放的情感和自由的幻想恰恰是自然风致式园林最基本的审美要求，之后经验主义的哲学思想将自然风致园引入了浪漫主义的潮流中。

至18世纪中叶，由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和文学家伏尔泰（Voltaire）等人发起的启蒙运动影响了整个欧洲，并在宗教、政治、文学、艺术、风景园林等领域宣扬自由的精神。启蒙主义思想家一方面渴望感情的解放，另一方面也号召重返自然，同时也主张在造园艺术上进行彻底地改革。其中，哲学家、思想家让雅各·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即为英国风景式造园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发表的小说《新爱洛绮丝》（ La Nouvelle Hel ôise ）被称为抨击法国古典主义园林艺术的霹雳。 卢梭主张人类回归淳朴的自然状态，主张模仿自然，认为只有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中才会迸发出真挚而纯洁的感情。在其小说中，他将梦想中的自然式园林描绘为绿草如茵、野花飘香、园路蜿蜒、小径迂回、溪流清澈、涓涓细流、清秀而隽永的景象，而这个杜撰出来的“克拉伦的爱丽舍花园（l'Elysée de Clarens）”则成为自然风景式园林最初的效仿对象。卢梭的思想体现了生态美学的意趣，而卢梭的描写则充满了对自然的赞美、浪漫的诗意和审美的遐想。同时，卢梭也对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及生存环境的恶化表示了担忧，在其看来，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实现了人类对自然的驾驭，却也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卢梭的理论和思想要义认为人与自然环境是和谐而统一的整体，人类应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及非生命物质，以实现共同发展，主张摒弃理性至上的僵硬思想，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这种自然观念的转变成为朴素生态观念的一种流露，也影响了当时及后世人们的自然观、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当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enis Diderot）等人为自然科学的进步而摇旗呐喊时，卢梭的呼吁却成为对启蒙运动的有效补充与拓展，也是对以科学和理性为主导的启蒙运动的深刻反思，昭示着朴素生态观念的崛起。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 19世纪的美国文学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梭罗以浪漫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双重实践继续着卢梭的朴素生态观念。

18世纪下半叶，浪漫主义（Romanticism）思潮逐渐兴起，文学、绘画、风景园林等艺术形式摆脱了经验主义的教条，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形式自由奔放，较少拘束，强调通过幻想或复古等手段超越现实。浪漫主义的审美遐想和对自然的诗意想象也打破了现实世界的机械自然观，使人们对自然的理解超越了视觉感知，而偏重感观感受（图3-10a）。浪漫主义园林较之经验主义园林，变化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自然式景观或苍苔斑驳，或温雅别致，或深沉忧郁，充满了乐观和温馨的感情。若将 18世纪上半叶的经验主义园林比喻为一幅静态的风景画，那么18世纪下半叶的浪漫主义园林则成为一幕幕动态的影像，步移而景异，更加立体也更加丰富（图3-10b）。浪漫主义的思潮促使18世纪的造园艺术摒弃了建筑和环境之间的形式上的过渡，使林园和传统意义上的园林合二为一，从而强调心灵上的和谐与触动。浪漫主义思潮使自然风景式园林向更加曲折、更加富有诗情画意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的园林形式对自然环境的模拟达到了巅峰的状态，表达了强烈的自然主义理念。

18世纪英国的造园艺术摆脱了意大利和法国的束缚，开始追求自然风景的美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对风景园林的功能也有了更新的要求，主张展现大自然的美丽和淳朴，以摆脱精神上的桎梏。浪漫主义的风景园林师力求用画家的眼睛和诗人的感性来造园，草地自由地生长，树木无拘无束地伸展，既有自然的粗犷之美，又不失艺术的细腻风雅，使园林、林园及周边的乡村景色完美地融合成一个整体，丝毫不显割裂。自然风景式园林的这种自然性赋予游人以宁静和安逸的感受，提供了使人冥想、沉思、隐居、游赏和休闲的空间，其“收集和剪裁自然美”的自然主义理想影响至今。

