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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贞观出生在中国，并在上海渡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时期（在 16 岁）来到了俄罗斯。在俄罗斯他接受了音乐教育——起初在新西伯利亚音乐学校和音乐学院，而后来到莫斯科，并师从当时前苏联最著名的作曲教授盖利赫·李金斯基；同时并入的还有两种不同文化特征，相关的不平凡命运，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作曲家独特的创作个性。所以前苏联的著名音乐评论人谢尔盖·别林斯基在采访左贞观时候这样写道：“他筑成俄罗斯艺术传统和中国艺术传统交汇的某种十字路口与桥梁”。
前苏联最有权威的学术性音乐评论杂志《音乐学术》
对左贞观音乐创作做了如下的评论：“在以前——改革前的苏联铁幕社会下，由于左贞观是一位华人，听众同他的创作接触受到了极大地限制，只是在苏联开放以后，他才有可能在两种文化背景，两个祖国的情况下自由创作。他的作品最近几年在国内外广泛演出，他参加了许多国际现代音乐节与国际比赛的活动，他开始闻名，今天这是一位找到个人独特创作道路的作曲家，是完全属于莫斯科作曲学派一名成功的杰出代表。”
为了阐明上述的观点和本书要研究的这个问题，必须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如何深入的去挖掘、归纳和梳理内容丰富的，归源于中国文化和“俄罗斯——欧洲文化”之根的创作源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的和俄罗斯的学者们关于本问题的概念中形成的“东方”和“西方”观点的区别。
从左贞观先生的音乐作品采用的“俄罗斯——欧洲文化”
词组时，在国内学术语汇中习惯“俄罗斯和西方”组合。在本书的论述中，我将遵循左贞观先生论述其作品的学术术语——“俄罗斯——欧洲文化（即俄罗斯的外国音乐）”
。探究不同时期作品中风格形成因素；说明不同时期和风格作品固有的音乐语言特点；重建作曲家完整艺术创作风貌。
因此，对于左贞观先生众多音乐活动及其音乐作品的创作研究，我采用的态度不仅是外在音响形式和他表现的感情内容，更应该的是透过这些方面去深探其中间接蕴含的思想内涵，以及虽然不在其中，但对音乐有重要影响的前因背景，通过对其音乐活动的研究和阐述逐一进行展开。
“艺术创作中的思想感情活动经常在生动的想象中不留痕迹的发挥作用，它是不自觉的。但是研究者却应该自觉地去研究这些无意识的活动与音乐的联系。如果我们不能挖掘和揭示存在于复杂而微妙的人类心理活动中，引发情感的思想和生活原因，那么，我们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研究就可能失去真正的有价值的深层次的东西”。
综上所述，之所以本书称其为对作曲家音乐活动研究，首要的值得关注和可以进行研究的问题是作曲家本身存在着许多交汇点：在这诸多的交汇点中，我们都可以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美学思想、哲学思想、神话、诗歌的概念与其作品并存着和紧密的关联着，并在许多不同民族传统的交汇点中相交融着。所以究其对作曲家的研究任务必须包含于民族的成分，区域的含量等等。
前苏联的著名音乐评论家Е·В·纳扎伊金斯基曾给出这样的定义：“民间创作的资料、民间音乐的原则、及其具体的要素可能是共同民族风格特殊性的源泉。这种情况下，许多创作都取决于作曲家的创作个性”。
我在试图解释左贞观的一些创作方法以及后期的代表作品的创作技法时，我着重阐述的是其大量的音乐活动以及民间创作资料的搜集，而后才是典型中国乐器的运用和处理，五声调式运用的原则等等。这些概念在我对这位作曲家的研究是处于第一地位，也是我对其作品分析谱例相对并不是很重要成份的原因之一。
左贞观作品很多创作元素起源于中国文化，同时又结合了世人对中国文化的根本的、基础的认识——神话、礼节，数字。不能不考虑二十世纪下半叶有代表性的和中国当代作曲家的创作的一些特点。通过对其观察，不论他们的创作在什么样的文化土壤中发展，在折射传统的中国音乐思维特征方面，都能够发现从不同的中国作曲家身上观察到的共同性的特点。
