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自寿梦时期强军利器，吴国始强，至阖闾时期称霸中原，吴国的迅速崛起令人称奇。何以能够如此？这是一段值得吴地子民研究与探索的历史。吴国的崛起，往往会有人习惯性地用“吴人尚武”来解释，这当然是一个较合理的理由，但更应该看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崛起，靠穷兵黩武，显然是天方夜谭。若把崛起的重心仅仅放置在武力方面，肯定也是不明智的。所以，吴国的强盛，其原因应从多方面探寻。事实上，仔细梳理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地发展史，可以发现，此时期的吴地，在冶炼、水利、农耕、造船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代表了生产力的发展，它是吴地后来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与此同时，吴地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吸引了伍子胥、孙武等一流人才的加盟，从而诞生了《孙子兵法》、《伍子胥兵法》
这样充满大智慧的兵书，文化的演进也为吴国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关于吴国的崛起之因，有人以“吴人尚武”来作答。吴人尚武这一论断，切实反映了吴地的历史与传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共识。《姑苏志》曾经说过：“吴之先杂扵蛮夷，泰伯仲雍居之，断髪文身以同其俗，陋可知矣，其后申公巫臣教之骑射，子胥孙武又能以武强其国，黄池之会与晋争先，而干将要离又以铸剑击刺擅扵国中，故有吴王好剑术国人多瘢疮之语，一时所尚可见。”这是一段很有概括力的叙述，它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在泰伯奔吴的时代，吴地人近乎蛮夷，崇尚“断髪文身”，与中原相比显得非常陋俗；一是，吴地人在申公巫臣、子胥孙武等人的引领下，学习骑射与武功，在武力方面大有长进；一是，吴地人从上到下都喜好习武。申公巫臣、子胥孙武等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大概还在于吴地人本身的素质。
所以，“吴人尚武”不仅仅是指地方政权在武力方面的长进，更是普通民众对于武功的喜好与掌握程度。《汉书·地理志下》中曾有一句描述：“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显现出吴地民间人们习武的普遍性，也自然地将习武与民风联系在一起。在吴地的早期历史中，这一民风习俗发展到极致，便是以专诸、要离等几位极为著名的人物来作为代表，他们被看作是核心为“重然诺，轻生死”的侠文化的化身。
关于专诸，《史记·刺客列传》有如下记载：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
这段文字，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公子光安排专诸刺杀王僚的整个过程，包括一些细节。即便是专诸负责刺杀王僚、公子光的其他手下负责解决王僚的随从这一类分工，都记述得非常清楚。因这段记载，专诸便成为史上著名的刺客之一，不少人针对他的武功与胆量充分发挥艺术想象，留下了许多耐读的文字。然而，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专诸刺杀王僚，其动机何在？《史记》中记述显得十分简单：“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显然，专诸刺王僚的过程应作这样的简化：王僚继承王位，公子光欲夺权为王，遂善待专诸，专诸于是刺杀王僚。只是，僚与光的恩怨，关专诸何事？公子光的善待成为专诸刺杀他人的动力，这里就隐含着一种“侠文化”的早期特征，即“士为知己者死”，轻生死，重然诺，忠于职守、信于所言。既“忠”又“信”，早期吴地的道德观由此可以管窥。但应该看到，这种观念存在缺憾——依附性太强，而与公正无关。侠的另外一些内涵，比如对弱者的同情与救济，比如对公平与正义的仰慕与追求，在这里也是无法找到痕迹的。专诸之忠、之信，只是针对私人，只是下层人士对自尊的一种狭隘的强调，是对上层社会的一种刻意的依附，缺乏独立的判断能力。其与汉代以后的侠文化精神相比，价值有限。
要离在历史舞台上大显光辉的时间，略晚于专诸刺王僚。但要离的行径为吴人的尚武色彩抹上了更浓重的一笔。关于要离，《吕氏春秋·仲冬纪第十》有如下记载：
吴王欲杀王子庆忌而莫之能杀，吴王患之。要离曰“臣能之。”……要离曰：“士患不勇耳，奚患于不能？王诚能助，臣请必能。”吴王曰：“诺。”明旦加要离罪焉，挚执妻子，焚之而扬其灰。要离走，往见王子庆忌于卫。……要离与王子庆忌居有间，……中江，拔剑以刺王子庆忌，王子庆忌捽之，投之于江，浮则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国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离得不死，归于吴。吴王大说，请与分国。要离曰：“不可。臣请必死。”吴王止之。要离曰：“夫杀妻子焚之而扬其灰，以便事也，臣以为不仁。夫为故主杀新主，臣以为不义。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庆忌为之赐而不杀耳，臣已为辱矣。夫不仁不义，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吴王不能止，果伏剑而死。
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字，其中有两个极其光彩夺目的人物：一是庆忌，被刺后竟然释放刺杀者，体现出一定的胸怀与气魄。另一个是要离。同样是刺客，同样是底层平民，但较之于专诸的境界，要离的突出之处一方面表现为忠勇——“士患不勇”，愿为吴王分忧；一方面表现为其隐忍——愿成全吴王之事，甚至妻子被焚而死，“而扬其灰”，也在所不惜。更重要的，是其事后对自身行为的反思。要离对“仁”、“义”、“辱”的认识，显然与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有着比较相似的地方。这一特征，从一个层面来看，与专诸的那种近乎“私剑”的行为相去甚远；从另一个层面看，则显现出吴国下层人士的文化涵养所能达到的境界。尽管上层人物如吴王阖闾钟情于为霸业而杀伐，下层人士则已意识到个人行为与仁、与义的关系了。换句话说，即使是在战国时代，虽然吴地男子普遍佩戴吴钩，“德”却始终存留在居于吴地的千千万万下层人心中。
毋庸置疑，“吴人尚武”是已被普遍接受的一种认识。但“尚武”之代表者如要离等，其行为所体现出的特征，于“武”之外，尚有对“德”、“义”的体悟，以及对“侠”的追求。在民间层面是如此，上升到国家层面也能发现类似的特征。吴文化自泰伯奔吴开始，就潜隐着“德”的基因。而在武功盖过文德的春秋时代，吴王寿梦与吴王阖闾的作为也有可圈点之处。
