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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作为全书理论模型的基础与创新的核心，将后发国家的经济扭曲引入由“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驱动的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建立了中国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通过“成本转嫁”（韩忠亮，2011）、“破坏性创造”和“超比较优势战略”，分析并刻画了中国存在经济扭曲下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模式。
熊彼特增长理论的内核集中反映在熊彼特的创新（ Schumpeter，1942）思想上，具有“创造性破坏”特质，其“创造性”的长驱直入推动了经济增长。熊彼特的内生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理论表明，具有“创造性破坏”特质的创新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熊彼特思想体现的是一个通过创新技术破坏旧结构而“创造”经济增长的过程，破坏的是旧生产结构、市场结构和利益结构，创造的是生产要素、市场结构和组织结构的更高生产力，因而“创造性破坏”的实质是“创新性创造”。
熊彼特增长理论表明，在适宜制度下，后发国家可以通过由模仿前沿技术的技术升级方式向创新的技术升级方式转变，实现向发达国家的收敛。因而熊彼特模型也构建了一个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收敛的动态参照系。
通过各种制度和政策安排加速工业化和经济赶超是后发国家的普遍做法。本篇的模型指出，中国旨在加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各种扭曲实际上奉行的是一种“超比较优势战略”，即通过放大中国在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增强产品竞争优势，刺激产出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这是中国增长模式的“创造性”；但是经济扭曲因打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机制，不仅破坏了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还抑制了自主创新的技术升级方式，使中国难以实现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而偏离最优增长路径，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破坏性”。因而，在“超比较优势战略”下，中国现行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极具“破坏性”的“创造”之路。这与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恰好相反——不是通过创新，而是通过经济扭曲来“创造”经济增长。经验和实证表明，与熊彼特创新思想“反向操作”的模式“破坏性创造”，非但未能向“创造性破坏”这一动态参照系收敛，相反，这一“创造”过程抑制了技术创新的原动力。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创造性”与“破坏性”的两难困境，即形成了“增长陷阱”，因此很难将中国经济引领到长期的可持续增长的道路上。通过“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过程驱动经济增长，是中国实现经济收敛的必由之路。
本篇构建中国经济“破坏性创造”模式的理论基础。共分三章。第一章讨论后发国家各种经济扭曲以及扭曲中的经济增长。第二章介绍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以及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第三章首先构建一个成本转嫁模型刻画经济扭曲的创造性和破坏性效应，然后将这一机制引入熊彼特增长模型，进一步讨论“超比较优势战略”下“破坏性创造”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
本篇为后续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经验研究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