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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力量很难说是摧枯拉朽，但孱弱的清廷却很快走向了历史终点，被以共和主义立国的中华民国取而代之。然外忧内患的局面直到民国成立仍未根本改善，思想上的争论依旧在延续。民初各派对作为治之“理”的共和体制的理解也由于对国之“势”的不同判断而出现差异。面对西方思想，民初政治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国学说为知识前鉴，根据自己对社会或时代的理解和判断，创造出自己的话语体系，用以理解、表达或者掩饰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和期望。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实交互作用的结果。
辛亥革命将皇帝驱逐出政治体制，民国的体制构想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无论怎样改革，必须使中国强大，至少可以应对“瓜分”的危机，这也是民初体制建构必须面对的“势”。在国体问题上，民初各派在名义上都赞同“主权在民”，或者至少不支持“主权在君”。而在“如何为治”的争论中，由于知识背景和思维方式以及对国情判断的不同，则产生了多元的理解和评价。焦点问题是：共和体制是否为与国之“势”相符，可以实现善治的善制。大致有以下四种观点和立场：
第一种观点认为，民主共和为最良政体，可以富强国家，并且最适合中国国情；治国当学法、美，以保障人民权利为要务。持此观点的人主要是革命派，以孙中山、宋教仁等人为代表。他们一直以建设共和国家为革命鹄的，认为民权为国家富强的前提和保障。以孙中山为例。孙中山论述建立共和之理由有三：第一，专制政体为一切祸乱之本，共和政体可富强国家，一致而无乱。君主政体，君主私天下，行党禁，塞民听，君位传子而不传贤，不能保证子子孙孙皆贤，遇明主则治，遇昏君则亡。
共和政体以谋人民公利为本旨，能听民意，从公理，可以“治一致而无乱”。“只要内治完成，共和告成，外人对于民国亦绝不敢存侵略野心，以扰乱东方之和平”。
第二，君主立宪于中国不可行，共和政体顺民意。清政府“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义”，
假立宪以维护其日趋式微的统治权力，完全没有改革诚意。天赋自由，世人所愿，革命建立共和，“盖自然发生之结果，亦即吾民国公意所正式发表者也。”
第三，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和的基础，国民具备自治与民主传统和能力。孙中山称，“民主的观念在中国一向颇为流行，没有理由要以君主政体来妨害这种民主观念。”他相信“没有其他的政体再会在中国建立。中华民国将永远存在。”
革命派视民权为国家富强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他们的建国制度设想基本上是照搬或借鉴西方共和制度。
第二种观点认为，为政在人而不在政体，共和已成事实，再变无益；治国在我自求，并非一定效法别国。以梁启超、章太炎为代表。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一改怀疑立场，承认革命“应于时势之要求，冥契乎全国民心理之所然”。
但梁之承认共和，颇有“为政在人而不在政体”意味，他说：“今日我国以时势所播荡，共和之局，则既定矣，虽有俊杰，又安能于共和制之外而憋得活国之途？……夫为政在人，无论何种政体，皆以国民意力构造而已。我国果适于共和与否，此非天之所能限我，而惟在我之自求。”
章太炎更是明确宣布，自己“固非执守共和政体者”，
认为“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君主专制，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孙中山主张效法法国和美国的共和制度，章太炎则认为，“我中华国民所望于共和者，在元首不世及，人民无贵贱，然后陈大汉之岂弟，荡亡清之毒螫，因地制宜，不尚虚美，非欲尽效法法兰西、美利坚之治也”。
第三种观点认为，共和虽为政治极轨，但应以富强为根基，共和体制与国情存在很大差距；立国当持稳健主义，绝非完全效法西方，先民之教则不可丧，权力权威不可摧。以袁世凯为代表，一些旧官僚也持此种观点。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游离于清廷和革命党人之间，以是否支持共和作为谈判的重要筹码。民国成立，他宣布“共和为政治之极轨，本大总统固欣然幕之。”
袁世凯虽承认共和为政治极轨，但对孙中山等革命派的乐观不敢苟同：第一，国力与政体形式无关，共和虽已成立，国家孱弱依旧。“国力之强否，视其内政外交之若何，而内政外交之善否又视其政府之强固与否，而国体为君主为民主不与焉。”
此种观点与章、梁颇为相似。第二，共和虽已成立，民智民德低下如旧，未达到共和国民水平。他认为中西变革方式不同，“各国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当尽之义务”。在国力孱弱、人民愚昧之际，“以数千年来未大变更之政体，一旦欲变其面目，则各种问题皆相连而及。”
国家建设必须“取渐进而不取急进”，“四千年先民之教则，尤不可使断丧无余也。”
稳定秩序为当务之急，稳健主义为立国不二方策。家庭、社会、国家伦理道德，“凡属文明之国，靡不殊途同归。”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人群秩序之常，非帝王专制之规也。”
人民行使权利必须符合人间伦常，不能侵犯权力的权威性。这些纲常伦理恰恰是革命派极力想消除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欲求善治，先求不乱，国外所有现存共和政体与国情均不符，主张变通为“虚君共和”；治国当渐进改革，延续中国传统。康有为为代表。康有为主张“虚君共和”，反对民主共和。他的观点有三：第一，社会发展进化规律不可违背，“夫为治有序，进化有级，苟不审其序，而欲躐级为之，未有不颠蹶者也”。
中国现今为据乱世，当行小康之道。中国积四千年之俗不可一日全废。第二，“为国之道，先求不乱，而后求治。”
外国共和之制行诸中国，无一适合：议长之共和制，乃太平大同之制，非中国据乱世所能骤至，瑞士小国实行尚且易起党争，存“国会争杀之祸”，更不宜中国大国；总统制共和，国人争总统，流血乱国；等等不一而足。
第三，“立宪犹可无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
康有为认为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其民权同，其国会内阁同，其总理大臣事权与总统同，名位虽殊，皆代君主者也。”
立宪君主，“专为弹压不争乱耳立，非待其治世也”。
而虚君可以避免争夺总统权位之乱，康氏将此自创的新政体命名为“虚君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