寿梦是吴国历史上的一位极有作为的君王。他在继承王位后的第二年便着力于扩充军事力量，并发起了吴楚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他顺利地获取了重要战果。至其孙吴王阖闾，历时近一个世纪，终于攻破郢都，吴楚战争终告结束。寿梦与阖闾都对“称霸”、“武力”有着非常强烈的兴趣，但他们对“德”与“文”也同样重视。《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记载了寿梦元年朝见周天子的事件。当寿梦观听到“周公礼乐”时，不免感慨：“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礼乐教化，本身就是德教的重要途径，寿梦的感慨，与对“德”的崇尚不无关联。阖闾，即公子光，其在武功方面的作为已是世人皆知，但他也并不仅仅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人。根据《左传·昭公三十年》记载：“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若好吴边疆，使柔服焉，犹惧其至。吾又疆其仇以重怒之，无乃不可乎！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光又甚文，将自同于先王。”“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等做法，都是古往今来所谓“德治”的常见表现。此处所说的“光又甚文，将自同于先王”，一方面显示出阖闾对“文德”的重视，另一方面又旁证了其“先王”的做法。固然，以上两位君王的言行是否真正发自于内心？这很难证实。但作为两个重要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即使是作秀，也将会影响到社会的诸多方面。所以，以上所谈及的内容，虽然只是零星的记载，但它们意味着当时的社会风向可能发生的变化，甚至包含更多的内涵。
要真正理解“吴人尚武”，还需要把它放到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去，应放到周代的时代风尚的大背景下去，从而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周代尚文。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自此之后，关于周代尚文的说法便成了气候，例如“周道文”、“周人尚文”、“周贵文”、“周末文胜”等，蜂拥而出。但《韩非子·五蠹》中又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虽然周代世风的总体特征是尚文，但细究起来，当中还存在一个逐渐由文到武的一个过程，从春秋到战国，武功逐步盖过文德，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发展趋势。而吴人的尚武，是这个语境中的产物，它并不特立独行。但更要看到，吴人尚武的这个“武”，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武，而是以“尚德”为支撑的武，体现出武中有文的复杂局面。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这就显得很难得。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工具的使用产生的劳动是人类进入文明的始点。生产工具的变更发展，必然会引起生产方式和经济方式的变更和发展。吴国的崛起，吴文化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生产工具的发展密切相关。而要论及吴国的生产工具，首先就应该关注其发达的冶炼技术，这主要体现为青铜器的冶炼与制造。
古吴国的青钢剑是久负盛名的青铜器具。民间传说中的若干古代利剑与铸剑名家均出自吴国，其中，干将、莫邪作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铸剑家之一，在吴地更是被千古传颂。《越绝书》说：“吴有干将，越有欧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尝有。”这代表了当时人们的一种认识。吴地有诸多遗迹被指为干将、莫邪的铸剑之地，这些遗迹是否与干将、莫邪有着确切的关系？很多都无确实的依据支撑，往往凭借的只是传说而已。不过，这些遗迹的存在，至少可以证明两点。一点是，吴地民众对干将、莫邪甚为亲近，有自豪感，愿意纪念；另一点是，在古代的吴地，铸造业是非常繁荣的，所以才有这若干的遗迹存在。
史籍中亦有对吴国所铸青铜剑的记载。《战国策》云：“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锋利异常。”《战国策》又云：“且夫吴干之剑材，难夫毋脊之厚，而锋不入，无脾之薄而刃不断。”这足以说明当时吴国青铜剑铸造技术的高超。据考古发现，古吴国的青铜兵器已采用合金技术，使得兵器的硬度和韧性大为增强；此外，古吴国的部分青铜兵器埋在地下，历时千年而不锈不腐，这也证明当时的技师已经掌握了高超的防锈技术。当然，吴国的兵器制造的复杂程度远胜于我们在此处提及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有一段关于干将铸剑的记载，值得一读：
干将作剑，来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于是干将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为剑闻于王，使子作剑，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将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须人而成，今夫子作剑，得无得其人而后成乎？”干将曰：“昔吾师作冶，金铁之类不销，夫妻俱入冶炉中，然后成物。至今后世，即山作冶，麻绖葌服，然后敢铸金于山。今吾作剑不变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师知烁身以成物，吾何难哉！”于是干将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耶，阳作龟文，阴作漫理。
从当下看来，此段记载未必就是信史，但它暗示了一种可能，即古吴国的冶炼者们在进行冶铸的过程中，除了关注技术层面的问题之外，还关注天与人的关系，关注阴与阳的关系。这种认识，在当时或许是人们对技术的一种神化处理，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人们的认识往往带有一种蒙昧色彩，这可以理解。但倘使将其与当下的工业时代里人们对铸造的认识相比较，便能够发现它的科学色彩，发现它与现代科学、现代工业技术的不谋而合之处，这就显得很不容易了。
实际上，不仅仅是吴国的青铜剑具有盛名，吴国出产的其他兵器，如戈、矛，也都是为锋利与精美。《楚辞·九歌》云“操吴戈兮被犀甲”，《乐府诗集·从军行》亦云：“玄埃晦朔马，白日照吴戈。”这些就是吴国兵器声名远播的佐证。
吴国的青铜兵器所达到的水准标志着当时冶炼的技术水平，但技术水平不能涵盖冶炼文化的全部。近年来出土的各类吴国青铜礼器向人们昭示着更多冶炼文化的内涵。
关于近年来的吴国青铜器的考古发现，肖梦龙先生曾有专文论述。