从以布里奇曼（Charles Bridgman）和范布勒（John Vanbrugh）为代表的不规则园林时代，到以威廉·肯特（William Kent）为代表的自然式风景园时期，再到朗斯洛特·布朗（Lancelot Brown）的牧场式风景园时期，以及以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和胡弗莱·雷普顿（Humphry Repton）为代表的绘画式风景园时期和乔治·卢顿（J.C.Loudon）的园艺式风景园林时期，英国的自然式园林的发展经历了大约 5 个阶段，而设计师的自然观念和生态观念也随之发展变化。18世纪初期，范布勒（John Vanbrugh）和布里奇曼（Bridgman）的作品与古典主义园林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而且其追求自然、追求变化、追求曲线的设计风格则表明设计者已经有意识地表达出自然主义的倾向，可被视为朴素生态观念萌发的前奏。

18世纪中叶，自然风景式园林真正形成，朴素的生态观念也随之萌发，这一时期的最活跃的造园家是威廉·肯特（William Kent）和朗斯洛特·布朗（Lancelot Brown）。肯特作为自然风致园造园理论的实践者，其设计在布里奇曼等先驱的设计实践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真正地将自然景观引入风景园林中，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切实改善。肯特善于用画家的眼光来欣赏自然，对自然的魅力有足够的敏感性和捕捉能力，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念去探索自然的规律，也有足够的天赋去表现自然的灵性和诗意；其突破了古典主义园林将花园作为建筑与林园之间过渡的观念，将草坡牧场式的林园与花园连成了一片，造就了造园艺术的根本性转变。肯特的造园思想对朴素生态观念的萌发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图3-11）。18世纪 60至 80年代，英国的自然乡村风貌发生了极大的改观，权贵们厌倦了城市的机械生活，反而钟情于乡村的自然风貌，这使得自然风景式园林日趋兴盛，并在布朗的创造中达到了成熟。布朗的设计第一次允许人与自然环境产生亲密的互动，体现了设计师的自然主义观念和朴素生态观念。然而，朗斯洛特·布朗始终坚持以一种狭隘的、偏激的情绪，固执地将园林改造成类似田园牧场式的景观，其代价是对场地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的大规模改造。思想意识的局限致使布朗的设计行为止步于追求自然主义浪漫风情和温馨情调的肤浅层面，而无法达到关注自然生态环境的深层次表达（图3-12）。

18世纪中叶的风景园林是悲观的，是伤感的，充满了孤独的哀思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而其对自然的崇拜和感情宣泄泯灭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否定了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曾经批评布朗的园林太过模仿蛮荒的自然状态，而驱除了艺术的表现和休闲、娱乐、消遣等功能，认为布朗的园林在追求自然主义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生态主义的原旨。与布朗的观点不同，钱伯斯认为自然不经过艺术的加工是不会赏心悦目的，而真正激动人心的园林景色应该具有强烈的对比和变化，造园不仅仅是改造自然，还应该使其成为高雅的、供人娱乐休憩的场所，应体现出渊博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情操。 钱伯斯在某些方面修正了布朗略显偏激的造园思想，使 18世纪的自然风景式园林重新踏上了探寻自然属性和生态属性的道路。18世纪后期，在布朗与钱伯斯的对峙中，造园活动与绘画艺术的分歧日益显露，改变这一现状的是两位先驱的后继者雷普顿（Humphry Repton），他在布朗造园理论的基础上，扬长避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采用折衷主义的手法抚平了造园与艺术之间的鸿沟。雷普顿的设计在表达浪漫情调、感情色彩和诗画意趣的同时，更加注重园林的实用性，方便性与舒适性。其思想和理论带有一定的折衷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较之肯特、布朗和钱伯斯的理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更具有客观性和全面性，但同时也欠缺了浪漫主义的追求和对自然环境的崇高向往，丧失了园林的审美理想。18世纪末期，园艺技术的发展和园艺品种的多样化使这一时期的园林风格发生了转向，风景园林开始关注植物景观的营造和园林色彩的表现。虽然，园林的浪漫主义色彩有所削弱，但园林的乐趣却逐渐突显，风景园林的实用性也有所加强，其表现出的自然主义倾向和朴素生态观念以及对植物的生物性和群落结构的探究对 19世纪的现代主义风景园林设计风格的影响颇深，甚至延续至今。

