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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的共识和宪政的引入，是在国人富强济世的期许下形成。富强济世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善”。然而，这个目标与宪政精神并不吻合。按现代的观点，宪政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求政府和公民遵守法律，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作为。宪政主要的目的是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西方宪政是基于西方文化传统内生，是其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
以张民权为目的，并非有意为富强国家所设计。而中国宪政的引入，虽有民主、自由的社会呼声，但主要是在内忧外患之“势”下国人富强济世期望的驱使所致。近代中国变革，或急或缓，差异产生的根本肇因，既有“理”上的不可调和，又有对“势”的不同认知。
时势所逼，而生“变”之“公理”；理念所至，亦生变革之“势”。既然变革成为大势所趋，变革之“道”当然为国人共同关注。而对这个“道”的寻求，亦无法脱离“势”的限定。有何种“势”，就有相应的“理”出现，“势相激而理随之以易”。要找到中国变革之“道”，就必须发现问题在哪里，中国之“情势”何在。
中国近代变革，“富强济世”的动力压倒“张民权”的呼声。在许多人看来，只要实现了国家富强，是否限制了政府权力和保障了民权尚在其次。这种变革理念使得“富强济世”之道比“张民权”之道更受人关注。国人虽将“富强济世”的期望揉进宪政之中，而不以“张民权”为最高目标，但承认改专制政体为“限君权”的立宪政体为“必然之势”。然只要限定君权，必然导致民权明晰。“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这种变革不断深入，“张民权、限君权”之“理”自然而生。更何况民权思想被逐渐地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大众开始接受社会启蒙，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理而当然则成乎势”，无论何种“理”，只要成为一个社会中具有强烈的正当性认同的思想能量，就会产生向着此“理”进行变革之“势”，海外归国知识分子对自由理念的社会认同和传播的力量绝不容小觑。
清末各派所追求的变革之道，无不以富强国家为指归。清政府对西方富强之本的探究，经历了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仿行立宪”的转变。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原则，强调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然求强反以益弱，求富反以益贫。”此中原因，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端方认为，在于国人对富强之“理”、世界之“势”认识的偏差，“但能效其末，不能效其本”，所收效果与初志相反，“势之所必至，理之所固然，而不足为怪者也。”
“仿行立宪”这才得以实施。但立宪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支持。
对立宪之赞同或反对，亦出于对“理”与“势”之不同理解和认知。
立宪派与反对立宪的正统派的共识是对中国之“势”的判断。他们一致认为，中国民智、民德低下，应当施行审慎地渐进主义变革；分歧是理念上的，即是否赞同“限君权、张民权”理念。立宪派赞同立宪，认为世界各强盛之国，都于形式上采立宪，限君权、张民权，为必然之势，亦理所固然。
正统派要么认为君权至上为必然之理，要么认为：立宪虽胜于专制，但为时势所不允。
清政府在皇权式微的情势下不得不变，但认为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仍为必然之理。
他们之同意立宪，乃形势所迫，并相信了出洋考察大臣的立宪与君权至上不相侔的假说。
在他们看来。立宪不过是顺“势”而改变“治法”。因此，宪法必须“钦定”，绝非“民定”。法自君出，权操之于君为“一定不易之理”。
清政府“仿行立宪”的结果，三权分立原则为国人所熟悉和接受，吏、户、礼、兵、刑、工的六部结构被改头换面，一个大致体现三权分立原则的政府逐渐成形。虽然清政府立宪改革旨在巩固皇权，但这种政治体制在事实上必将会对皇权有所限制。随着改革的深入，皇权必将走向式微，民权逐渐张扬。持渐进革改良思想的立宪派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对未来充满信心。受此鼓舞，报刊杂志、会社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如预备立宪公会、帝国宪政会、政闻社、湖南宪政公会等等。他们出版报纸、杂志、书籍，举办法政讲习所，联名请开国会，督促政府加快立宪进程。立宪似乎成为当然之“理”，必然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