肖先生在论述中，将历史分成四个时间段：先吴时期、吴国前期、吴国中期与吴国后期，分别予以介绍和分析，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实际上，从吴国前期到吴国后期，吴地的青铜器铸造水平处于急速上升的状态。吴国前期，由于文化的滞后，吴地的青铜器在铸造技术上与中原青铜器相比较还显得粗糙，但技术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到了吴国后期，其青铜器铸造技术已经处于各国前列。这一点跟武器冶铸的步调是基本一致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古吴国的青铜器造型，它体现出这个地区的人民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在吴国前期，由吴人铸造的青铜器，更多的是对中原青铜礼器的仿造。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基于吴国和中原的关系，仿造是可以被理解与接受的，而且也应该承认，从整个吴国的青铜器冶铸史来看，其对中原青铜器的仿造自始至终地存在。肖梦龙先生说：“商周青铜文化对吴文化自始至终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是直接而频繁的，因而吴国青铜器的发展与中原基本上是同步的，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此言诚然。
但可贵的是，在仿造的同时，吴国的匠人并不是亦步亦趋、小心谨慎，而是大胆地加入了本民族本地区的审美元素。所以，吴国不同时期的仿中原器具又存在差异，前期是明显的仿造，到后期，融通的痕迹就越来越强烈了。与之相对应的，是带有吴地特征的青铜器，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造型上，后期都远远优于前期。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体现出吴文化在华夏文化大融合的前提下的一种个性和特色。
值得关注的是，在吴国后期，还出现了一些带有越国文化特点和楚国文化特点的青铜器。越人的青铜冶铸技术要略微低于吴人，但带有越文化特征的青铜器也曾在吴地出土。当然，就吴越文化的亲和性而言，上述现象的出现并不为怪。吴楚之间也曾有多年征战，在吴国出土楚器本来不是什么难以解释的事情，但目前所发现的一些吴国青铜器，就铭文来看可以确认为是吴国制造，而风格上却带有明显楚器的特征，这就值得我们思考了。显然，吴国的冶匠们并不以吴楚两国之争为忤，在铸造的过程中善于及乐于学习别国的文化，善于及乐于吸收别国的长处。这种文化上的“拿来主义”，它不同于吴国与中原的关系，更直接地体现出吴文化的包容性。
俗语说：“吴器无定型。”总体来看，这正从某个角度佐证了吴国冶炼文化的迅速发展与兼容并包、融会贯通。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吴国的统治要稳定，社会要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所以，吃饭问题看似很小，实则是个大问题。在古吴国时期，吃饭问题的解决，首先应归因于农田水利的发展。在农业文明时代，农田水利问题的解决，往往就意味着吃饭问题的解决，意味着劳动力和战斗力的保持，意味着国富兵强。在战国时期，农田水利受到普遍重视。都江堰、郑国渠在此时期陆续建成，就是明证。
吴国农田水利的发展，切实地做到了因地制宜。《史记·货殖列传》说：“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这对古代楚越之地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处在长江三角洲水乡之地的吴国，“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是对这一地区人民生活状态的生动说明。吴地的水稻耕种历史悠久，长江三角洲地区“暖热潮湿的气候，为吴越先民发展水田农业提供了条件”
，在这样的条件下，水稻种植成为吴地最主要的农耕形式。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自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稻作在吴地是始终延续、不曾中断的。存在即合理，吴地人民对于水稻的选择，就跟大地之上的其他地域、其他种族对特定农作物的钟情一样，显然有很全面的考虑，是建立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的。总的来说，吴地的地理与气候适合水稻种植，吴地民众的探索与选择是切合实际的。
不仅如此，在当时，吴地的水稻种植还形成了一整套规律，《越绝书·吴内传》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失其常。”这是对吴地水稻种植规律的明确总结，它体现出吴地人民在水稻的种植经验方面已经日趋丰富与成熟。这一切，也都建立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
在吴国农耕的发展过程中，农具的发明和使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吴国的青铜农具，从目前的考古结果看，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齐全。这其中不仅出现了犁、锸等翻土工具，还出现了铲、锄等耕种工具；不仅有镰、铚等收割工具，还包括斧、锯等砍伐工具，基本能满足各种生产生活需求。仔细观察这些农具就能发现，它们既体现出与其他地域、其他民族的农具大致类似的特点，同时也带有吴地的鲜明特征。叶文宪先生曾经提到吴人所独创的锯刃铜镰，这种工具一面平滑，另一面则呈篦状，使用后因磨损而成锯齿状，越用越锋利。
这种工具的出现，显现出吴地人成熟的农耕经验。农耕工具的系统性和先进性，从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显现了吴地水稻种植的水平，当然也从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喻示了吴地农耕文化的水平。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目前的考古发现证明，吴国从春秋晚期开始，已经出现铁质器具，其中包括铁镰这样的农具。李约瑟说：“据推测，中国利用铸铁来制造农具、工具型范和打仗的兵器最迟是从公元前四世纪开始的。”
这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吴地铁质农具的先进性。从青铜器到铁器，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飞跃，它意味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演进，同时也意味着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吴国水稻生产的维持，吴国农耕文化的进步，还与吴国较为发达的水利建设密切相关。当然，吴国的水利建设，其作用和影响又不仅仅局限于农田水利。吴国地处长江中下游，河流密集，水患频仍。《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云：“吾国僻远，顾在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这一段正体现了吴国有识之士对吴地自然状况的清醒认识，对人们生活之艰的体察和忧心。水利建设之于吴国，从实际的利益来说，有利于垦田畴、设仓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从政治上来说，则使得君有守御、民有所依。
