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鸟毛立女屏风》属正仓院“调度” 类藏品，仓号：44。在《东大寺献物帐》中以楷体墨书记载：

鳥毛立女屏風六 髙四尺六寸 廣一尺九寸一分 绯纱缘 以木假做斑竹帖 黑漆釘 碧絁背 绯夹（臈）缬接扇 揩布袋 （图 1—1）

其中“揩布袋”所指为屏风专用布袋。据《东大寺献物帐》记载，根据屏风的大小，原一百件屏风每件均备有收储专用袋，现在标有“鸟毛”等字样的《鸟毛贴成文书屏风》用袋还有存留（图 1—2a、图 1—2b）。 这个信息说明，当时“屏风”作为一种实用美术品的形式已是发展得非常完善而成熟了。

揩布袋不存，屏风的六扇之间没有连接，呈散置状态。为了方便存储，六扇屏风被重新编号，并不属原来序列。按照每扇的特征，目前的编排是一至三扇为站立仕女，三至六扇为坐姿仕女。并按旧有顺序，从右向左排列。（图 1—3 包括以下扩大图版）屏风边缘大部分残破，可见绯纱残片与接扇断片。屏风表面，纸本，白土底，墨线勾勒。人物的脸，手，前胸及袖里部分经过色彩晕染。第三扇肩巾及第五扇树枝等部分局部有羽毛片状残留。

而在《东大寺献物帐》转誊而成的《国家珍宝帐》中，关于《鸟毛立女屏风》的记载略有不同：

鳥毛立女屏風，髙四尺六寸、廣一尺九寸一分、绯纱缘以木仮作斑竹帖、黑漆钉、碧絁背、绯臈缬接扇、亦天保中修补、未了功。

这里的“天保中修补”应该指天保年间（1829 ～ 1847），东大寺所组织的正仓院宝物修复一事。那么，“未了功”一句，如果是指修补工作没有完成的话，那到底是怎样一个程度呢？为此，笔者查阅了所有关于《鸟毛立女屏风》的修理与调查记录。自江户时期的 1829 年起，明治、昭和时期，正仓院都进行过较大规模的调查与修缮活动，有明确文字记录的共有六次（见附录表格）。比较微妙的是，在元禄六年（1693），正仓开仓时，有关于《鸟毛贴成文书屏》的修理状态的记录，研究者推测《鸟毛立女屏风》也同时进行了修缮，但并没有关于《鸟毛立女屏风》的信息。

在所有修缮行为中，应用科学手段及最具规划性的当属昭和六十到六十三年（1985 ～ 1987）的大规模御物修理，为配合这次修理，正仓院实施了同样为期三年的事前调查。在事前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明确的调查目的及修理方向：

全部六扇·经由·X光线·红外线·显微照相·透视检查

1.尽量保留第一扇中附着在所绘两手和各扇四周边缘在原先修理时被强加上的增补物。但在不扩大龟裂危险范围之内也会做除去处理。

2.为了固定和遏制绘画材料层的浮起，（对背面的处置），对应造成因里层补纸而使本体力量不均所可能产生的紧张感（拉力），则需要除去补纸。

3.处置画面使用的黏合剂，有可能是再修理时所需的材料，但不使用化学合成品。

4.为了使画面长期安定地保持最佳状态，用新式样新制品取替下地。

5.在不扩大破损情况的前提下，尽量保持原来样貌。

经由上述措施，调查者对屏风的木心本体，纸面白涂底，彩色细节等各个部分都有了更加详细的信息定位，这使本文注意到调查报告其中的几个重要部分。

其一，关于第六扇。第六扇表面光洁，缺少年代剥蚀特征，明显与其他画面古旧程度不同。在红外线透视考察中，发现只有仕女脸部与周边透视率不同，即脸部为旧有的屏风部分，未经过修复处理，贴敷于新的画纸之上。说明第六扇的纸本已在早期修复中进行了全面替换。（图 1—4）

