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济扭曲及扭曲经济中的增长

扭曲被定义为不完美市场下经济活动对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偏离。然而，符合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自由放任所要求的严格条件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经济扭曲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各类经济体中。从成因看，经济扭曲有市场本身不完善形成的内生性扭曲，有政府的政策导致的政策性扭曲，在转型的中国，还有特定的体制性扭曲。因而，像其他后发国家一样，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是在各种扭曲中的增长。

第一节
市场不完善下的内生性扭曲

一、完美市场与经济扭曲

（一）完美市场与帕累托最优

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开始，市场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具有完善调节功能和准确价格信号的理想模型。经济学中所特指的完美市场要求所有的市场完美运转并且没有外部性，要求所有的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包括所有偶然事件）都是完美的，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也具有对这些市场的完备知识。而完美市场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即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

在满足帕累托最优的完全竞争的两商品开放经济模型中，经济均衡的条件是：

DRS ＝ DRT ＝ FRT

其中 DRS 是国内消费的边际替代率， DRT 是国内的边际转换率，即以一商品表示的另一商品的机会成本， FRT 是国外的边际转换率，即一国的贸易条件。同时，在不同产业中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即社会在契约曲线（contract curve）上进行资源配置，从而生产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进行。

当考虑投入两种生产要素（资本K和劳动L）的两个产业时，即有 MRS ₁ ＝ MRS ₂ ，表示在产业 1 和产业 2 间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替代率相等。当不存在扭曲时，国内商品价格比 P _D 与消费边际替代率 DRS 一致，边际成本比 MC ₁ ／ MC ₂ 等于国内边际转换率 DRT ，生产要素价格比率w／ r与各产业中劳动对资本的边际替代率 MRS ₁ 、 MRS ₂ 一致。没有对外扭曲时，国外价格比率 P _W 与国外边际转换率 FRT 一致。在没有扭曲的经济中，有下面的公式，

DRS ＝ P _D ＝ DRT ＝ MC ₁ ／ MC ₂ ＝ P _W ＝ FRT

（二）经济扭曲

在现实经济中，市场总有失灵之处，现实与理想模型的背离即为扭曲。扭曲不但存在于欠发达的市场经济，也存在于发达市场经济。

虽然扭曲现象一直存在现实经济社会之中，但扭曲作为一种理论只是在战后国际贸易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其中，Haberler（1950）、Meade（1955）、Corden（1957）、Hagen（1958）、Bhagwati and Ramaswami（1963）、Jonhson（1965）等研究最具代表性。 Bhagwati（1971）把战后国际贸易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理论与政策问题从扭曲这一共同性上做了统一分析，对扭曲的类型及政策选择的优劣给予了系统解释，对扭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济扭曲的产生必然伴随着整个经济系统内部不同类别市场非完美状况的发生。在市场经济中，扭曲有四种具体表现形式。

第一，消费扭曲。当国内消费边际替代率不等于国内生产边际转换率，但国内生产边际转换率与国外边际转换率相等，此时国内消费发生扭曲，公式表达为 DRS ≠ DRT ＝ FRT 。

第二，生产扭曲。当国内生产边际转换率不等于国内边际消费替代率，但国内消费边际替代率与国外边际转换率相等，此时国内发生生产扭曲，公式表达为 DRT ≠ DRS ＝ FRT 。

第三，要素市场扭曲。当一国的国内生产边际转换率与另一国的国内生产边际转换率不相等，生产点不是生产可能性曲线上有效的点，这时发生了要素市场扭曲，即 DRS ₁ ≠ DRS ₂ 。

第四，贸易扭曲。当国外边际转换率不等于国内生产边际转换率，但国内生产边际转换率与国内消费边际替代率相等，即发生了贸易扭曲，公式为 FRT ≠ DRT ＝ DRS 。

二、市场不完善导致的内生性扭曲

从扭曲产生的原因或机制来看，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由于市场本身不完善产生的扭曲被称为内生性扭曲。比如贸易中存在着本国垄断力量时导致的对外扭曲；生产的外部效应导致的生产扭曲；进口销售商对进口品和国内产品加上统一溢价时的消费扭曲；工资要素的产业间差异导致的要素市场扭曲。由于这些扭曲均产生于市场本身的不完善，所以被称为“内生性扭曲”。

内生性扭曲普遍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不同的市场条件和内生机制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内生性扭曲，如表 1-1。

（一）消费扭曲

当消费市场中存在消费外部性（consumption externalities）时，消费的价格比P _d 虽然等于生产的边际成本比MC ₁ ／ MC ₂ 和生产的边际转换率，但与消费的边际替代率DRS不一致，从而导致消费扭曲的产生，即

