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898年9月，在“戊戌政变”后的血雨腥风之中，蔡元培悄然弃官携眷南下，从此开始了他的新式教育生涯。而在此之前，“光绪状元”张謇已经南归故里兴办实业。在此之后，张元济因参与变法，被清政府“革职永不叙用”，旋即南下，加盟商务印书馆，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拓荒者。故在有人论及这段历史时，即曾指出：“张元济、蔡元培、张謇三人脱离传统士人致仕旧轨，而分别转向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教育与实业，又赋予这一年以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特殊象征意义。”

其实，在晚清翰林中，还有一位谭延闿，后来也走上了背离清廷的“不归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面四人当中，从一开始就真正自觉自愿与清政府“离心离德”的，只有蔡元培一个人；并且，真正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要创办新式教育来培养变革人才而又身体力行者，也仍然是只有蔡元培一个人。蔡元培对自己的这种选择有着非常清醒的自觉性。后来，他曾忆及促使他投身新式教育的动因说：“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 1901年4月，他在自题摄影片时也写道：“丁戊之间，乃治哲学。侯官浏阳，为吾先觉。愤世浊醉，如揉如涂。志在教育，挽彼沦胥。众难群疑，独立不惧。越求同心，助我丁许。” 1917年3月，他到任北大校长后，又致函时在法国的汪精卫说明自己归国办学的心迹说：

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

这即表明，注重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以挽救民族危亡，乃是蔡元培非常自觉的选择。这既与张謇后来从“实业救国”转向教育之路不同；更与谭延闿后来为情势所迫而投机革命迥异。另外还有一位进士出身的张元济，与蔡元培同庚（都出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浙江同乡、乡试同年、殿试同年、南洋公学同事、共同创办《外交报》，故谓与蔡元培有“六同”之处。而真正与蔡元培路向选择比较接近的，只有张元济这位与他“六同”之人。蔡元培一生的功业，也就从此奠定了基础。他主动脱离传统士人仕宦之常轨，投身于新式教育活动，这说明，他已把文化教育这种奠基性的长远事业看得远比一时的政治活动更重要。因此，从文化教育的角度，来看待蔡元培的功业与价值，就显得极其关键。

然而，当蔡元培因病于1940年3月5日溘然长逝于香港之后，后人对他的评价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变化。例如，在他病逝后的第三天（1940年3月7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即从延安发出唁电，称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敬献挽联曰：“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多年故交吴敬恒称赞他：“生平无缺德，举世失完人”；门生故旧蒋梦麟称誉他：“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等等。尤其是梁漱溟先生评价他的一段话，更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同：“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预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而在被冷落多年后（1980年3月）召开的纪念大会上，蔡元培也只是被誉“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 。所以，如果按照中国传统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标准来看人们对他的上述评价，就会发现，几乎上面所有的评价都侧重于褒扬他的人格和事功。譬如，陈洪捷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就曾以韦伯的“卡里斯玛”（Charisma）概念，研究蔡元培的人格魅力对他在革新北大时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诸多关于蔡元培的评论当中，很少有人论及到他在中国近现代思想领域内的建树与影响。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看问题。在蔡元培逝世不久后（1940年3月24日），当时避居四川江津穷病潦倒中的陈独秀就曾特别撰文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周作人在1942年撰文纪念蔡元培时，则是更为明确地说：“蔡先生在教育文化上的施为既多以思想主张为根本，因此我以为他一生的价值亦着重在思想，至少当较所施为更重。” 而到1988年1月蔡元培120周年诞辰纪念时，他又开始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 。虽然，比较而言，这里只是从“科学家”到“思想家”一词之差，但它却表明，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蔡元培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重要价值。

尤其是在1998年北大的“百年校庆”之际，蔡元培更是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赞誉和尊崇。1998年3月21日，在纪念蔡元培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原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先生指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主张，也体现着容纳古今中外的学术文化和发展学术文化、改革学科的思想。他从反对学术上的专己守残出发，认为对东西文化要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他曾提出，注意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主张大学课程内容要努力增加世界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同时又认为，对外国科学文化应择善而从，重在消化，‘既有吸收，即有消化’，并且认为，不仅要吸收世界的先进科学文化，而且要把重点放在掌握它的先进的知识与方法之上，以为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发明。蔡先生的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无疑也是非常正确而深刻的。”

于是，人们或许要问：在蔡元培身后，人们对他的评价何以会出现上述从看重他的“功德”向注意他“立言”的微妙变化？对此，有一种解释说：“蔡先生晚年因职务冗忙，不能专心著作”。言下之意，是他的著述较少。更有人干脆说：“蔡元培毕竟不以学术与文章名家，或者换一种说法，其‘言’被‘功德’的声名光芒遮蔽，退居其次，不为世所重。” 这其实是说，他的“立言”远不如他在“立功”和“立德”上的贡献大。这些看法乍看之下似乎都有道理，但我以为它们都还未能找到真正的原因之所在。在我看来，一方面，蔡元培自己“立言”的数量并不少，这可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8卷本《蔡元培全集》为证；另方面，实际上，他在思想层面上贡献也很大。所以，他在“立言”上前期被忽视，主导因素还应该到他思想以外的环境上去找。虽然从他的著述上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旧学之特点，在中国学术已经基本实现从旧学向现代学术转型后的今天，人们忽视他的学术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地位就可以取消掉。所以，当人们终于摆脱“激进—保守”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后，他在思想层面上的贡献也就终于像冰山般地逐渐浮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水面上，逐渐受到世人所瞩目。张汝伦先生即指出：“蔡元培作为一个重要的近代思想家及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贡献，长期以来被忽略了。这只要看一下我们所能见到的近代思想史即可知之。人们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对他领导北大的成就尤其津津乐道，赞不绝口。但对他教育思想的研究往往停留在他的一些具体的教育主张上，而未深入这些主张后面有时并未明言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哲学。人们也研究谈论他的美学思想，却很少探讨美学在他的全部思想中的作用和意义。除此之外，对蔡元培思想的研究就不多见了。这与他在其同时代人心目中的地位相当不相称。……这似乎表明，蔡元培作为一个主要和重要的近代思想家的地位，实际并未得到人们的承认。” 钱理群先生亦认为：“一方面，我们奉蔡先生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现代科学之父，另一方面，蔡元培先生的许多重要思想在本世纪从来没有被重视过，更不用说实行了。” 这些议论都表明，今天人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已更为注重蔡元培在思想层面上的重要价值。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是，怎样把蔡元培的思想价值具体地彰显出来。