其二，关于各扇补笔。“画面除第六扇以外，历经多年，原来的底涂层（白土）已经趋向粉状化，呈现出危险的状态。另外各扇的状况可能因为后世粗糙补彩的有无，而使画面具有显著不同的损坏程度。并且画面上各种斑痕，污迹，擦痕等均已逐一认定。同时可以看到各扇的纸都有膨出迹象，各画面的周围，在原来用来粘固纸与屏风表面的糨糊的边缘，底土层剥离了纸面，可见其上经过后来补填的粗劣的白色颜料”。

在春山武松的《树下美人论》一文中，明确记载有明治时期修理时，住吉内记重新绘制了第六扇除颜面以外的剩余部分，并对其他各扇均进行了补笔。 那么，对于以上调查结果中“粗糙的补彩”“粗劣的白色颜料”等记述，似乎与“住吉内记”有关，但在经年多次的修理又没有具体细节记录的情境下，也不能排除与住吉氏无关的可能。至于“并对其他各扇均进行了补笔”这一记录，又不能不让人怀疑住吉内记对彩色部分的补笔至何种程度。

其三，关于屏风背面补纸。1.沟口祯次郎在明治时期的正仓院御物调查时，发现第五扇的屏风背面贴有一张为了增强屏风强度的类似补纸，因为是与屏风正面相比的反方向粘贴，后被称为“反故纸” 。沟口氏并为此作了这扇屏风的纸本构成示意图 （图 1—5）。这张“反故纸”上的墨书记载有“年号及价格”等信息 （图 1—6）。通过后来对这些具体墨迹的辨识与研究，这张纸被确认为公元 752 年购买高句丽物品时申请书的一部分。2.在昭和时期修理事前调查中，通过红外线透视检查，在第四扇的背面补纸中，又发现了新的墨书痕迹（图 1—7）。这张补纸的字迹虽很难辨认，但被认为与“反故纸”属同一性质。

这样，综合在调查期间的发现与“通过（透视）图像显示与调查研究，不排除该屏风在有修补记录之前即已经过多次修补”的阶段性总结，关于“反故纸”与“新字迹”的结论为：“这面屏风的反故纸等下帖文书并不是屏风当初时制作的一部分，本来与屏风没有直接关联，推测属于后来修理而做并不为过。这种可能性的判定，并不是否定屏风自体的调查，是想对其性质做一个肯定之说。修理着手后，对于以上的判断会十分困难，以上即是最终总结，屏风的反故纸与里纸都属同类，属现有屏风的一部分，这个结果即下帖文书与屏风确属同体，可以确认原来关于制作地与制作时间的各种说法。”

这个结论使笔者充满疑问。看来，调查的目的，并非针对屏风的整体研究，只是为下一步的修理而依从调查任务中对屏风本身材质的认定。虽然结果经由严格的科学检测后推测得来，研究者通过《鸟毛立女屏风》所具有的信息，不能确定在“反故纸”贴敷之前的修理次数，指出反故纸属后来贴敷的极大可能，但仍旧保留“反故纸”的时间为屏风制作时间的推测。显然，这个结论是自相矛盾的。

按照调查报告记录显示，本文对“反故纸”及“新发现补纸”的贴敷位置制作了屏风的纵切面层位示意图（图 1—8 方框部分为被发现有字迹的屏风“补纸”与“反故纸”）。

对于其局部无规则性的位置粘贴，本文认为无论是“反故纸”还是新发现的“补纸”，其用意应都属于对屏风薄弱处纸本的加固，从补纸面积不等，用纸随意等现象来看，这种贴补，不能不使人推测，“补纸”对于屏风的修理是一个与一般“计划性制作”截然不同的“即时行为”。

总之，在“屏风现状”所显示的信息中，屏风作者与制作时间等信息并不明确。如果按屏风的假定制作时间进行研究的话，752 ～ 756 年间，正值中国的盛唐时期，那么，有必要在中日间对屏风的同期形制及同期源起作一比较性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