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吴文化的缘起

吴文化的概念，是伴随着句吴古国的建立而诞生的。句吴古国的缘起则维系于3200年前的历史事件——泰伯自周原南奔吴地。自“泰伯奔吴”建立句吴部落至公元前473年吴国为越国所灭，存世时间约700年。在这700年中，吴国国力不断增强，疆域逐步扩大，盛时统辖地域囊括今苏皖两省、浙北、鲁南、江西大部以及河南东南部，是春秋后期的中原五霸之一。根据历史文化的传承、经济的发展沿革、语言风俗的流续影响，吴地的核心地带和文化重心一直在太湖流域，旁及苏北沿江与宁镇地区。作为古吴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苏南（苏锡常）与浙北（杭嘉湖）地区最具吴的韵味，在个性气质、经济发展、性格禀赋、处事方式、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都具有鲜明的吴文化特色。

第一节 泰伯奔吴与句吴创立

司马迁的《史记·吴太伯世家》 中，记载了吴国从缘起到灭亡大约700年的历史过程。中原周部落的周太王古公亶父育有三个儿子——泰伯、仲雍、季历。按照传统祖制，长子泰伯理应继位。但是因为三子季历很贤能，更重要的他的儿子姬昌，特别贤德聪慧，因此祖父周太王便希望传位给季历，以便将来由姬昌继位。知道了父亲的想法以后，泰伯、仲雍二人便借口外出而一去不归，从周原长途跋涉，千里迢迢来到江南，这就是史上所说的“泰伯奔吴”。

泰伯、仲雍兄弟所到的江南，其时尚处荒蛮。泰伯兄弟为了融入当地土著，和谐相处，便学着当地荆蛮（即土著）的样子“文身断发”，并以此向父亲表示不再回归中原的决心。用这种方式避让季历，为季历的顺利继位铺平道路。后来，季历果然顺利继位，而姬昌就是之后众口皆碑的周文王。文王之子周武王灭了商王朝以后，重新分封天下。周武王派人寻访泰伯仲雍后裔，这时吴国执政者已是仲雍的曾孙周章。吴王遂正式封周章为句吴国君，并将周章之弟虞仲封为诸侯，位置在成周之北原来夏王朝的故地，即所谓“周章受国，别封于虞” 。司马迁也在《史记》中说：“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

关于泰伯奔吴的史实，自司马迁开始，在后世不断得到丰富和演绎。东汉班固《汉书》称：“太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这里，泰伯、仲雍不再是不辞而别，而是借口上山采药而离开母国的。在赵晔的《吴越春秋·吴泰伯传》中，情节再一次被丰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不仅增添了兄弟俩外出采药的原因，还说明了他们采药的地点是衡山。同时，也对“三以天下让”进行了扩展，不仅说泰伯主动让王于季历，而且说古公去世后泰伯、仲雍返国奔丧，再次让王。丧事结束返回荆蛮后被江南土著尊为首领，自号“句吴。”总之，在对泰伯行止的记述中，时间越晚近，情节就越详细，泰伯的形象也越高大完美。这在历史上颇为多见，在后人一代一代的讲述中，好则越好，坏则越坏，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历史的“层累”现象。

此后，仍继续有后人著述对泰伯奔吴的后续情况进行补充，但大多属于小说式的附会和想象。如《韩诗外传》称周太王去世时，季历跑到吴地向兄长们报丧，泰伯、仲雍于是跟着季历回到关中治丧。这样的记述显然难以成立。试想，在远古时期交通十分不便、信息极不发达的情况下，从陕西到江南迢迢千里之遥，绝非数日之内即可抵达，又如何能够如此便捷地随来随往？清代学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就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古中列国各有疆界，岐之去吴数千余里，使命所不能通，王季安能捐社稷而远去！”

甚至有学者对“泰伯奔吴”创立句吴的说法也怀有疑虑。如被称为学界怪才的民国考古学家卫聚贤就认为：吴人就是荆蛮而并非周人的后裔。持此观点的还有一些当代学者，如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也认为：“吴为周后说”纯属无稽之谈。他认为吴人并非周的后代，之所以吴人自称是“周”的后人，是因为鲁、晋等国都有“周后”的身世背景，而吴国在成为中原大国后，为抬高出身也编造了同样的身世神话。但这些说法只是学术讨论中的个人观点，也难以得到史实的印证。

确实，远在3000多年前，从周原到江南的长途迁徙绝非简单易事。从两地之间的距离以及当时的交通车马条件，没有一年半载根本无法完成。或许，泰伯、仲雍兄弟并非直奔最终的目的地，而是沿途曾有多次的驻足。对泰伯仲雍所奔之地——“吴”，当代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吴、西吴、北吴三种说法。