吴国的水利建设，首先体现为大量的堤坝建设。《国语》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这句话虽然重点不在“防川”，但它也说明了古人对于“防川”的一般认识。关于“防川”的途径，堤坝建设是较早期的选择。《越绝书·吴地传》有一段记载广受关注：“吴古故祠江汉于棠浦东，江南为方墙，以利朝夕水。古太伯君吴，到阖庐时绝。”这里的“方墙”作何解，未有定论，有人认为是板，进而认为是水闸；但也有人直接认为这就是堤坝。无论是水闸，还是堤坝，其防水的功效都是类似的。此外，吴地多“×塘”之地名，这在《越绝书》中也常有记载，如“蛇门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以为田”，又有“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的说法，两厢对照，则能领会吴国人筑坝围田垦殖的场景。堤坝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吴地农耕的发展。
吴国的水利建设，还体现为大量沟渠的开挖。吴地有泰伯渎，《太平寰宇记》曾记载：“泰伯渎西带官河，东连范蠡渎。”泰伯渎当下犹存，现名为伯渎河，相传为泰伯率众所开，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开凿的人工运河。关于沟渠的连通意义和经济价值，《史记·河渠书》介绍得比较深入：“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从《史记》的这段记载来看，吴地大规模沟渠的开凿和建设，无论是对于农田灌溉，还是对于交通运输，其价值和作用都是不可小觑的。当然，随着吴国霸业的推进，沟渠的价值进一步地落实在交通运输上，因为它对于军事而言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左传·哀公九年》云：“秋，吴城邗，沟通江、淮。”这里的邗沟是历史上较为著名的一条运河，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令人开凿了它，目的是为了替军队运送粮食，沟渠的军事价值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彰显。
限于历史记载的短缺，当下已经难以复述当年古吴国的水利建设的规模。其中特别是小型沟渠的开凿史，更是难觅其踪影。但是，无论是堤坝建设，还是大型沟渠开凿，都能够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年的吴地水利，能使人们了解吴地水利之于农耕、交通，乃至军事的作用和意义，它是吴人在认识自然、理解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过程中的重要实践，这一点，是特别需要明确的。
因地制宜、充分发展的吴国农耕与水利，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它更为吴地多彩的饮食文化的生成提供了条件。目前出土的吴国青铜礼器，除了鼎、鬲、簋等常见的食器之外，还包括煮酒器如爵、斝，盛酒器如尊、卣等。普通食器的存在很好理解，它说明人类生存的一般需求正在被重视和满足；而多种酒器的存在，则彰显了吴地饮食文化丰富的内涵，因为酒的功能显然大大有别于食物，它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对生活的更高要求被纳入到关注的范围，并得到满足。酒器的出现至少还可以说明，在古吴国时期，吴地的粮食生产和供给相对比较丰富，在满足温饱的基本需求的同时，也开始用于酒类的酿造，从而满足部分人群的特殊需要。此外，将酒用于祭祀，也是一个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用途，《诗经》中有相关的诗作来支撑这样的解释。至于当时的粮食是否已经足够丰富，以至于酒类普及的问题，尚需更进一步的考古成果来支撑，不过，《诗经》中同样也有诸如“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可见酒类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总之，在发达的农耕的基础上，酒器开始在吴地出现，这二者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显现了吴地人生活内容的丰富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古吴国拥太湖，濒长江，境内水网密布，河道纵横。古吴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畅行水上。吴国又开凿了规模浩大的沟渠网络，与之相适应，发达的舟船制造与使用，成为古吴国历史上的一大亮点。
《春秋大事表·吴楚交兵表》曾用“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来描述吴人生活，这种评价显见舟船之于吴国的意义。庞大的需求若要得到满足，就必须要保证舟船制造的力度，吴国造船业体现了这样的力度。当时的吴国有专门的造船工场，被称为“船宫”。《越绝书·吴地传》有相关语句：“欐溪城者，阖庐所置船宫也。阖庐所造。”这是一个有具体而明确的历史记载的船宫，船宫大而为城，可见其规模之恢宏。
吴国拥有春秋时期最大战舰“余皇”，史书亦称“艅艎”、“馀皇”。《史记·吴太伯世家》载：“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败而亡王舟。光惧，袭楚，复得王舟而还。”后人考证说：此处的王舟乃指“艅艎”。艅艎的声名十分响亮。《吴郡图经续记》中描述道：“艅艎者，大舟也。”《后汉书·马融传》也称：“然后方馀皇，连舼舟，张云帆，施蜺帱。”艅艎，据考证是吴国君王所乘指挥水战的巨舰，以今天的尺寸换算，其长度约40米，高三层，可乘员600余人，是春秋时期最大的战船。从吴楚争夺艅艎的战争和越灭吴后首先徙其艅艎大舟等事实，可见艅艎大舟在春秋战事中的重要地位。
因为艅艎的名气，后世往往以艅艎来指代各类大型舰船。唐代的陆龟蒙《自遣诗》中云：“长鲸好鲙无因得，乞取艅艎作钓舟。”清代的龚自珍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云：“北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非与彼战于海，战于艅艎也。”这些诗对“艅艎”这一名词的沿用，可见当年吴国大船的影响力。除了艅艎之外，吴国还造出了其他多种船只。《江南通志·卷九十二》云：“吴舟师有艅艎，有戈船，有下濑。”这是关于吴国军船品种的一种简略叙述。更为详细的描述可见于《太平御览》。《太平御览·卷七七〇》中有一段关于吴国战船的记载很值得关注：
