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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势”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对范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理”就是理念、规律和准则，“势”就是由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引起的变动趋向。法家思想中，势为权势、地位之意。“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子·难势》）韩非子认为，权势对于统治者治国至关重要。荀子则认为，势与贤当兼重。“故人主，天下之利势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将道也。”（《荀子·王霸》）将理势并举者，始于东汉王符。他说：“势有常趣，理有固然。”（《潜夫论·交际》）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中亦多次提到理与势的概念，不过不是作为一对概念使用。“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此处，柳宗元表达了分封制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是制度选择与“势”的关系。他还提到：“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这里的“理”可以理解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
明代王夫之吸收借鉴柳宗元的思想，对理、势作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论述。王夫之认为，“理”与“势”是统一的。一方面，势是理之势，有理方可成势。“言理势者，犹言理之势也。犹凡言理气者，谓理之气也。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及理之可见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读四书大权说》卷九）另一方面，形势发展中所蕴含的必然性亦为理。“顺必然之势者，理也。”（《宋论》卷七）“势既然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读四书大权说》卷九）理与势是统一的，形式发展到何种地步，即产生相应的规律，而规律亦随之形势的发展而变化。“以其顺，成其可；以其逆，成其否，理成势也。循其可则顺，用其否则逆，势成理者也。”（《诗广传》卷三）
王夫之将此种思想，应用到社会制度的选择上。传统儒家喜言法古，宋明理学亦动辄称颂三代美制，认为自古及今为黄金时代的逐渐退化。王夫之一反其说，认定“势相激而理随之以易”，势理相随，变而益进，为人类生活之必然趋势。“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理而当然则成乎势”。（《读四书大权说》卷九）王船山反对一切守旧复古之政策，认为制度宜适时应世。
船山先生此论非常精辟，恰合中国近代变革脉络，在清末国人变革思想中亦可发现其印记。西方武力犯华，东西文明交锋不断。时局阽危，“变法”成为多数国人心中之“公理”。其之所以成为共识，实属时势所逼，不得不然。无论清政府、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承认变法之必然性。立宪派梁启超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
梁启超既然承认“变”为天下之“公理”，作为“公器”的“法”不可能一成不变，法的发展为必然之“势”；同样，既然“变亦变，不变亦变”，事物的发展变化就存在必然性，变法因此为必然之理。清政府亦承认“势”穷则变之理，《变法上谕》说：“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
革命派更是变法的有力主张者。清政府虽承认变法的必然性，但强调有不变之“常经”，“常经”不变为必然之理。这个清政府眼中的“常经”是否为不变之物，立宪派和革命派是有所保留的。此中分歧将于下文详述。
由此看来，中国哲学中理、势的哲学思想，让国人在“求变”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变得极为容易。中国的宪政改革，即在此求变共识下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