DRS≠P _d ＝DRT ＝ MC ₁ ／ MC ₂ ＝ FRT

外部性（externalities）又称为外部效应、外在性、外在效应或外在经济。指的是“一个生产者的产出或投入对另一个生产者的不付代价的副作用。” 从广义经济学角度看，外部性为某经济主体福利函数的自变量中包含了他人的行为，而该经济主体又没有向他人提供报酬或索取补偿。消费市场中随着人口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再加上不科学的消费方式，均可能会导致消费外部性在量上不断增加，进而对自然生态环境、对社会福利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消费外部性行为包含消费外部性的“制造者”和“承受者”。这里，消费外部性的“制造者”实际上就是那些消费会产生外部性产品的消费者。许多产品的消费，例如一次性物品消费、危害他人健康的产品消费、濒危物种产品消费等，都会产生外部性。而消费外部性“承受者”是那些实际承受消费外部成本或消费外部收益的主体。此外，从类别上看，消费外部性包括正消费外部性和负消费外部性。正消费外部性是指某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又没有向他人或社会收取费用。正消费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收益外部化。而当出现收益外部化时，该产品的消费者会忽视其外部收益，将会导致该产品的实际消费量小于帕累托最优水平。相对应的负消费外部性是指某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又没有向他人或社会做出补偿。负消费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成本外部化。而当成本外部化时，该产品的消费者会忽视其外部成本，将会导致该产品的实际消费量大于帕累托最优水平。例如，吸烟是负消费外部性的常见例子。医学研究早就揭示出，被动吸烟是严重有害健康的，即吸烟者的成本外溢于社会，但是那些吸烟者由于不需要对被动吸烟者支付相应的成本，因此完全可以不顾外部成本。也正因为如此，这类产品的消费与帕累托最优水平相比往往消费过多。研究表明从社会角度来看，无论是正消费外部性还是负消费外部性，其结果都使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产生经济扭曲，导致整个社会福利受到损失。

（二）生产扭曲

诸多生产部门不完善因素会导致生产扭曲的产生。如当某些部分处于垄断地位，其势必会在市场中寻求垄断高额利润。因此，虽然相应部门的边际成本比与边际转换率保持一致，但其与国内价格比P _d 将存在显著差异，即存在

DRS ＝ P _d ≠MC ₁ ／ MC ₂ ＝DRT

此外，生产外部性也会导致生产扭曲的发生。当生产部门存在外部性时，相应部门的边际成本比与国内价格比一致但与边际转换率不一致，即

DRS ＝ P _d ＝MC ₁ ／ MC ₂ ≠ DRT

生产外部性同样包含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比如，完善的教育系统培育出的人才，会对社会建设做出贡献，这是对所有人都有益的。建设一栋造型美观的建筑，让这个地区的所有人都可以欣赏到这一道风景线，也是一种正外部性。而工厂在生产中所排放的污染物就是一种负外部性。它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包括政府治理污染的花费，自然资源的减少，以及污染物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从人类的角度来看，环境可以发挥三种作用：作为一种消费品，作为一种资源的供应者和作为废弃物质的接纳者。这三种功能有时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一种商品的生产或消费会带来一种无法反映在市场价格中的成本，那么“外部效应”就会产生。外部效应之所以能造成市场无效率是因为它阻碍了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传达关于均衡产量的正确信息，从而造成市场失灵。环境污染就是这种市场失灵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一种表现形式。一般说来，如果无法把污染所带来的福利损失内化到生产成本与市场价格中，那么市场就无法确保资源的最优配置。

当消费的外部性和生产垄断同时存在时，有

DRS≠P _d ≠MC ₁ ／ MC ₂ ＝DRT

这也会导致生产扭曲。

（三）要素市场扭曲

生产要素特指人类从事经济生产所需投入的经济资源和条件，其主要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和煤、电、石油等各种自然资源。一般来讲，要素价格由要素市场的供求决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市场价格机制能够灵活确定和反映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和动态变化。当要素市场不是处在讲竞争状态，而是处在扭曲状态时，要素价格结构就不能准确反映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企业也不能根据比较优势选择自己的产业和技术，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寻租活动猖獗、宏观经济不稳定和整个经济效率低下。 从本质上讲，要素市场扭曲是要素市场价格与机会成本的偏差或背离。要素市场扭曲可以分为正向扭曲和负向扭曲。要素市场的正向扭曲是指要素价格大于或超过其机会成本或边际生产所决定的均衡价格；负向扭曲则是指要素价格小于或低于其机会成本或其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均衡价格。对于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扭曲普遍存在。

市场分割是导致要素价格扭曲的原因之一。竞争性的要素价格均衡依赖于市场竞争的充分性以及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当市场出现分割形成要素流动障碍时，就可能会导致要素价格的扭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早期对劳动力市场分割进行研究的主要有Doeringer和Piore（1971）、Tobin（1972）等。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在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工资的决定并不遵循新古典的边际法则，主要劳动力市场工资会高于合理市场工资，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则会低于正常的市场工资水平。 Dickens and Lang（1985，1988）从实证角度进一步证明，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是存在的，而且还存在着阻碍劳动力从次要市场向主要市场流动的非经济壁垒因素，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导致工资水平出现差异的关键。