与此同时，在左贞观的民族风格阶段明显无疑的情况下，他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让步于来自欧洲音乐理论的立场的理解；他也通过许多独有的界限自然地与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风格相配合。原因当然根源于教育和创作生涯的特点，左贞观主要创作生涯是在俄罗斯。但是，我个人认为，就其左贞观的创作技法而言，我们不能单一地将作曲家的风格划分俄罗斯风格的或者中国风格的创作技法。所以我在接下来的在研究作曲家的作品时，我考虑的是这两种方法的不断的相互配合。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已由作曲家自己的创作和经历证实无误。
例如，左贞观在莫斯科，在一次关于他的报道和采访中这样的说到
：
“他的故乡城市上海‘是非常欧洲化的城市’，在上海可以同时听到欧洲的音乐和中国音乐。”
作曲家左贞观经常回忆到：“ 在街道上民族乐器在演奏 。”
但是，在莫斯科回答记者伊尔马尔·拉宾沙的关于第一次听到的乐器的问题时，左贞观说出了——“ 钢琴 ”。
从上述的这个例子我们不难的可以看出：
尚在童年时期，当作曲家居住在中国时，他就受到了欧洲音乐——乐器、交响乐队的影响。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提供和形成了左贞观后来的创作基础，为左贞观创作技法的研究也同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保障。
正如左贞观先生在莫斯科转交给我的亲笔写下的回忆录中的一段话：
“少年宫的乐队对我以后选择的事业、创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前所述，本书的主要研究目的在首先考虑和兼顾左贞观民族音乐源泉具有形成音乐家创作个性和文化影响的双重性的特点及其影响下，而其中的重要因素是其不断的和大量的音乐活动，以下几点在后续的撰写中将作为重点的阐述：
（1）通过对左贞观先生的评述和记叙，间接地概括和总结中俄音乐艺术交往的发展历史。分析其在俄罗斯所接受的音乐教育及作曲家所在的学校，用以进一步说明在作曲家的艺术观点和创作生涯中形成的极大作用。
（2）通过对左贞观先生创作的音乐作品部分片段分析，总结中国主题和中国旋律对当代俄罗斯音乐创作的影响。以左贞观先生创作的原创芭蕾舞剧《小河淌水》的描述，阐述中国民族音乐对世界的影响。
（3）通过对左贞观先生撰写的《前苏联作曲家以中国古诗词谱写的浪漫曲》集一书的介绍，论述左贞观先生对祖国和中华文化的赤诚热爱。
（4）归纳和总结俄罗斯著名作曲家左贞观对中国音乐在俄罗斯及世界各地传播的突出贡献。透过其在对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音乐文化的观点，以及对当代中国音乐发展的特点中形成的音乐学概念的反思等。
在最终的结论中作出研究总结，完整论述作曲家的创作以及东方文化和俄罗斯传统音乐的艺术影响，并形成其鲜明和个性的完整艺术体征，并在当代作曲家的创作特点中阐明左贞观音乐的特殊现实意义，继而最终以左贞观对传播中国和俄罗斯音乐文化艺术及充实和扩大世界文化内涵的张力形成主要撰写任务。
因此进一步的论述出突出两种不同的、完全不尽相像的、互相不尽影响的、有时相对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完美结合，说明俄罗斯作曲家左贞观创造的不仅仅是的音乐奇迹，这更是一个“ 两种文化的 、 本性的所固有的组合奇迹 ： 两种文化中的每一种文化都成为了作曲家自己的文化 ”。
总而言之，研究左贞观的音乐创作极其相关的大量音乐活动，不仅需要研究相当数量的相应文化，而且必须考虑的是最有权威的俄罗斯和国外汉学家的作品——不论是在艺术知识方面，还是在音乐学方面。因此作者非常希望通过本书的撰写不仅能够拓展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作曲家创作范围，除此之外，就研究目的而言，还将拉近当代中国音乐学领域对有着海外生活和工作经历的同胞们音乐旅程的关注和促进，以及与左贞观有着相似经历的学者们的一种文化导向。
在左贞观的内心深处一直深埋着这样一个亘古不变的永恒：如果不是外在的，不是装饰过的，是自然的而且是与众不同的，那么它就是民族的开端，是普遍性的，更是世界性的。他确信着，保持自己的民族“面孔”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按照他的观点，那些源起于中国，但是，目前旅居在海外的有识之士——恰好是能够成为中国的文化艺术与世界沟通的“隐形桥梁”，它的存在是会让世人惊讶地看到它正在缩短“东方”同“西方”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