阖闾见子胥：敢问船运之备何如？对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今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也；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剽定骑也。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古吴国的造船技术取得长足的发展，已能根据实际的需要设计和制造出不同级别和用途的军用舟船。其中的规格最大者，当为“大翼”。关于该船，《太平御览》有更详细的阐释。《太平御览·卷三一五》云：“伍子胥水战法，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战国时的“一丈”约为2.3米，参照这一标准，吴国的大翼宽约为3.68米，长约为27.6米。这样的尺寸放在今天也许算不上什么大船，但在当年，从人员、武器的承载力看，已很具威力，因此很得交战双方的重视。《吴越春秋》云：“越王闻吴王伐齐，使范蠡、泄庸率师屯海通江，以绝吴路。败太子友于始熊夷，通江淮转袭吴，遂入吴国，烧姑胥台，徙其大舟。”这场战斗中，越国打败了吴国，做了两件历史记载者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一是烧了吴王的宫殿“姑苏台”，另一是抢走了吴国的“大舟”。大舟能与姑苏台相提并论，可见时人对它的评价与期许是何等之高。
不过，当时造船技术水平毕竟有限，不应过高评价吴船的水上战斗力。史籍中也有关于船只遇险的记载。《越绝书·纪策考》说：“昔者，吴王夫差兴师伐越，败兵就李。大风发狂，日夜不止。车败马失，骑士堕死。大船陵居，小船没水。”在吴王夫差的这次伐战过程中，军队一遇大风，则大船搁浅，小船沉没，由此可见船只抗风力实在有限。《越绝书·倪内经》又说：“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浚流，沈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念楼船之苦，涕泣不可止。”这一段讲的是乘船之人的痛苦回忆，“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由于船只的抗风力不强，给乘客留下了惊心动魄的回忆。又有《越绝书·记地传》云：“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讲的也是船在顺风和逆风中的不同际遇。以上种种，既说明吴国造船能力总体很强，也说明其技术水平仍然受到时代限制，船只的环境适应能力，尤其是抗风能力，尚待进一步提高。
大批舰船在古吴国被制造出来，它们主要用于水战和军事运输。《左传·定公四年》云：“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这是史籍关于吴国在与楚国进行战争的过程中使用舟船的明确记载，鉴于吴与楚的相对位置，这里的舟船应当是用于内陆水域。而《左传·哀公十年》又云：“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这场吴国被打败的水战，其发生的地点需要得到特别的关注，因为它是一场海战。换而言之，此时的吴国已有类似于海军的军队“舟师”了。至于我们在上文中所引的部分历史记载，则从旁证明了，在吴国与他国之间发生的若干次战争中，军船已经被普遍使用。而《左传·哀公九年》关于邗沟的记载也值得我们深思：“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夫差北上与齐国争霸，开凿邗沟便是为此服务。邗沟的开通，对吴国运兵运粮，显然是极有用处的。
诸多史籍对战争、霸业津津乐道，但吴国的船只怎样被运用于民间，史籍中却很少记载。《越绝书》记述伍子胥“南奔吴地”的场景，言其登一渔舟，“船到即载，入船而伏”，又云“子胥行，即覆船”。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吴地渔舟小，轻盈而灵活，仅此而已。《吴地文化通史》中说：“就考古发现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吴地水上交通工具仍然流行制作简陋的独木舟。”
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古吴国造船术的重心尚未从军事转向民间。
《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孙子兵法》的诞生，是吴人尚武的一大成果，但这个成果，显然又不能仅仅归功于吴人尚武，或者说，它所呈现出的光辉，又不能仅仅用“武”来概括。因为只知穷兵黩武的人大概是写不出一部兵法的。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这段记载给后世人以最权威的记录，同时也给后世人留下了难题。毋庸置疑，《孙子兵法》系孙武写就，为吴王阖闾所用，但孙武是齐人。《孙子兵法》应划归为吴文化的成果？还是齐文化的结晶？
公元前532年，孙武避难，自齐国到吴国，公元前512年，孙武经伍子胥推荐，晋见吴王阖闾，此中间隔了近20年。《孙子兵法》13篇在此20年中写就，大约是可能的。有研究者曾指出，《孙子兵法》成书年代是公元前514年
，此说可做参考。公元前515年，专诸刺王僚，而《孙子兵法·行军第九》所说“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讲的就是专诸。所以，从时间上看，《孙子兵法》很有可能是在吴国写就；从内容上来看，《孙子兵法》中也出现了吴国的人事；从最终目的来看，《孙子兵法》是为晋见阖闾所用。《孙子兵法》与吴国的关系，可以说极为密切。
管正、虞先泽先生所著《〈孙子兵法〉与吴文化探析》
一文，对《孙子兵法》与吴文化的关系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此文指出：《孙子兵法》所提出的谋攻的战略战术原则与中原地区的“军礼”传统对立，体现了吴文化的特征；《孙子兵法》中论述的地形地貌多为水环境，这种环境在江南较为普遍；《孙子兵法》所提出的军队建制，重点阐述的对吴越交恶的应对，均是着眼于吴国利益。此文的完备论述，更进一步地证明了《孙子兵法》与吴文化之间的从属关系。至此，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孙子兵法》可以被视为吴文化的重要典籍。
作为吴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孙子兵法》，首先体现出一种包容的特征。《孙子兵法》是个研究热点，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它的研究成果颇丰富，其中关于《孙子兵法》与他者之关系的研究，更是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这些热点中，关于《孙子兵法》与春秋哲学的关系，与老子的关系，与齐文化的关系等，随着研究的深入，都逐步地为大家所接受。这些研究本身说明，《孙子兵法》在立足于吴文化的基础上，能够以一种包容的姿态，吸纳其他文化的因素，使其本身显现出集大成的特征，从而更能够适应时代、代表时代。
《孙子兵法》包含着一套非常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孙子兵法》共分十三篇，分别为：始计第一、作战第二、谋攻第三、军形第四、兵势第五、虚实第六、军争第七、九变第八、行军第九、地形第十、九地第十一、火攻第十二、用间第十三。自谋划与运筹开始阐述，紧接着又对如何进行战争的宏观部署予以说明，再对作战过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辨析，这样的章节排列，立场鲜明、逻辑清晰、结构完整，涵盖了作战的整个过程。体系化的认识说明孙武对战争的研究已经抵达一般规律的程度，表现出他对现实世界的把握能力。
仔细研究《孙子兵法》中的这套军事思想，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特征：