垄断等阻碍竞争的市场势力的存在也会导致要素价格扭曲。在充分竞争条件下，要素的供给与市场需求决定共同作用和决定要素的均衡价格。但在现实中经常由于各种垄断因素导致要素市场出现扭曲问题。对于垄断因素导致要素市场扭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会势力导致劳动力价格出现扭曲的方面。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人们为了提高自身与雇主的谈判能力，会组织起来以工会形式同雇主进行谈判，因此在许多学者的眼中工会被视为劳动力供给市场的垄断方。工会垄断势力的存在，将导致劳动力价格与市场价格出现偏离的问题，进而对整体经济效率产生影响。 Defina（1983）、Roland-Holst（1997）、Fisher和Wasohik（2000）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工会势力的影响下，工人工资要高于竞争性水平。

性别和种族歧视也会导致要素价格扭曲。国外对于性别和种族歧视对要素价格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市场上。最早对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加里贝克尔（1957）。他认为，在经济歧视的作用下，不同种族、性别、宗教的雇员，即使他们具有同样的劳动生产率，也得不到相同的经济回报，这种歧视导致劳动力价格出现扭曲。 Ashenflter（1971）的研究也认为，不仅工会造成工人工资差异，性别和种族也是导致工资出现差异的重要因素。对于白人女性来说，工会与非工会工资差异为 9. 7％；而黑人女性中存在的这一差异将高达 20 个百分点。

（四）贸易扭曲

内生性贸易扭曲特指当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有垄断力量时，国外价格比不等于国内价格比，即生产的边际转换虽等于生产成本比与国内价格比，但不等于国外边际转换率，从而有

DRT ＝MC ₁ ／ MC ₂ ＝ P _d ≠P _w ＝ FRT

内生性的贸易扭曲是与整个经济相关的，在贸易活动中它是由市场不利因素造成的。例如，出口的外部因素不完全适合于出口商时，出口活动就可能不会发生。在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国家和产品的质量信誉，在外国市场上摸索经营的方法和在外国市场上寻求商品和服务渠道时会面临这些外部因素。出口活动也可能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而中止。这可能是因为出口活动因其最终的债务方是外国实体或者风险与货币的波动有关或者与在外国市场的经营有关而本身具有内在的风险。也还会出现一些其他形式的内生性贸易扭曲现象，例如，当被动接受价格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没有意识到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市场力量时，或者，当递增的规模收益导致产生一条非凸状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时，就会出现内生性贸易扭曲现象。

三、发展中国家的内生性扭曲

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育程度虽不尽相同，甚至差异颇大，但都存在着市场经济本身不发达和不完善的问题，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与发达国家相比更为显著的内生性扭曲。基于其整体发展程度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特殊性，发展中国家的内生性扭曲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消费扭曲

消费外部性是导致消费扭曲的最主要来源。发展中国家消费市场的不成熟，相对较高的人口密集度，快速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消费水平急速提高以及消费方式的不科学，均导致了消费扭曲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断放大的趋势，进而对自然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福利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导致消费扭曲的消费行为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危害他人健康的产品消费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

烟草消费问题一直为全球所关注，全世界有超过 11 亿人吸烟。随着近些年对吸烟危害关注度的快速提升，主要国家和地区均相继出台了禁烟措施，其中发达国家的烟民比例出现了显著下降的态势。比如从 1965 年到 2006 年，美国的成人烟民比例从 42％下降到 20. 8％。烟民比例不同的州相差很大，肯塔基州、西弗吉尼亚州、俄克拉何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烟民比例较高，而爱达荷州、加州和犹他州则显著的低。而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健康保护意识的薄弱，相应政策的缺失以及烟草行业对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烟草消费量年均上升了 3. 4％。比如中国大概有 67％的男性和4％的女性吸烟。在年轻人中，将近 1 ／3 的男性和 8％的女性吸烟。世界上每3 根烟就有一根被中国人消费。中国每天大概有 3000 人因为吸烟致死。

其次，绿色消费意识在发展中国家相对薄弱，一次性物品消费、高能耗物品消费以及濒危物种产品消费盛行。

一次性用品的产生与工业化大生产有着重要联系，之所以一经产生就长盛不衰，是其满足了人们对“方便快捷”的时代需求。很多人消费一次性用品已成习惯，一次性纸杯、纸巾、保鲜袋等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必备品。这样“畅快”消费的背后所带来的是对环境资源的恶意破坏、有害垃圾的大规模产生以及对居民健康的伤害。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阶段，其对高能耗产品的需求显著较大。

（二）生产扭曲

生产部门的垄断以及生产的负外部性导致的生产扭曲在发展中国家都有体现。

除了自然垄断行业外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政府对生产的控制，由此形成生产部门的垄断。在中国，电力、电信、铁道等主要是由于其生产经营特点而形成垄断地位，属于自然垄断性行业，而军工和烟草行业则是因政府政策的需要而形成的垄断性行业。

