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使“中西文化”之争成为贯穿于文化教育领域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位关键性人物,蔡元培以他的“融合创新论”对这一时代课题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解答。本书旨在剖析“融合创新论”形成背景及其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力求探明它的基本内涵,并尝试估定它的实际影响与历史价值。
蔡元培的中西学教育经历,对他“融合创新论”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他在旧学教育时期独特的“自由阅读”和“徐氏校书”经历,不仅为他打下了坚实广博的旧学基础,而且使他初步形成了不拘门户、兼收并蓄的治学风格。而他在旧学已有深厚根柢的情况下赴德留学,又使他能够把握到西方文化教育价值观的精髓所在。伴随着他对西学认识的不断深化,他对中西文化教育关系的看法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调整。这反映在他依次提出的“中西暗合论”、“益已益世论”、“吸收消化论”以至“融合创新论”之中。
蔡元培最终能够形成“融合创新论”的思想基础是:第一,中庸调和之道,使他确立起中西融合而非对立的观念;第二,社会文明进化论,使他相信人类文明一定能够不断进步;第三,世界和平互助论,使他感受到中西文化教育融合的必要性;第四,人类普遍价值论,成为他沟通中西文化教育的重要桥梁。此外,他那大度包容的人格特征,使他具有一种包容古今中外一切文明优秀成果的阔大心胸;他在德法等国游学时所处的友善开放境遇,也有助于他客观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现代价值。
在上述理念引导下,尤其是在综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后,蔡元培坚信:中西方文化教育是完全能够融合的。从历史事实出发,他提出: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与碰撞,是文化教育创新的前提和动力;文化教育融合的基本方式,是主体文化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与吸收;文化教育融合的根本目的,是在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本民族新的文化与教育。从此出发,他认为:尽管中西方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但其间也存在着许多共同处。这不仅表现为中西文明演化程序上的相似性,更体现在它们内涵的接近上。尤其是“科学”与“美术”,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是中西文化教育融合的共同基础。具体到中西文化教育间的现实关系上,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最大弊端,是“应试”和“被动”;西方文化教育的精髓所在,是“科学”与“美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世界主义、和平主义、个别教育和书院精神等遗产,具有很强的现代意义;军国主义、物质主义和宗教干扰等因素,是西方文化教育之糟粕。因此,他提出:应该在“以我为主,食而化之”原则的指导下,对古今中外的文明成果“择善而从之”。然后,再经过中国自己的“消化作用”,创造出无愧于人类的新文化与教育。
蔡元培的“融合创新论”,既看到中西方之间的共同处,而主张学习西方;又看到传统遗产的现代价值,而主张继承传统。既肯定人类的普遍价值观,而坚持文化教育融合;又肯定民族文化教育的独特性,而主张创造中国新文化。与“东方文化派”不同,它在学习西方时没有预设范围;与“全盘西化论”迥异,它始终坚持中西融会贯通。所以,蔡元培的“融合创新论”,较好地解决了新文化教育建设中的学习与创新、继承与发展、民族性与普遍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因而,它在理论上,有着远比“东方文化派”和“全盘西化论”更多的合理性;而在实践中,它也成为真正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唯一文化教育建设之路。正是在“融合创新论”的牵引下,蔡元培为中西文化教育融合做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