一、对战争持一种慎之又慎的态度。《始计第一》首先就开山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正因如此，若要发动战争，则须就以下几个方面作评估：“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根据对这些因素的评估结果，方可以决定是否可以开战，因为“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从《始计第一》所阐述的立场来看，《孙子兵法》对战争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通俗地说，是要把准备工作做好，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要么不打，要打就要取胜。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孙子兵法》所提到的应首要考虑的“道”，书中说“道者，令民于上同意者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这样的说法就将民意提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纳入到实际考察的范围，而不是一种虚虚浮浮的提倡，这体现出《孙子兵法》不凡的思想境界。
二、对战争抱一种以智取胜的策略。关于战争，《孙子兵法》认为：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从这里可知，它对战争持一种辩证的看法。在此基础上，《孙子兵法》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显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倾向，正是在对战争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够提出的。正是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孙子兵法》也就对战争的策略有了基本的价值判断：“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才有了“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才有了“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的著名论断。
三、对战争采取一种灵活应变的原则。《孙子兵法》中的灵活应变原则，不是为变而变，而是表现为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孙子兵法》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又提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正因为“奇正之变”太丰富，所以战争中要因势而动，“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兵法》又从几个方面进一步予以了阐述，如“虚实第六”中就提出：“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军争第七”中也提出：“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九变第八”则提出：“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以上种种，究其根本，实际上表达了一层意思：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进行战略战术的安排。
在二十世纪，不仅中国人，也包括其他国家的学者，对《孙子兵法》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而研究者，不仅包括军事方面的人才，也包括经济的、管理的、教育的人才，同时还包括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各方各面的人才。《孙子兵法》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之多的关注，显然跟它的丰富内涵有关，而《孙子兵法》能够给诸多社会实践以借鉴，显然是因为它所包含的内容触及到了一些人类社会运行中的本质规律，所以才这样历久而弥新。由此可知，《孙子兵法》实在是一部杰作。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在人民群众中，总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价值，所作出的贡献，要比其他人稍微多一点。在古吴国逐渐走向强盛的历史上，伍子胥无疑是一位足智多谋的杰出人物。
《史记·伍子胥列传》云：“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显然，为吴国的崛起做出贡献的伍子胥与上文提到的孙武一样，都属于“外来务工人员”。这位外来者在历史上获得的评价很有些矛盾：不少人从正面评价他，但也有一些评价是负面的。缘何如此？这跟伍子胥对个人恩怨的执着有关。伍子胥在楚国，原为官宦之家，后因故被陷害，其父兄均为楚平王所杀，而本人则逃亡至吴国。这本是历史上常见之事，但他后来率领吴国军队杀回了楚国，并将楚平王鞭尸。这样的做法在历史上及当代都引起了诸多人的不满，认为他是楚国和楚国人民的罪人。且不谈“春秋无义战”的理由，这一类想法若出现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宋代或明清，尚情有可原；但出现在当代，就很耐人寻味。倘使指责战争对平民利益的侵害，则有其立足之处。但如果将楚平王与普通民众混为一谈，则可能就有问题：楚平王如何能够等同于楚国或者楚国人民？更何况，为人君者，做事本应该更小心些、更周到些，承担的责任更多一些，怎么可以这般地肆意陷害与杀伐？所以，历来有诸多的文字对伍子胥抱同情和惋惜的态度，是有其道理的。总之，伍子胥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人们所处的立场不同，对他的解读就会有差异。
伍子胥在吴国阖闾执政期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设计师与建设者。在历史上极为闻名的阖闾城相传即为伍子胥建造。关于阖闾城，《吴地记》云：“阖闾城，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象地之八卦。《吴都赋》云‘通门二八，水道六衢’是也。西阊、胥二门，南盘、蛇二门，东娄、匠二门，北齐、平二门。不开东门者，为绝越之故也。”从以上记载可以得知，这是一座规模比较宏大、规划相对科学的城池。实际上，它的功能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生活聚集区。根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阖闾就霸业之事向伍子胥问计，伍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斯则其术也。”阖闾则问：“善。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子胥回答：“有。”于此可知，伍子胥建阖闾城，有更为深远的目的，它是帮助阖闾实现霸业的重要举措。除了阖闾城以外，根据历史记载，伍子胥还有领导建设船坞、粮仓、运河等诸多实绩。不过，这些建设成就，一方面固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它们也都有其非常明确的军事目的。