在《吴文化纵论》第一章“吴文化的发源与地域范围”中，戈春源先生归纳了这三种观点：

“东吴说”是历史文献上的传统说法。《史记·正义》说：“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勾吴。”《世本·居篇》说：“吴孰哉居蕃离”，宋忠注曰：“孰哉，仲雍字。蕃离，今吴之余暨也。”后世文献更是言之凿凿，《吴越春秋》说：“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刘昭云：“无锡县东皇山有泰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唐代陆广微《吴地记》说“太伯居梅里，在阖闾城北五十里许。”唐代杜佑《通典》和清代吴熙《泰伯梅里志》也都说：“无锡县东南三十里有泰伯城，地曰梅李乡，亦曰梅里村。村东五里有皇山，或云汉隐逸梁鸿居此，又名鸿山。高十丈。泰伯墓，在皇山西岭，冢高一丈四尺，周三十五步。”但是《史记》集解引《皇览》说：“太伯墓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而余暨的地望，据《汉书·地理志》说即“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应劭注曰：“吴王阖闾弟夫概之所邑。”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记载尽管对泰伯城和泰伯墓的具体方位说得并不相同，但是都在江南的今苏州、无锡一带，这是一致的。

“西吴说”认为，古代称“吴”的地方有三处：一曰西吴，在陕西陇县；二曰东吴，在江苏吴县；三曰北吴，在山西平陆县。卫聚贤认为，“实际泰伯之封在西吴，而云泰伯之封在东吴者，由于春秋末年致误；北吴亦为泰伯之后所封者，亦系因东吴之误而误，惟西吴为泰伯的封地。”

“北吴说”认为，周人原来居住在大河之东的今山西境内，古公亶父迁岐的方向是由东向西，所以《诗·大雅·绵》上说：“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穆天子传》说：“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当古公亶父西迁时泰伯、仲雍大概率领族人留在东土，所以《左传·僖公五年》上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不过泰伯仲雍留居之地并不是江南的“吴”，而是河东的“虞”，或称“北虞”，在今山西平陆以东一带。岐与虞相距不远，互为犄角，而且泰伯仲雍和季历的关系也很友善，所以《诗·大雅·皇矣》说：“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

不管对泰伯奔吴的地点有多少种说法，但从现存的史料和考古发现看，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泰伯兄弟奔吴这一历史事件是真实的。只不过，对泰伯兄弟走了怎样的路线，经历了怎样的艰难险阻，又如何得以在江南定居下来，以及从泰伯去世至公元前585年十九世吴王寿梦继位，在这漫长的500多年间吴国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都因为缺少文字记述和实物证据而难以说清。即便是西汉时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也因事隔近千年，许多历史细节早已语焉不详。因此，泰伯仲雍奔吴的过程、路线与目的地对今人而言仍是一个难解的历史谜团。

第二节 古吴文化的形成与演化

句吴古国的创立，是吴文化的缘起。吴文化的早期形态是古吴文化，即考古学意义上的句吴古国时期的文化。这一文化最初的构成是泰伯带来的周文化与江南土著文化融合而成的文化。因为代表人物泰伯三让王位南奔吴地，而当地土著又接纳了他以及带来的文化，所以吴文化在初始时期表现出的主要文化特征呈现为“谦让”之德与包容之美，也为吴文化种下了接纳异质文化的内在基因。

《史记·吴太伯世家》称，泰伯奔吴，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只说其“立为吴太伯”，而并未说泰伯有称王之举动。又说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后而得周章，称“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周章之弟虞仲受封，也只说“列为诸侯”。这说明，泰伯所建立的“句吴”，当时只是个部落，而并非诸侯国。直至周章执政时期，才正式受封，列为诸侯，也就是说，至周章时“句吴”才真正成了世所认可的诸侯国。

周章之后，历经500多年的句吴史，在司马迁笔下被一连串陌生怪异的吴王名字轻轻带过。显然，作为史官的司马迁也缺乏可资撰写的史料。他只能这样写道：“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鸠夷立。彊鸠夷卒，子余桥疑吾立。余桥疑吾卒，子柯卢立。柯卢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处立。禽处卒，子转立。转卒，子颇高立。颇高卒，子句卑立。句卑卒，子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吴国的这一段历史，全然是一片空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吴国，居然数百年没有任何文字的记录、没有纪年，其落后与贫乏可想而知。