其次，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生产负外部性，尤其是其对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危害。发展中国家为了追求片面的经济快速增长，往往忽视对环境的保护以及对于高污染企业的管制，经济量上的高速攀升往往伴随着周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悲剧性破坏的发生。以中国为例，广东省新塘镇是著名的“牛仔裤之乡”。作为产业链上必须的一个环节，印染、洗水对于大大小小的纺织专业镇都必不可少，但也最容易产生对环境的污染。2010 年 11 月，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新塘镇 3 个采样点被送检的底泥样本中重金属铅、铜和镉的含量均超过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其中一个底泥样本中的镉超标 128 倍，而一个水样的pH值更高达 11. 95。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通过对外投资、国际合作、产品外包，将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样既可利用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又可保护自己的环境，节省昂贵的环境治理费用，并获取高额利润，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比如，石棉因含较强致癌物质，在欧美国家被控制使用，但美国的MONBIL公司和欧洲最大的石棉制造公司都到印度投资或合资办厂。又如，有关保护臭氧层国际公约实施以来，西方国家将ODS（臭氧消耗物质）生产和消费转移到中国，并集中于清洗、制冷和泡沫行业。据国家环保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1997 年 2 月对广东省 1994 年至 1996 年进入的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的调查，泡沫和清洗行业共有 120 家。日本 1964 年研发出的“氟蚜满”乳油于 1975 年被禁止在日本国内生产，1992 年转移到中国，由中日美合资的福建惠龙农药有限公司生产。1993 年 7 月～8 月间发生 6 起含“氟蚜满”乳油的农药中毒事件，导致 3 人死亡。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 1991 年利用外资的 11515 家企业中，污染密集产业达3353 家，占总数的 29. 13％。2008 年有 100 多家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因污染环境被中国环保部门列入环保违规黑名单。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日本已将 60％以上的高污染企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 39％以上的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污染源企业的转移不仅污染了所在国家的环境，而且损害了所在国工人和居民的健康，导致人群中毒和死亡。最为典型的是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1984 年 12 月 3日，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尔市的农药厂盛有 40 吨异氰酸甲酯的贮罐爆裂，造成剧毒气体外泄，导致 2500 多人当场死亡，三四周后又有 2 万多人相继死亡。受害总人数达 20 多万，并有 4000 多头牲畜和动物死亡。据 2004 年 9 月8 日《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纽蒙特矿业公司在印尼的一处金矿向附近海滩倾倒含有砷和汞的垃圾，导致附近居民肺部和皮肤感染、孕妇生怪胎、鱼类死亡。

（三）要素市场扭曲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的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市场分割。由此导致要素市场的非均衡价格，造成要素市场扭曲。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劳动力价格扭曲，除了表现在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劳动力价格扭曲，还表现为城市中的城镇劳动力市场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分割与价格扭曲。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存在市场分割，不同所有制企业获取资本的难易程度不同，存在资本价格扭曲。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实行的价格“双轨制”，实际上也是人为的市场分割。

（四）贸易扭曲

内生性的贸易扭曲更是与发展中国家整个经济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经常受到发达国家垄断组织的压价。这主要是由于有些发展中国家至今还没有摆脱单一经济和单一出口结构的状况，所以更容易遭到垄断低价的。发达国家输出的初级产品，例如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情况则不同。它们除了一般地具有原料品价格变动的特点外，还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垄断性。据联合国公布的数字，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价格，1971 年比 1950 年下降了4％，而发达国家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价格同比上涨了 44％。由于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从 1960 年到 1972 年，发展中国家损失了 1034. 94亿美元。

第二节
工业化战略与政策性扭曲

一国或地方政府为了达到某种经济目标制定的政策必然会影响资源的正常配置，由此带来的扭曲即为政策性扭曲。政策性扭曲有时也被称为“间接扭曲”，“二次扭曲”（Williamson，1987）。如国家实行关税，没有贸易垄断时也会产生对外扭曲；或者有垄断时关税率低于或高于最优关税。生产税或补贴会形成生产性扭曲，消费税或补贴会形成消费扭曲，而要素税和补贴则会形成要素市场的扭曲。麦金农（1988）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加速推进工业化的目标下，通过人为压低存贷款利率和高估本币汇率的手段人为压低成本，来利用国内和国外的金融资源，造成了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在麦金农研究的基础之上，Beckman（1998）又提出了“向上的金融抑制论”，这种向上的金融抑制是指在政府干预下金融市场实际利率高于自然利率，进而导致资金配置的无效率。

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旨在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都可能形成政策性扭曲。

一、工业化战略及其贸易政策手段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战略既是其对外经济战略，也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阶段可能采取不同的战略。关于贸易战略的具体类型，较有影响的分类方法要有三种。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和综合战略。不同的贸易战略下，各国采取的政策手段有所不同。

