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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国人虽然有求变之共识，但在“理”、“势”的认知和理解上分歧严重。革命派并不像立宪派那样对渐进主义改良持乐观态度。他们不赞同改良派对“势”的判断，尽管二者在张民权、富强国家等根本目标和价值问题上存在共识。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他们在政治改革手段的选择上产生对立。
革命派认为，清廷已无可救药，大势已去，渐进主义的改良是行不通的，必须采取激进的革命才能救国家于危亡。要从根本上消灭君权，改变国体，没有必要在“限君权”问题上纠缠不清。他们对清廷的立宪改革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一个骗局。孙中山称，清政府“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义”，
假立宪以维护其日趋式微的统治权力，完全没有改革诚意。在革命派看来，预备立宪不过是以“立宪为表，中央集权为里”，“阳收汉人之虚望，阴殖满人之实权”，
无非“冀保觉罗氏须臾之残祚”。
革命派将国势阽危、列强欺凌的现状归咎于满族政府的昏庸无能。他们认为，欲富强图存，必须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并行，推翻满族“万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府。孙中山等人甚至认为“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
种族革命是有效抗御帝国主义和建设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进行政治革命建立实行民权共和政体。共和政体下，没有身份差别，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国家“有盘石之安，无飘摇制虑矣”！
与改良派对民众的不信任相反，革命派乐观地认为民众通过教育和革命是可以改造成功的。
改良派的梁启超对革命派的种族革命主张忧心忡忡，他认为种族革命是危险和不必要的。他的担心来自两个“势”的因素：一是列强的觊觎；另一个是国民素质的低下。两项因素权衡的结果，梁启超认为“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具有价值优先性，而“自由、平等”其次。
他害怕革命将导致国乱，进而招致外国干涉和瓜分。梁启超认为：既然清廷政治改良已经开始，专制统治必将会逐渐消除，革命已没有必要；另外，建立共和政体于中国情势不合，中国长期为专制君主国，民智愚昧，不具备实行共和的自治能力，一旦采共和制度，必然导致下层社会人营私猖獗，最终导致社会大乱不已。最后不得不将政治自由交由一人，专制制度因而复生。“于此欲易以共和立宪制，则必先革命；然革命绝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
因此，梁启超认主张，与其冒革命亡国之险，不若寄希望于清政府实行“开明专制”，建立君主立宪制度。
革命派与改良派思想争论演化成一场著名的论战。最终，革命党人以革命行动的成功赢得这场辩论的胜利。这场论战深刻地展示了革命派与改良派在“势”的判断上的分歧，正是这种分歧导致两派在变革方法的选择上分道扬镳。另一方面，论战虽大张旗鼓，却无法掩盖革命派对民主共和之“理”认识上的模糊。革命党人只是在共和这个概念外部进行讨论，并没有进入其内部实质。章士钊十年后说：“其时人言革命，未讲共和，即吾家太炎，词犹恍惚。”
费正清对这场论争评价最为精到。他说，这是一次理性被感情压倒的争论，充满了辱骂与仇恨，种族主义只是一种策略口号，而不是意识形态原则。“革命党人重视的是要赢得这场辩论，不大重视解决有关共和政体、土地政策和外国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等棘手问题，所以他们得不偿失：打赢了意识形态上的一场小遭遇战，却丢掉了争取对新中国的领导权。后来，当清廷已倒而排满思想已达目的时，他们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国家了。”
革命发生，皇朝倾覆，中国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清廷、立宪派和革命派三足鼎立的政治论战格局瞬间被打破，曾经把握着国家政治体制决定权的皇族由于失势而缄口不言，立宪派也转而支持共和，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暂时中止。政治革命的成功使得人们似乎达成了共识。今天许多人对这次革命大加赞誉，但过分强调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性无益于我们理解近代变革思想。它将会导致我们割裂历史，以一种极端偏颇的立场，过分关注人物的政治品格，而忽略思想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反思的深度。当然，也有人认为辛亥革命不过而尔。对此，仍是费正清的评价最为客观公允。他说，辛亥革命既不是陈志让在《袁世凯》一书中所说只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式的革命”，也不是市古庙三在《试论绅士的作用》一文中所称的“假革命”——“辛亥革命时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大的一个非常事件，但它的实际成就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诚如费正清所言，政权更迭和种族革命确实只是暂时掩盖了思想分歧，并未真正解决中国传统的价值定位以及实现国家富强具体方针问题。如果说清末中学与西学的争论由于中学依然依附于体制而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话，民国的建立最多可以看做是为二者的争论提供了平等的竞技场，提供一个新的解决问题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