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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时代的强烈回音，而社会现实境遇则是问题的发祥地。全球化的境遇使文化问题得以凸显。然而，无论文化研究抑或文化建设都不能从根本上脱离马克思，正如德里达所说的那样：“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
在文化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建构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文化观，实现了文化理论范式的历史嬗变。同时，他们的文化观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进行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研究，在理论、实践、学术层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新的理论境遇使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再认识问题凸现，整体上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需要加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历史巨变，使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从 20 世纪50 年代丹尼尔·贝尔等人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到 20 世纪末福山宣布自由民主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式”，
现代西方的意识形态家们宣布“本来成为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已经走进了死亡的终点”，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做出了“根本错误的判断”。这种思潮在国内学术界也有一定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等在国内学界次第登场，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抱有理论偏见的学者，提出“淡化马克思主义”、“去主流意识形态”，其实质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学说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过时的说教。因此，新的理论境遇要求我们必须对这种以“全球话语”和“普世价值”的方式展开的西方意识形态强势话语予以回应，而回应的首要前提是“回到马克思”，“完备而严整”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完备而严整”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就需要我们加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研究。
第二，真正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所实现的伟大变革，需要加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在社会历史观领域实现了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性变革，就这个判断而言，很少有学人提出否定性的见解。但问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所实现的划时代变革是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如何实现的？这是一个关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当代价值的重大理论问题。没有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的正确认识，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深切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在历史观领域所实现的伟大变革。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文化思想的研究，客观上要求我们需要正视马克思恩恩格斯文化观。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特有的理论主题和思想锋芒对现时代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明显地起到了一种理论反思的助推作用。从 1923 年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以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众多的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文化另类解读开辟了一条离经叛道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理路。回顾 20 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文化思想的研究，可以确证他们的理论与马克思理论学说的内在渊源，也不难发现其在诸多方面实现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视域的重要变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文化思想的研究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省思，他们的理论主题是将政治见解融入到社会文化的分析批判之中，力求从文化领域中找到战胜资本主义的突破点，从而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在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文化研究各阶段所取得的理论突破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彰显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在西方遭遇挑战、变迁又在省思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不断发展的历程，其所呈现的理论价值远远超出“提供理论资源”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它向我们昭示：我们有必要重读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相关的文化文本，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
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文化建设需要深入挖掘其本身的深刻内涵。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宝贵经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必然抉择，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一般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其中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文化建设，切实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而加强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文化建设就必须在文化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研究，从根基处深入挖掘其本身的深刻内涵。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加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研究。当代境遇使整个世界都处于极为深刻的文化转型时期。全球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展现了各民族文化间的交融与碰撞的图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正在从根本上触动和改变着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结构。我国多元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正在生成，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并进而形成了多元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交互激荡的局面，既有的主导性文化的失范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显现。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在多样文化并存的文化体系中起着统摄与主导作用，同时又兼容并包，正视异质性文化的存在，在多样文化共存与共生中得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尽管经典文本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针对当代文化发展现实的现成理论，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是深藏于经典文本之中。离开了文本，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真精神及其基本理论与方法。
第一，当前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文本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工程。要实现这一工程，首先就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重心在于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根基处提供学理支持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这一重要性已成为所有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共识。近年来，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在沿袭和接续马克思、恩格斯重要理论的基础上，大大深化和拓展了它的原有视域，并迅速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呈现出多向度发展的态势。但就文本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鲜有学人问津，相对薄弱。诚然，马克思、恩格斯既没有给文化下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也没有文化方面的专著流传于世，更是很少使用文化一词。因此，我们可能很自然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是否存在又何以可能？这便构成了本研究的基本学术背景。
第二，文化视角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视角，完备而严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忽略这个重要的视角。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对人类思想史的巨大贡献，而没有对经济、政治、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正确认识，如果文化观缺位，就不可能实现唯物史观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整体，从历时上看，它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从共时上看，它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理论构成的有机整体。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绝不是那种混沌未分的整体性，而是建立在“原子论”式的精密分析基础上的整体性。因此，多维度地探究马克思理论学说就必然地成为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性条件。任何对马克思学说文化视角的忽略，都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完备而严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