（一）进口替代战略（import-substitution strategy）

进口替代战略指通过本国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来逐步实现工业化。进口替代行业指本国不具有比较优势、在完全自由贸易条件下将从国外进口产品的行业。进口替代指的是用本国生产取代从国外进口。

赫尔希曼（1958）根据其“联系效应论”提出不平衡增长战略，并指出进口替代战略的可行性：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中，应该优先发展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效应较大的进口替代工业部门，如资本品工业部门。这样可以减少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进口，尽量多投入本国原材料，生产出国内工业发展急需的产品，以减少进口，节约外汇，为工业发展创造条件。不过，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通常先用国内生产的非耐用消费品代替进口的同类产品，即先建立和发展一批最终消费品工业如食品、服装、家电制造业以及相关的纺织、皮革、木材工业等。然后再过渡到用国内短缺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代替进口同类产品，如机器制造、石油加工、钢铁工业等资本密集型工业。

进口替代战略下的保护措施有关税、进口配额、补贴与本币升值。其中关税和配额是最重要的保护措施。一般来说，对最终消费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对生产最终消费品所需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征收低关税或免征关税。通过进口配额也可以限制非必需品的进口数量，以保证国家扶植的工业企业可以进口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直接对本国进口替代产业进行各种形式的补贴以增强其生产能力也是较为普遍的做法。另外，本币高估可以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减轻外汇不足的压力。

进口替代战略有助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独立发展经济的能力，避免对外过度依赖。如果进口替代行业能够实现规模经济，还可能创造出新的制造业出口，摆脱单纯出口初级产品的不利分工地位。但进口替代战略对推进工业化的作用是有限的。首先，它并不能完全消除对外的依赖性，只是改变了进口商品结构，从进口制成品变为进口原料、技术专利、机器设备、中间产品与资本而已。其次，各种保护措施是通过价格扭曲的方式促进本国进口替代行业的发展的，这种扭曲会带来国内资源配置非效率。进口替代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它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严重降低了经济效率，并导致国际收支恶化。所以，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曾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后，纷纷转向出口导向战略。

1958 年～1960 年是台湾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过渡的时期，在金融政策方面，使台币贬值并使汇率单一化。台湾银行挂牌的汇率官价 1956 年为 1 美元兑 24. 71 新台币，到 1959 年已减为兑 36. 38 新台币。在财政政策方面，1960 年公布《奖励投资条例》，在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运输业、观光旅馆业等行业实行税捐减免政策，并再度修订《所得税法》，让外国人和华侨投资者享受捐税减免。在贸易政策方面，逐步取消进口配额并放宽进出口管制。1958 年以后，逐步减少外汇分配额度，最后完全废止进口配额。1958 年～1960 年间，总共解除了对 200 多种出口品的管制。

（二）出口导向战略（export-oriented strategy）

出口导向战略指通过扩大制成品的出口来带动工业化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出口导向战略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的理论基础上，认为一国应该大力推进其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通过国际分工最大限度地获取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的好处。出口导向贸易战略是一种外向型战略，国家通过税收、补贴、汇率等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措施，首先推动出口产业的发展，并通过出口产业推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出口导向战略分为初级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替代战略。初级品出口战略即出口食物和农矿原料，进口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在一国工业化发展初期，通过发展初级产品出口来积累工业化资金，在此基础上发展农矿产品出口加工工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替代一般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取代农副矿产品等原始的初级产品出口，通过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来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中间产品；第二阶段是用资本密集型产品替代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发展传统的重工业，如汽车、钢材、化工等产品；第三阶段是用高新技术产品替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主要有飞机、电子、计算机等新产品。

一般而言，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有出口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不采用或很少采用直接控制和许可证办法等非关税壁垒，逐步降低进口关税，对贸易控制程度逐渐减弱。出口导向战略对本国市场的实际保护率很低，名义汇率接近实际汇率。

（三）综合型战略

进口替代战略存在自给自足的倾向，不能利用外部资源和技术发展经济，不能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往往造成封闭和落后，替代工业部门本身也缺乏效率。出口导向战略虽然能充分地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但是容易造成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国内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和低级化，而且过分的出口促进措施往往会引起进口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

综合型战略把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各自的有效部分组合起来，在继续大力发展进口替代的同时，积极利用出口导向战略的某些政策，尽力避免政策单独使用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发展。该战略融合了出口导向战略与进口替代战略的优点，通过进口替代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通过出口替代实现比较利益的最大化，充分利用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好处；并通过外汇收入将两者联结和统一起来，形成在扩大出口的基础上加速替代，在加速替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化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二、政策性扭曲

