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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除了反映出他们对“势”的不同认知，也暴露出在“理”的理解上的差异。他们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专制”这个概念。在甲午战争之前，许多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认为，清朝不仅不是专制政体，反而是世界上稀有的以德治主义为原理的政治体制。“专制”这一词语本身在十年前也不存在。“专制”和其他许多专门用语一样，是 20 世纪初从日本引进来的语言。
梁启超在肯定意义上使用专制一词，他认为，建立一个由政治指导者掌控的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实行“开明专制”，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选择。其思想与袁世凯的主张有几分相似。袁世凯说：“中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
梁启超反对革命，因为在他看来，政府对人民的控制是正当而且也是有益的；由无知的群众来行使权力的暴力和革命造成的无秩序是罪恶的。
革命派则在否定意义上使用“专制”一词。他们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对人民施加强力进行控制或者信息封锁是邪恶的。革命派还将中国的孱弱归咎于清政府的专制。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人民的不自由，才造成国力的衰微。而且他们坚信，对待邪恶的专制只能采取“以暴易暴”的革命暴力进行反抗。
孙中山在否定意义上使用“专制”这个词语，并把“共和”与“专制”对立起来。他说：
专制国家，其利益全属于君主，共和国家，其利益尽归于国民，此即共和与专制之特异点。……盖专制国通例，国愈强者，其人民之苦愈甚。共和国则反之。在共和国度中，其人民利益之增减，视国家之强弱为正比例。国家强盛，其国民利益日日增多，国家衰弱，其国民之利益日日减少。盖共和国以国民为国家之主体故也。
古老的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未能逃脱“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汤武革命”式的改朝换代是中国传统政治规律。“治”则国强，“乱”则国弱。孙中山认为，君主政体是与“一治一乱”相联系的政体形式，中国目前之乱，也因于君主专制政体。要改变这种循环，实现国家富强，“一治而无乱”，关键在于政治之本——人民。只有赋予人民权利，增强人民的力量，方可摆脱目前之困境。孙中山说：
夫聚人以为群，群之盛衰，则常视乎其群之人以为进退。国之群大于部落，亦犹是群也，故国之兴衰治乱，观其民而知焉。国之籍以胶固之者，其力常在于民，主治者其末矣。脆弱之群，得贤明之元首，非不足以维持其态度于一时，然其弊也，则终至失其扶衰集散之力。西方之人，其心幻中有天国，庄严华妙而居之者皆天人，盖欲造神圣庄严之国，必有优美高尚之民，以无良民质则无良政治，无良政治则无良国。吾见夫人权颓弊者其民多恭弱，祸害倚伏，无由而绝。
以人民为主体的共和国家可以“一治而无乱”，而专制君主是阻碍民力发挥的主要障碍，也是国家孱弱的最终原因。要使中国摆脱危急的国际形势，必须扫除这个阻碍，“革命为唯一法门”。孙中山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汤武革命”以“救民”号召天下，然而“帝皇主义”是其无法摆脱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用“汤武革命”的形式注入民主、共和的精神，则可以摆脱治乱循环。这就是革命党人的现代性革命话语。
我国数千年历史中，最善政体莫为尧舜。盖尧舜之世，亦为今日之共和政体，共天下于民。何以见之？即尧以舜贤而让位于舜，舜以禹贤而让位于禹也。汤武之革命，亦持救民为主，惜皆是帝皇主义，不能子子孙孙皆贤，故终皆失败亡国。暴秦以后，其君主专制日益夸张，政体日形腐败，国事日蹙，势将灭亡，人民不堪忍受，至清朝愈甚。直到近日，始成共和，采美利坚、法兰西之美政，一定政治之方针。盖在民权政体，一致而无乱。其可以至一致而无乱者，因政府能听民意，从公理，力谋人民自由幸福，所以不乱也。前者君主政体，系一人之主权，不听民意，故违公理，种种政策，莫不由一己之乐，不理民事，故此不能确立于世界。
孙中山另一段话更明白地展示了这种现代性革命话语：
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有立宪，亦革命之所赐也。余之谋政府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因此，中国人接受“革命”这个词汇固然从俄国和法国革命获得了动力，但也从“汤武革命”的传统那里取得深厚的资源，原先与革命相连的天命观随着皇权的消失而失去法定性，但那种“革命”合乎自然与历史过程的意识却与作为新文化基础的达尔文进化论得到亲密的结合。
革命派以专制口实批判千百年来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并因此发动了史无前例的革命。袁世凯则认为，革命派的这种批判是不合适的。他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辛亥革命仅仅从几个省份的起义开始爆发，且革命派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大到可以控制整个国家。与革命派大加鼓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相反，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对革命派的激进举动并不赞同，亦质疑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政治主张是否合乎中国的国情、国势。
革命派以清政府专制无道来论证革命摒除君主专权的合法性，立宪派也要求限制君权。而在袁世凯看来，这种攻击和要求是不符合实际的。他并不认为清政府是一个专制的政府，也反对将国力的孱弱归咎于清政府的专制。恰恰与之相反，袁世凯坚信，是由于清政府“专制不完全”，造成政府权威性不足，才有今日的结果。他说，革命派并不是在改良政治，而是在分裂国家。这场革命不过造成了各自为政的无政府状态，而无政府状态将会使国家有“瓜分之祸”：
中国数百年来号称专制，其实即专制亦不完全，致民人不知尊敬政府，民人亦不明白政府应承担责任。现在所以鼓动民人，而民人乐从者，无非曰不纳税，无政府耳，此亦由国无责任政府，数百年于兹之故。
早在清末立宪改革之时，袁世凯就曾经表述过，中国与西方变革不同，西方变革的方式不适合中国国情国势：
昔欧洲之民，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我国则不然，朝廷既崇尚宽大，又无外力相迫，故民处于不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是以各国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其事之顺逆不同，而以使民知识渐开，不迷所向，为吾辈莫大之责任。
袁世凯亦否认辛亥革命“顺民意”之说，并质疑中国是否具备建立共和国的条件。他认为：中国国民能力不适合建立民主共和；革命派所主张的“共和主义”，并非人民所主张，“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袁世凯还认为，各地虽纷纷独立，并非全然独立，权力仍操之于保守派之手，“迹近中立”。他坚信，这些省份并非真正拥护共和，“其题目在推翻专制，其目的在保字治安，保护人民财产，愈言共和，愈见中立。”袁世凯宣称，以革命方式建立共和国不过是躐等之举，“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方为“经常之计”。
显然，袁世凯对“专制”的认识与梁启超等立宪派只是在语言表述上有所不同，其实质则相同，都较为正面和温和。与立宪派一样，他对“革命”没有好感。这种对“专制”和“革命”的理念上的认识分歧是民初两派冲突的问题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