除了建设方面的贡献，伍子胥在吴国阖闾、夫差执政期间，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辅佐者。他的贡献，又体现在军事、政治等方面。军事上，伍子胥帮助吴国建立起一支比较强大的水军。《越绝书》中收录了《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其曰：“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擢五十人，舳舰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四矢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据传这是伍子胥所著的水军兵书，它有着较强的可操作性，体现出一种务实的态度。在这样的一种军事思想和策略的影响下，吴国水军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太平御览》就有如下记载：“阖闾见子胥：敢问船运之备何如？对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今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也；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剽定骑也。”这样一种规模宏大、配合有序的水军设置，体现出设计者对战争的系统而复杂的思考和应对，这种成熟的组织管理为吴国的军事强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政治上，伍子胥为吴王阖闾推荐了诸多人才。专诸、要离这两位历史上极为知名的刺客均为伍子胥推荐，不过，伍子胥所推荐的最重要的人才当属孙武，在霸图的实现方面，军事人才的价值显然是要远远高于刺客的。伍子胥在吴国的为政，其作为远不止军队建设或人才推荐，他本来就是一个有着“文治邦国，武定天下”之才的人物，阖闾对他的重用，也绝不会止于“国防部长”这一类职务。《越绝书》曾记载，“越王勾践欲伐吴王阖庐”，范蠡谏曰：“不可。”到底有何不可？《越绝书》代为解释道：“范蠡值吴伍子胥教化，天下从之，未有死亡之失，故以天道未作，不先为客。”这句话的意思是，伍子胥在辅佐阖闾治理吴国的过程中，教化之功显著，国家实力呈蒸蒸日上的态势，范蠡认为此时伐吴是自讨苦吃，宜避其锋芒。《韩诗外传》云：“吴王夫差为无道，至驱一市之民以葬阖闾，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勾践欲伐之，范蠡谏曰：子胥之计策尚未忘扵吴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后三年，越乃能攻之。”这是伍子胥的对手对他的评价，此评价显然能够很好地说明伍子胥在“文治邦国”方面的才能和实绩。
不过，吴国有伍子胥，越国也有范蠡。关于范蠡，《越绝书》有如下记载：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橐，或伍户之虚。其为结僮之时，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以内视若盲，反听若聋。大夫种入其县，知有贤者，未睹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为狂夫多贤士，众贱有君子，泛求之焉。得蠡而悦，乃从官属，问治之术。蠡修衣冠，有顷而出。进退揖让，君子之容。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从。俱见霸兆出于东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亏，大有所成。捐止于吴。或任子胥，二人以为胥在，无所关其辞。种曰：“今将安之？”蠡曰：“彼为我，何邦不可乎？”去吴之越，勾践贤之。种躬正内，蠡治出外，内浊不烦，外无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种善图始，蠡能虑终。越承二贤，邦以安宁。始有灾变，蠡专其明，可谓贤焉，能屈能申。
由此可知，范蠡与伍子胥一样，均为楚国人；范蠡有治国之才，有助越图霸的目标；范蠡并不因伍子胥的成功而畏缩不前，他有与之比试的冲动。
作为越臣的范蠡，表现出极强的军事战略才能。他对军事的宏观认识相对来说比较高深，比较有价值。《越绝书》有如下记载：“范子曰：君辱则死，固其义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圣之计也。且夫广天下，尊万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者，唯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疆。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这是将军事与政治、社会生产统筹考虑的极为重要的论断。范蠡还有着较强的外交才能，这在他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最突出的事例，就是越国在战败后对吴国采取的谦卑态度，麻痹了敌人，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
吴国与越国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伍子胥与范蠡智慧的较量。有了这两个人的作为，两个国家实力大为增长，从而有了与对手放手一搏的基础。不过，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伍子胥辅佐阖闾时成果迭出，而与夫差合作时则举步维艰；范蠡在勾践成就霸业之前的作为精彩纷呈，而在勾践成功之后则迅速隐退。如果将阖闾、夫差的延续关系与勾践成功前后的关系叠合起来，就能够发现，伍子胥与范蠡在前期的作为都体现出较强的治理国家和指挥军事的才能，难有高下之分；而在后期的作为，则是在“伴君”的态度和立场上分道扬镳。谁更为忠诚？谁更有智慧？角度不同，评价的结果也就显然两样。
尽管历史没有假设，但在此基础上，可以作进一步假设与想象。试想这两位楚国人，倘使当年都留在楚国发挥作用，历史一定会因此而改写吧。
古吴国的文化自“三让”开始起步，但“让”，并非吴文化的全部，在吴文化中，显然也包含着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争”。