综合上述，无论是 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17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时期，还是 18世纪英国的浪漫主义时期，风景园林师们在其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都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时代、生活、甚至是社会制度的理想、渴望与反抗，并且执著地表现这种追求，这导致风景园林的形式和内容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世纪及其以前的庭院园林反映了借助自然之物来美化人工环境的思想；文艺复兴运动将欧洲的园林艺术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出现了自然之美与人工之美并不相悖的观点；而法国古典主义园林则将欧洲的规则式园林艺术推向了一个无法逾越的巅峰，反映出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征服自然且人工美高于自然美的思想；直至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的出现，人工美服从于自然美并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观念才得以逐渐显露。

在哲学思想层面，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Rousseau）和狄德罗（Denis Diderot）的思想对英国风景园林设计领域的影响颇深。卢梭曾经偏激地认为园林和人都是自然中的瑕疵，既没有人也没有园林的地方才像自然，因此造园活动要做到与园林毫无相似却与自然无限接近的程度才能算作是造园艺术。而狄德罗更在其著作《画论》（ On Painting ）中激烈地呼吁“凡是自然造出来的状态没有不正确的（Diderot，1765） ”，他希望在风景园林中寻求心灵的震撼和喜悦。尽管，卢梭与狄德罗的哲学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偏激和狭隘的，但是其对自然环境的热爱却为浪漫主义的美学和应用生态学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社会伦理层面，卢梭尝试从大自然中获得有关生命的精神体验，提倡重返自然，让自然去启迪和救赎人的心性，认为人只有在与自然的相互契合中才能重新找回自我，从而获得真正的幸福。 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所提倡的“回归自然”的思想本质上是指消除文明异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以卢梭为代表的哲学家、思想家对启蒙运动的反思意在恢复人与人之间本真淳朴的自由关系，以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包含共生共存的思想和生态伦理学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关注自然环境的本身，还关注社会、文化和精神的生态性，并开始寻求人类生活与自然过程相互协调的境界，暗含了生态伦理学的美学观念。这种朴素的生态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包括风景园林设计在内的文学、绘画等艺术学科的发展方向。

在风景园林领域，18世纪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消除了园林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界限，将自然作为园林艺术表现的主体，将自然美作为园林美的最高境界，反映了造园艺术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的观点，真正地体现了设计师的自然主义思想和朴素的生态主义观念。威廉·肯特、布朗、雷普顿等设计师主张将风景园林完全融入自然环境当中，即“越过围墙看到整个大自然是一个大花园 ”，以追求风景园林的自由与灵性，反对专制政治的压抑，并要求在园林中抒发个人的情感而反对理性的教条和文明的束缚，推崇风景园林的自然野态。这些审美理想体现在风景园林中，表现为更加舒展、开阔、亲切、清新的自然景观模拟，而自然主义的自然观也取代了经验主义的自然观。

