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章对“宋教仁案”发生前法政格局的考察内容繁多，篇幅较长，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对此进行分析，是因其与宋案联系过甚使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宋案发生的时间背景——即在制定宪法、选举总统之前。国民党人和当时大多数人眼中之“宋教仁案”，绝非仅为一简单刑事案件，而是一重大政治事件。“宋教仁案”导致“二次革命”爆发，但并非这次革命的唯一原因。袁世凯执政以来，与国民党之间的政治摩擦和冲突一直不断。对治之“理”与国之“势”的理解和判断的分歧造成了这些冲突。本来，国民党人希望在正式国会中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分歧，但该党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事件的发生，导致了他们选择与袁世凯政府决裂。国民党人发动“二次革命”，是对袁世凯政府治国理念不满的总爆发；而袁世凯不遗余力地镇压“二次革命”，同样也是对国民党人的政治主张的极端反对。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后，中国的政治变革方向又一次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我看来，这些考察在历史逻辑上是必要的。
在一个立宪国家里，任何政治冲突都不可能与法律无关。中国人在历史演进中选择了立宪，既然立宪可以解决国家富强的历史难题，那么制定的法律就应当得到有效地遵守，否则只能被视作欺世盗名的官样文章。国民党人亲手制订了《临时约法》，创制了宪政体制，亦在国会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在袁世凯政府不为他们认可的情况下，国民党人却没能在宪政体制内实现冲突的解决和政府更迭，而是走上了武力革命的道路，其中缘由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宪政体制失效了？民初国人法治观念如何？“武力讨袁”是无奈之举，还是国民党人有意将法律置之不理？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固然可以从“宋教仁案”入手，但各派在“宋教仁案”中表现出的政治思维却是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对“宋教仁案”发生前的民初法治状态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从“宋教仁案”的发生到“二次革命”这段历史。
本章对“宋教仁案”发生前的民初法政格局的考察，主要是以法治状态分析为核心，包含观念模式、制度框架、组织结构以及法律秩序几个方面。法治观念就是对法治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识的抽象，是法治的基本倾向或人们对法治的态度、信念，即对法治价值、法律制度、法官等等的认识（法治知识）、评价（正义与非正义、合理性与非合理性）、反应（信任或厌恶、认同或抵制）及期望（要求、愿望）等，其核心是法治的实质价值观念和法律权威观念。观念分析是法治研究的重要进路，法治的制度、组织、秩序和法治状态的模式及其变迁，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从法治观念模式及其变迁中得到说明。
在本章中，我将以法治观念为核心，通过论述民初法政实践中一系列典型的事件，阐述宋案之前国人法政理念的异同和由此产生的冲突，进而论述这些冲突又是如何消解或者是积压起来的。以此来展示民国初年的法治观念、社会组织结构以及法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