吴国的争霸，是对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适应。春秋时期，王钢解纽，礼崩乐坏，《汉书》说：“当是时，祸乱辄应，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也。”这样的说法已经能够很具体、很客观地描述出当时的情形。在吴国动争霸的心思和实现霸业之前，早就有他人探路和做出榜样，在吴国争霸之后，也有后继者争相亮相。“春秋五霸”在历史上有多种说法，《史记》说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荀子》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阖闾、勾践，《汉书》说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夫差。关于“春秋五霸”的组成，其他说法还有一些。说法多了，反而倒模糊了“春秋五霸”的确定性，或者可能根本就无所谓春秋五霸的存在，各国争相称霸只是春秋时期历史的一种基本状态，不在称霸中领先，就在称霸中消亡。
自吴王寿梦开始，古吴国就走上了积极与中原各国交流、增强国力、成就霸业的道路。
通过文化交流开阔视野，是自身发展与强大的基础。吴王寿梦对中原礼乐的学习是历来被人们不断提及和称赞的。《吴越春秋》载：“寿梦元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钟离，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因叹而去，曰：‘于乎哉，礼也！’”相信寿梦的这次交流深深地影响到了他的观念和国家发展思路，故寿梦之子季札随后便不断出使中原各国，学习礼乐，成为“吴之习于礼乐者”。他们的所作所为，迅速地提升了吴文化的水准，拉近了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距离，也使得吴国人眼界更为开阔，对世界的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刻。
吴国的国君非常重视对人才的选用。无论在哪一朝哪一代，人才问题都是最根本、最需解决的问题。于是时，吴国乃一“蛮夷”之国，国中或有人才，但要实现迅猛的乃至跳跃式的发展，本国人才显然不能够满足需求。于是，在重视和发挥本国人才作用的同时，如何吸引外来人才？如何重用外来人才？就成为摆在吴国国君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吴越春秋》云：“（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适吴，以为行人。教吴射御，导之伐楚。”《吴越春秋》又云：“（寿梦）十七年，寿梦以巫臣子狐庸为相，任以国政。”到了阖闾执政年间，《吴越春秋》载：“阖闾元年，始任贤使能，施恩行惠，以仁义闻于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国人不就，诸侯不信，乃举伍子胥为行人，以客礼事之而与谋国政。”《吴越春秋》又载：“六月，欲用兵，会楚之白喜来奔……阖闾伤之，以为大夫，与谋国事。”对客卿的重视和量材使用，无疑使吴国的人才储备呈现不断向好的趋势。在吴国称霸的过程中，上文所专门提到的伍子胥和孙武，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就让人对人才的价值有足够的认识了；当然，也让人对吴国历代国君对人才渴求的胸怀有了正面的认识。
发展经济、改革技术、加强军备，也是古吴国在争霸过程中所着力的方向。在上文中，我们已经一一提到：吴国大力兴修水利，推动农业生产；改良青铜冶炼技术，并将其用于农业工具和兵器生产；加强船只制造能力，为民用和水军建设打基础；构筑阖闾大城及若干小城，军事防御力量大为增强；任用军事人才，组建大规模多兵种的军队。以上种种，都旨在说明：自寿梦以来，到阖闾夫差，吴国历代国君在称霸的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思路是清晰的，策略也是正确的。正是有了这样的连贯性，吴国在发展与争霸的道路上才能取得如此的局面。
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在发展与争霸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民心向背。而在常见的论述中，民心的向背，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君王的所作所为。《左传》曾记载说：“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这是阖闾在自己生活方面的自律，显然，这种节俭的做法能在一定程度上赢取百姓的好感，从而增强国家的凝聚力。此外，在政治生活中，阖闾也常常表现出一个贤明国君应有的姿态，《左传》有记载：“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这显然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同，于是“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楚大夫总结说：“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对手的评价往往比较客观，君王的种种做法，归结到最后，无非就是“用其民”，使民众认同他，使民众真心诚意地为他所用。
有了以上的种种努力与准备，吴国的国力与军力已走上日渐强盛的良性循环的道路，于是，他们开始了对外作战的进程，启动了争夺霸权的事业。自阖闾三年始，吴国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伐楚战争，阖闾九年，伍子胥、孙武率吴军杀入郢都，楚国告败。自打败楚国之后，阖闾又发动了对越国的战争，并于阖闾十九年在吴越战争中丧生。阖闾的继任者夫差则励精图治，于夫差二年发兵，打败越国，越王勾践入吴。在吴越之事稍平之后，夫差七年，吴国兴兵伐齐，期间战争频仍，直至夫差十四年，吴王夫差“北会诸侯於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终于成就了霸业，吴国成为中原霸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争霸的目标最终实现。
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不少邦国在成为霸主的那一刻，就开始衰弱，吴国似乎也是如此。常人总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早在夫差二年吴国打败越国时，伍子胥就曾劝告夫差：“今不灭，后必毁之。”吴王不听，与越国和解。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这并不是夫差一时的妇人之仁。在夫差争霸到成为中原霸主的若干年中，他尽管打赢了多次战争，却没有吞并过其他国家。但战争是残酷的，就在夫差北会诸侯之时，越国乘虚攻入吴国。此后，据《吴越春秋》记载，夫差二十年，即公元前476年，“越王兴师伐吴。吴与越战于檇李，吴师大败，军散死者不可胜计。”夫差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复伐吴。吴国困不战，士卒分散，城门不守，遂屠吴。”吴王“乃引剑而伏之死”。夫差从成为中原霸主，到国破人亡，不足十年。吴越争霸，到此终了。
关于夫差的失败，古往今来多有好事者予以分析总结，“前人之述备矣。”这里，姑且引上文中那个评价阖闾的楚大夫的一段话，也给本节做一个了结：
“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
从这一段话看来，失民心者失天下，依然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