（一）政策性扭曲的类型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扭曲的含义，有必要区分随机扭曲和择定扭曲。当一种经济政策的采用导致某一产业或产品生产的扭曲，而政策的目的也只在于为该产业的发展或抑制而不得不引进扭曲时，这种扭曲是择定的，即为某一目的而选择确定的（张幼文，1995）。择定扭曲具有定向的性质，即扭曲的程度与方向为政策所操纵。相反，当扭曲的形成不具有这种性质，而是由经济中的非政策因素决定，或者政策造成的扭曲具有全面性而非定向性时，那么扭曲的发生就具有随机性、任意性。这种扭曲与产业政策目标没有必然的联系，只取决于导致扭曲的原因。

择定扭曲既然是出于一定的政策目的，那么只要这个政策决策本身是正确的，“度”是适当的，那么其微观的现期的扭曲损失就可以为未来的发展的利益所补偿或超额补偿。相反随机扭曲不具有这种特征，扭曲的贸易损失是净损失，而且它还造成整个经济价格信号错误和结构失衡的国内效率损失。

可见，随机扭曲是普遍的扭曲，择定扭曲是局部的扭曲。如汇率扭曲是一种普遍的扭曲，因为其对一切产品一视同仁，普遍地提高或降低进口成本和出口收益。汇率扭曲作为一种普遍扭曲是不利的，如汇率的低估被用于进口替代战略就会形成较低的效率。要素扭曲也是一种普遍扭曲。但这并不是说局部扭曲就总是有利的。税收和补贴、直接定价管制构成局部扭曲。如果局部扭曲抑制贸易，那么就是不利的，如果有益于市场的扩大，并且把现期损失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那么就长期说还是有益的。扭曲得失取决于程度，政策引致性扭曲形成的宏观与动态利益可以补偿较小的扭曲损失，但也有可能产生较大的扭曲损失抵消政策所带来的利益。

普遍扭曲和局部扭曲也与发展战略相关。进口替代战略必然要求全面的保护政策，较高的关税，较高的汇率，较多的管制，其结果是引起普遍的扭曲。出口导向战略不要求全面的外贸干预，扭曲只来自于定向的出口鼓励和产业发展政策，所以扭曲是局部的。扭曲是两种发展战略实绩差异的原因（张幼文，1995）。

政府行为给出口贸易所带来的扭曲表现为出口政策引致性扭曲，比如说，政府给予出口企业补贴、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过度干预企业行为，以及产业政策、汇率政策、外贸政策、外资政策所带来的扭曲等等。中国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来源于政府激励政策的推动。比如说外资政策，在引进外资过程中，一旦吸引外资的数量成为影响各级官员利益的重要指标之一，这些官员可以不承担私人成本地运用行政权力介入或干预企业的决策运营，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的不对称导致了政府政策的扭曲，各地区政府以更优惠的条件相互竞争追逐外资，外资在谈判中占有主动权，中方利益损失，外资受益，外资利用中国优惠的条件和廉价的劳动力作为加工基地大量出口。又如出口退税政策，有些企业为了获得出口退税，甚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商品，造成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

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低估的汇率政策，还是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的出口鼓励措施，这些出口激励政策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过去政策的惯性和相对滞后性，这种一味地激励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企业行为，违背了市场化运作规则。过去只注重规模不注重效益，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的出口激励政策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需要调整。

（二）政策性扭曲实施的条件

提高贸易效益的政策选择应遵循对应规则。在市场不完善情况下的政策选择的原理是依据扭曲分析提出来的。西方经济学家研究了当存在着以上四种市场不完善情况时怎样的政策是最优政策。例如，哈根指出，在存在着部门间工资差异的情况下，最优政策是对生产要素的税收与补贴。巴格瓦蒂和拉马斯瓦米指出，当产品存在着外部效应时，最优政策是消费税收与补贴。60 年代末，巴格瓦蒂、拉马斯瓦米和斯林尼瓦逊对在市场不完善的每一种情况下的政策选择的优劣进行了分析，包括外贸的税收与补贴，生产的税收与补贴，消费的税收与补贴以及生产要素的税收与补贴。所有这些分析都表明这样一个原理：只有在市场不完善的位置即扭曲发生处实行适当的干预才能有最优政策，否则只能是以一种扭曲取代另一种扭曲。扭曲理论很好地给出了政策选择原理。

如果国内市场本身是完善的，不存在扭曲，那么对外贸易政策的干预总是干扰一般均衡的实现，导致对外扭曲。对外扭曲的存在使一国不能在充分的规模上实现贸易利益，或者引起国内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外贸干预政策本身来自于某些特定的目标，例如，扩大出口、保护国内生产者的利益或幼稚工业，力图建立本国的产业体系、财政收入的需要，纠正国内市场的扭曲等等。这些政策本身的积极作用是可以评估的，但外贸干预在实现一种政策目标的同时也必须付出政策引致性扭曲的代价。