但是，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即使在蔡元培被誉为“思想家”后，人们所注重的也只是他的大学教育和美育等思想；而对他的中西文化教育观，却几乎很少有人专门去论及。在关于蔡元培中西教育观的已有研究成果中，多是在“通论”式的研究中一般性的讨论之，而较缺乏专题性的深入研究者。或许是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这种局面的发生：一方面，由于蔡元培本人在治学特点上的新旧过渡性，使他在论述这一领域中的问题时，往往是以排比历史事实而非借助逻辑论证的方式为其观点作证明，从而使人们忽视了他在这一领域内的思想贡献；此外，他那“务实不辩”的思想特点，又使他几乎从没有参与过中国近代史上的任何一次文化论争，因此，他也就很少留下系统解说自己中西文化教育观的文献。另方面，由于建国后对蔡元培教育思想评价上长期存在的“标签化”现象，人们对他的整个思想的理解都是不够深入的；尤其是在以“激进－保守”的思维框架来处理文化教育问题的模式下，稳健中庸的蔡元培根本无法就“浮出水面”。钱理群先生在谈到建国后人们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态度时说：“人们根本不去仔细研究与思考蔡先生（以及中国其他现代教育的先驱）他们的教育思想的真正价值，而是简单地戴上‘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帽子，拒绝承认，正是这样的‘左’的思维逻辑使我们吃了大亏，这惨重的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但是，钱理群先生可能并不知道，“标签化”的最大好处就是“节约劳动时间”，省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麻烦；不过，其问题则在于，“标签化”的层次越高，它离开真相的距离就越远。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现在仍有一些人研究蔡元培时，还是那么喜欢给他老人家“贴标签”。总之，由于上述诸原因，最终导致了人们对他中西文化教育观的严重忽视。

然而，从丁石孙先生上面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中西文化教育观却是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所以，如果不深入地理解他的中西文化教育观，那么，对他“兼容并包”思想之理解，也就失去了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内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处理中西文化教育之关系这一问题本身，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在中国近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获得自由解放，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奴役？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 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领域中，当然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古今中西”关系的这一重大课题。抱定“教育救国”宗旨、较早就开创新式教育的蔡元培，在处理文化教育领域中的“古今中西”关系时，无疑显示了自身很强的独特性。因此，在世界日趋“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他的中西文化教育观，无疑将给我们今后的新文化教育之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与借鉴。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研究者选择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教育观”，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领域。在这一问题领域中，本书准备主要讨论以下问题：其一，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教育观是如何形成的？其二，他何以能够提出“融合创新论”？其三，他如何看待和处理中西文化教育之关系？其四，他如何理解中西文化教育的融合与创新之机制？其五，他的“融合创新论”对其观念和行动有什么实际影响？其六，他的“融合创新论”在理论上具有怎样的独特性和价值？其七，他的“融合创新论”对今天的文化教育建设有何启迪意义？

在研究问题的方法论上，研究者将努力坚持以下三个基本立场：

第一，以“同情”之心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历史研究者应尊重自己所面对的历史事实，其实是一种最基本的“专业忠诚”。这要求研究者不能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而随意改写历史进程。然而，另一方面，中外伦理学家大都承认：“同情”是人类道德的活水源头。当代新儒家们也要求，研究传统文化时应抱有一种“同情”和“敬意”。因为，“同情和敬意是实现对中国文化客观了解的前提，没有同情和敬意，就不可能实现对中国文化的真实了解。” “同情”其实就是对研究对象的境遇，能够给以“设身处地”之着想。这要求，研究者应尽可能在解除“先入之见”后再“进场”，并尽可能给研究对象以“同情”之理解。

第二，注重历史人物和事件演化的过程分析。这是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就是曾经发生着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所以，历史研究本身的性质，就应该是一门研究以往的历史演化过程的学问。这要求，研究者必须用一种变化的观念去工作。而且，尤其重要的是，蔡元培的中西文化教育观，又的确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观念之流体”。所以，以发展变化的观念去把握它，更是客观情势所必需。当然，这并非是否认，在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演变的过程中，不存在着一些相对稳定的东西。恰好相反，研究者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通过变动不居之表象，去把握它后面的相对稳定处。

第三，注意文化教育与政治领域的相对区分。现在学界已经形成的一个共识是：不应再用“激进—保守”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去评判蔡元培之思想。因为，从他人生路向的选择中，不难看出他本色上更是一个教育家。文化教育建设毕竟有自身的独特性，而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之革命。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其实也就取消了文化教育研究的“独特性”。这种“区分”的立场体现在对文化教育问题的评判上，就要求确立文化教育自身的价值尺度。因此，研究者将在本书的研究中，力求体现出文化教育与政治“相对区隔”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