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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对中国近代变革脉络的分析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辛亥革命成功地将皇权排除出体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革思想在体制上也不再显化，但各派的治国理念和对国之“势”的判断并没有随着政治格局的改变而根本改变。辛亥革命只是稍微改变了国之“势”，实现了国体的转变。国力孱弱依旧，列强觊觎仍是威胁，民智、民德依然低下。国家的根本任务并没有改变，富强国家仍是最高的“善”。袁世凯和立宪派还对暴力革命造成的无政府充满着担心，对革命派的民权共和的承诺以及他们对“专制”的完全否定也充满了疑虑。在这样的疑虑与分歧之下，中国的宪政建设开始了。“宋教仁案”让这些疑虑和分歧公开化，结果导致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理”本模糊，“势”亦分歧，造就一个乱世变局。
以上对近代变革中国人在治之“理”和国之“势”上多元的认知和判断的考察，可使我们较为容易地理解，为何在“宋教仁案”发生后，当国民党以“摧残民权”、“政府专制”等语言攻击政府时，袁世凯一直态度强硬地矢口否认，并以发动“二次革命”的国民党人颠覆共和、背叛民国为由残酷镇压，进而在镇压成功且当选正式大总统后不择手段地发起了一场以制定约法为核心的政治变革。下章对“宋教仁案”发生前的民初法政格局的考察，则会使我们的理解更加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