例如，出口补贴造成的扭曲，当出口商品价格不存在扭曲时，由政府给予的补贴会增加出口商的收入，使本来按企业成本只能少量出口的产品大量出口，甚至使实际无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当补贴的必要性来自于国内价格扭曲时，其不利性还会更多一层。因为补贴的原则会使一些亏损不能出口的产品有可能出口，或使所有产品都获得相近的收益。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不同，各种产品本来就不应获得相近的收益，这样就不利于使资源转向优势产业。同时，补贴的存在也不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并使国内价格扭曲凝固。出口补贴以及其他各种鼓励出口的措施是许多后进国家采取的政策，以增加出口能力，满足外汇需求，但是这种方式会受到国际的制约和报复，如提高进口关税和实施反倾销。

第三节
经济转型与中国的体制性扭曲

由于中国经济处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市场本身并不完善且正处于发育过程中，政府一直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尤其是一些关键性的要素资源，市场与政府管制之间的对立决定了国内市场中存在的扭曲现象绝大部分与政府行为有关。中国经济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一直在不同程度上扮演着资源配置的角色，导致了资源配置的非帕累托最优，这就是所谓的体制性扭曲。

一、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

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在市场主体尚未发育成熟、市场各项规章制度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对经济过程进行多方面的干预，不仅包括直接支配经济资源，直接参与经济建设，还对企业进行多方面的微观和宏观干预，从而拉动经济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不完善，市场经济成份仍然相对偏小，政府干预经济的领域和程度大大超过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很多领域，政府干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不再是辅助手段。中国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目前的基本国情是城乡二元结构，即经济发展在城市和农村有着很大的差别。改革开放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一是以牺牲农业来支持工业的发展，因此通过长期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使得优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输送，工业的发展有向城市集中以达到集群化的内在要求，因此城市在工业的带动下快速发展起来，而农村和农业却发展缓慢，形成了较大的城乡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以后，在大力推行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同时并没有同时重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投入，没能根本改变原来的二元制度，虽然近年来，国家开始重视三农问题，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扶持，但仍有许多社会经济政策是在维护甚至是在强化二元经济结构，比如，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限制外地人口就业，接受教育、享受医保和社保等政策。

（二）权力寻租和腐败

权力寻租和腐败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据凤凰网资讯公开资料统计，2003 年至 2007 年的 5 年间，共有 35 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 7人。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 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 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 34 亿元，人均高达l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 30 人共计贪污、受贿 9. 3 亿元，人均 3109 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 9 人，累计挪用公款 12. 9 亿元，人均 1. 4 亿元。如图 1-1，2010 年和 2011 年全国查办县处级以上涉罪人员分别为 2723 人、2524 人。如图1-2，全国查办省部级以上涉罪人员分别为 6 人、7 人。

权力寻租和腐败的表现之一是“裸官”现象普遍，即为官者将家属连同非法收入转移至国外。滋生腐败的根源是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政府对大量经济资源直接控制，拥有控制权、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政府官员在缺乏民众监督的政治环境下“理性”地做出了权力寻租行为。

（三）忽视长远发展的GDP增长目标制

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是首要目标，而在经济实践中，考核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就是GDP。因为GDP标准统一，易于统计和决策，所以成为了考核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但是，GDP考核本身的危害也很明显，GDP没有考虑环境污染、资源能源消耗、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社会成本，因此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某些情况下，GDP增长可能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比如，不讲质量的粗放型发展，污染了空气、污染了水源，污染的时候创造了GDP，治理污染又创造了GDP。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由于很多经济决策是由政府做出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目标，是很可能不计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效益，通过政府的经济活动去拉动的，这样的GDP增长事实上是有害于经济的长远发展的。

虽然GDP指标有各种缺陷，但是，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政府控制大量经济资源，直接参与的经济活动较多，政府为寻求为庞大经济体做经济决策的统计数据必须是相对简单和规范的，GDP由于其简单性、规范性而成为了政府经济增长主要考核指标是可以理解而且几乎是无可替代的。

（四）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概念，主要指政府专有交易、政府强制交易、政府限制交易、行业壁垒、地区壁垒等，实际包含了“政府垄断”和“政府授予垄断”两个概念的全部内涵。“政府垄断”指政府直接行使垄断权力（如邮政专营），“政府授予垄断”指政府授予某一个企业垄断经营的权利。

国有企业改革以来，中国在打破垄断、培育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改革还不够彻底，还有相当多的行业全部或部分保持了“行政垄断”的发展模式，如：能源行业（水、电、石油、煤气、天然气、核电）、通讯行业（有线、无线通讯）、军工行业、新闻行业（电视媒体、报纸媒体、广播媒体）、烟草行业、重要交通行业（航空、铁路、水运）、重要资源行业（煤、铁、贵金属）。“行政垄断”是中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体制性扭曲的形成机制

中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由于政府需要干预经济的领域较大、程度较深，因此就需要掌握较多的经济资源，由此导致了政府在能源、金融、土地、电信、交通、矿产资源等各个领域通过法律和行政的手段设置垄断壁垒，直接或间接控制经济资源。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在很多领域出现与民争利的情况。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其对短期内推动GDP增长的意愿和能力增强，但对推动经济内生增长和长远发展的意愿和能力不足。其结果必然是各级政府都把保持GDP的高增长作为其凸现“政绩”的主要标志。