此外，自然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和朴素生态观念的萌发也表现为林园的样式与风格的发展和变化中。文艺复兴时期的丛林景观仅仅是人类活动的背景，寄托的是人们的政治思想、生活意趣和审美理想。古典主义时期的林园开阔而富有苍茫的野趣，但林园的主要功能仍然是为贵族提供宴饮和聚会的场所。因此，古典主义园林中的林园的出现仅仅是为了满足具有一定文学和艺术修养的观赏者对于自然环境的渴求。自然风景式园林时期，以布朗为代表的风景园林师将林园扩展、梳理并延伸至建筑的墙根，并将林园与花园融合在一处，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使林园更加粗野和宽广，花园更加精致和优美。“徜徉的羊群在树荫间摇移，像要越过树荫的边界，暧昧的眼睛，要弄清楚是否是羊儿在修建草地”，正是这种善于掩映的技巧，使自然风景式的园林样式变得愉快、迷惑而令人惊愕。但是，描摹自然风景的园林样式表现出与英国随处可见的田园牧场类似的景观效果，虽然其呈现出的感观效果倾向于自然主义，但其建设的过程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基址的自然条件。村庄移除，路径改道，大片的原始地形被改造，上万公顷的土地被淹没，成片的树林被连根拔起，众多的河流被拦坝截流，而这些前所未有的“崇高的”和“伟大的创举”实际上造就了一种足足流行到 19世纪初的贵族消遣生活，也因此造就了文学、哲学、艺术等领域的思想者对其褒贬不一的混乱局面。 究其本质，造成这种思想与行动不一致的根本原因是思想意识的局限和科学技术的欠发达。正是这种思想与技术的矛盾性使得这种崇尚自然的朴素生态观念流于形式的表面，而无法得到更深层次的表现。

简言之，文艺复兴时期园林的思想核心是以但丁和薄伽丘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既表达了对古典文化的推崇，也是对神学束缚的批判，强调风景园林的对称性与均衡性，以表现淡泊、平静、亲切的审美理想。古典主义园林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尔倡导的唯理主义，以形式的、先验的、秩序的景观为美学的本质。而自然风景式园林产生的哲学基础是洛克的经验主义，强调感性经验在审美理想中的主导作用，进而强调情感的表达、想象力的张扬和审美理想的崇高。同时，经验主义的生态学观点认为自然是最好的设计师，风景园林师应该首先观察自然，而后将自然中引人注目和具有美感特性的元素加以开发和利用，以求真实地再现自然。18世纪英国自然风致园的出现反映了造园艺术不再利用自然的元素美化人工的环境，而是用自然的要素来美化自然本身，并将自然美作为造园艺术的最高境界，以此来加深人们对自然的喜爱和热爱，使人们以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随着自然观念的逐渐转变，人对自然的理解和认识也在不断变化，而自然风景式园林的出现恰恰表达了此时人们对自然美的不懈追求和热爱自然、渴望回归自然的愿望。

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的出现是欧洲风景园林设计领域一场极为深刻的思想革命，其一反文艺复兴及古典主义时期欧洲园林的规则式原则，开创了模拟自然景观的风景园林样式，这不仅仅标志了欧洲近代风景园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并且对朴素生态观念在风景园林设计领域的萌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对后期田园城市理想的构建、城市公园的兴起和区域规划的系统性建立影响深远。英国的土地肥沃，湖泊众多，气候温和，森林资源丰富，这些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为自然风景式园林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此时风景园林领域的自然主义倾向还没有上升到兼顾生态环境的层面，仅仅在风景园林艺术中掀起了针对规则式园林的批判狂潮，并在实践中要求忠实地模仿自然状态，提倡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体现在风景园林设计过程中，以求真实地表达设计者真实的情感和对自然的理解。某种程度上，这种浓烈的自然主义思想带有极端的、偏激的色彩，但是自然主义倾向在风景园林中的流露推动了朴素生态观念的萌发。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之后，由于畜牧业的飞速发展，滥垦滥伐、毁林放牧等急功近利的行为致使森林资源几乎丧失殆尽。在环境条件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朴素的生态观念在自然风景式园林时期逐渐萌芽。 flGh3ZlkS0N4gDCLpBXk43wWDJaIi79nFtKpbgnj/CMDFGDtdnlZz9KlQuvTB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