从可见的文字史料看，吴国的历史巨变应该始于寿梦。不管从任何角度去审视，寿梦时期都是一个值得圈点的时代。司马迁对这位第十九世吴王的评价是“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史记》述赞也说：“寿梦初霸，始用兵车”。寿梦执政期间（公元前585 ～前561年），励精图治，强兵利器，取范中原，学习周礼，始用兵车，开启文字纪元，国力日益强盛。吴军伐楚征郯，打败巢国和徐国，军事实力不断壮大，摆脱了楚国属国地位，由偏居东南一隅的蛮夷之国开始登上华夏政治舞台，史称“寿梦初霸”。

寿梦即位后不久即北上朝周，途径楚国时他受到了楚共王的款待，并首次欣赏到了美妙绝伦的宫廷礼乐，深受触动。归途中，寿梦又会见鲁成公于钟离（今安徽蚌埠附近），向其请教周礼，鲁成公还特地为其展呈了全套礼乐，并演奏了《商颂》、《周颂》、《大雅》、《小雅》，舞者踏歌而舞，令寿梦叹为观止。有人认为，这两次礼乐感受，极大地刺激了寿梦的强国雄心，返国后他很快推出了一系列的强国举措。寿梦采取远交近攻、结盟中原的外交策略。当时，晋与楚两个大国南北抗衡，吴国便采取远交晋国，并与之结盟，以钳制强楚。晋国于是让楚国亡晋的大夫申公巫臣到吴国去，帮助吴国筹划伐楚，并传授车战技术。《左传》载：“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史记》也说“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吴越春秋》的说法并无二致：“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适吴，以为行人。教吴射御，导之伐楚。”

在吴王寿梦统治时期，吴国军力大增，社会比较稳定，民富而国强，成为拥有今江苏、上海、浙北、皖南等区域范围的诸侯强国。通过军事手段，吴国将楚国在东南地区征服的蛮夷部落逐渐地攫为己有，使疆域不断扩大，成为春秋后期抑制楚国向中原地区扩张的主要力量。寿梦的“称王”和“初霸”昭示了吴国已不再是默默无闻的蛮夷小邦，而是强大起来并开始对外扩张的东南诸侯。据《左传》载：寿梦二年“吴伐郯（今山东郯城）”，迫使郯与吴媾和。接着，“吴始伐楚，伐巢（今安徽巢县），伐徐（今安徽泗县、江苏泗洪一带）。马陵之会，吴入州来（今安徽凤台）”，迫使楚将子重、子反在一年中为抵御吴军，来回七次疲于奔命。寿梦时期，吴国和中原各国开始了较为频繁的交往，“始通中国”的结果，使得寿梦以及此后吴王的事迹得以在中原各国的史书里留下了痕迹。同时，吴国也开始了自己的纪年，这无疑是一个文化上的一个重要跨越，也是综合国力增强的鲜明标识，吴国已改变了中原诸夏眼中的那个“东南蛮夷”形象。寿梦时期的变化也为句吴文化融入新的因子，那就是励精图治、开放纳善、谋求发展的文化精神。

第二十四代吴王阖闾时期，吴国进入了又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作为春秋时期的一代枭雄，阖闾抱负远大，在伍子胥、孙武的辅佐下，筑城池，设守备，御君守民，强兵利器，恤民同劳，使吴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实力得到极大提升，堪与中原诸侯强国争锋。阖闾（前？～前496年）是诸樊长子，名姬光。公元前514年，通过伍子胥所荐刺客专诸和要离，成功刺杀了吴王僚和僚之子庆忌，夺回了王位，成为吴王阖闾。即位后的阖闾，勤政爱民，朝夕勤志，任贤使能，设守备，实仓廪，筑城郭，富国强军，以仁义闻于诸侯。公元前506年，阖闾亲率三军，大败楚军，威振诸侯，使吴国疆域达到历史上最大，正式跻身“春秋五霸”之列。在这段时间，句吴文化的交响中一直回荡着勇武善谋、图强称霸的主旋。

春秋时期，在征伐称霸、国家重组的时代风云际会中，吴文化的特色逐渐形成，优势逐渐凸显，主要表现为德治民本、开放纳善、刚勇尚武、灵活机智、善于谋略，为吴文化的后世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历史基础。同时，也应看到，作为一种尚未成熟和不完善的早期诸侯文化，句吴文化中不乏蛮勇好战、穷兵黩武、充斥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义气，亦不乏野性与张狂，这一切正是导致阖闾战场送命、夫差轻敌被越国所灭的文化根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