从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角度出发具体分析体制性扭曲的形成机理，大致包含了以下内容：一是分税制改革和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体制，增强了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不顾社会经济效益盲目推动经济规模增长的动机；二是政府官员五年任期和调动制度，使地方政府更加注重短期增长，忽视生产和投资的长期效益；三是模糊的土地产权和银行的预算软约束等体制上的缺陷，为地方政府通过给投资者提供低价土地、减免税收等投资补贴措施，以及帮助企业获取金融资源等手段进行招商引资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四是环境产权的模糊和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的缺陷，为地方政府人为地放宽对企业的环境要求，甚至纵容企业污染环境以吸引投资打开方便之门；五是地方政府的不当经济干预行为，会通过成本外部化效应、风险外部化效应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而导致企业过度的产能投资和“重复建设”，并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要素市场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低的市场，扭曲现象也最显著。东北财经大学自然资源价格扭曲现象研究课题组（2006）认为，中国资源产品特别是能源产品之间的比价关系不合理，而造成这种扭曲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管制，在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中并存着政府失效与政府干预过度。“政府失效”主要表现为：（l）管理者缺乏相应的知识、信息和远见；（2）缺乏有效的政策工具或政策工具使用不当；（3）管理体制僵化，不能对经济、技术条件的快速变化做出快速反应；（4）政府行为往往以单一的“GDP增长”为指标；（5）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影响经济，支持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等。政府干预过度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多数自然资源产品价格并未市场化，一直沿袭国家计划经济时期旧的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自然资源价格改革进程滞后与经济改革飞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自然资源价格扭曲问题突出。资源价格严重扭曲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中资源稀缺程度，形成资源要素过度供给，进而造成了资源使用过程中的严重浪费和经济对于资源要素的过度利用与依赖。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地方政府因为拥有强大的配置稀缺资源特别是影响信贷和“批租”土地的权力，加上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财税体制，使得各级政府纷纷投资发展产值大、税收高的简单加工业。另一方面，由于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致使在要素领域，政府仍然是重要的配置主体，拥有规则制定权、执行权以及裁判权，直接参与要素资源的价格干预和配置，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一些地方政府仍一味追求GDP的增长，直接参与要素资源的配置，以压低劳动力价格、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参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这种要素资源价格的扭曲使企业和政府可以无视要素资源的禀赋，选择发展资源耗费大、效率低但能带动当地经济粗放型增长的出口导向型产业。

三、熊彼特思想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在经济扭曲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下，处在转型与增长模式十字路口的中国究竟路在何方？

一般认为，由于市场不完善、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等因素，发展中国家完全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快速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更难以实现追赶先进国家的目标，因而需要政府部分地参与，推进增长。出于加速经济增长动机的政府战略与干预必然在发展中国家的内生性扭曲之上滋生出政策扭曲。在作为转型国家的中国，由于政府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体制上还没有理顺，不可避免地又造成了体制性扭曲。这些经济扭曲作为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侧面，一方面通过强化比较优势、促进资本积累和投资，对于短期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比较明显的效果就是拉动GDP上涨，满足了各级政府保持GDP的高增长作为其凸现“政绩”的意愿；但另一方面，经济扭曲对资源配置的负面性因素限制了高级要素的积累、技术创新和破坏了资源与环境，对推动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与发展不利，并且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因此，中国需要寻求一个切实可行的、能够促进内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路径。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 Dixit-Stiglitz Model）框架下发展起来的。首先是由埃塞尔（ Ethier，1982）将效用函数重新解释并转化为生产函数，即一种制造业部门（企业）的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罗默（Romer，1986）首先将微观的 D-S 生产函数引入增长理论研究中，以说明垄断竞争条件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在罗默（Romer，1986）和卢卡斯（ Lucas，1988）发展的基础上，Aghion和Howitt（1992，1998）将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创造性破坏”引入到创新增长理论，并利用罗默和卢卡斯的分析框架，考察了以产品质量提高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创新过程，构造了一个“创造性破坏”产生的内生增长模型，并对熊彼特的破坏性创造思想进行了动态扩张。

对于市场经济体中的增长问题，熊彼特（1942）指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创新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是增长过程中的基本特征。“确立并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转的根本动力源自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这个过程）不断地使经济结构从内部发生革命，不断地摧毁旧的经济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的经济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1]

下一章，我们将从熊彼特创新思想与增长理论中去寻求处于转型经济体的中国应如何“创造”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发展路径。

[1] Schumpeter， J. 1942， Capitalism ，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83. xeCg6CUQEqO90MESOgtvOMJ2wGhwwykdiDmVaRSGeU5F2uifkr6L4G6c7LlYf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