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积极的出世态度一直是儒学的政治实践品格，但由于现实的情由、儒学本身的抽象性及理论价值的隐含性，一直未能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这要追溯至秦末战乱时期，“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鲁国的儒生即使是在刚刚过去的焚书、坑儒之后，仍表现出积极的出世倾向。其中的叔孙通更是表现出变通的意向，并为取悦汉高祖刘邦而推荐群盗壮士，成为汉王朝立国时被重用的首位儒士。作为一种有着潜在价值的学说思想，一旦具备了实施的条件，便会产生相应的价值影响。汉王朝建立后，刘邦的地位角色已然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一起起事的臣下却没有意识到君臣关系的这种微妙变化，为此又是叔孙通通过制定礼仪，使皇权得到确认，直接效果是使刘邦得到了享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尊严感。因此，虽然秦对儒士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敌对手段，但汉王朝却开始与儒士保持着一种中立关系，这也为儒学的进一步制度化创造了条件。到汉武帝时，立国七十年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又带来了其他社会问题，因此汉初的“无为而治”道家思想显然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下的仁政德教儒学思想深得汉武帝的欣赏，于是有了汉代的三大文教政策，将儒学置于独尊地位。具体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设五经博士。博士官职自秦始，但秦博士要求通古今，“后于讨论废止封建时，乃将不达时务、专一主张复古之博士废除。故秦时所立，实乃百家博士，都是战国新兴诸家，而把治古学的诸经博士都废了”
。因此，钱穆先生认为，即使是汉武帝重视儒学，但同样废儒家，而专设立五经博士。
那么又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即“五经”何以受到汉武帝的青睐？“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为周公时所作，后为孔子整理。秦汉时的学校教育中，大致分为小学、大学，小学是 15 岁以下至 8 岁左右，所读内容是《孝经》、《论语》、《尔雅》。《孝经》是关于伦理道德的著作，《论语》是关于教育方面的著作，《尔雅》是关于文字书写的词典，因此这三本书就适应性来讲，是小学阶段读物。王国维在他的《汉魏博士考》一书中提到：“六艺、《论语》、《孝经》与小学三目皆汉时学校诵习之书，以后世之制明之。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
在中国文化发展中，自周公开始的制礼作乐，孔子的仁礼思想，特别是仁礼等思想所赖以存在的宗法社会体系，强调的是传承性及延续性，乃至由传承与延续而衍生出来的借古喻今的史学哲学，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大特质。正是在这样的人文境遇中，文、史、哲合一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一大特点。“五经”中的每一经都在讲历史，都有其各自的特质，“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因此，董仲舒在《天人对策》中提出了“复古更化”，更化是指更除秦代旧制，复古是在传统中开辟新路。
这着实符合中国人及其统治者的历史观念。
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汉武帝设“五经博士”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和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深刻理解。“由此，儒学便逐渐由创造性的思想转变为解释性的思想，而且任何重大的决定经典解释的行为，都已不复是思想的行为，而是政治的行为。”
这种有着政治背景的知识体系的传授与学习，自然有着很大的权威性，但同时也带来了学术走向的单一性与功利性。汉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就是典型的明证，之后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不能不说是为了统一经学思想而进行的政治行为。不过，毕竟这种政治性的学术活动为经学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经学思想与现实政治活动的结合就是自然的事了。从这个角度讲，虽然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仅仅开始了儒学对政治文化的影响，至此也未能真正形成政治文化，但汉武帝的这一路向给儒士参与政治搭建了舞台，为东汉时期儒学制度化的真正形成创造了条件。
二是设立太学，以养士。儒学政治文化形成的道路是漫长的，并未因统治者的采纳而有明显的效果，但太学的设立给儒士的培养及儒学的传播提供了畅通及合法的路径。中国传统教育自先秦始就存在着官学与私学之分，这两种学校教育分别传播不同的知识体系。官学是由官方资助举办的学校教育，私学是由私人开设并私自收徒讲学的教育形式。春秋时期，私学是在官学衰落及士阶层兴起的背景下开始产生并取得独立形式的，士人可以在私学存在并自由讲学，但这种局面随着秦统一六国而消失，因为秦的焚书针对的并非百家之言，而是随发言论又顽固不化的儒学流派的著作，当然也并非全部的儒家著作，但造成的后果就是百家之言流行于世，儒家之言却因此隐于下。汉武帝元朔五年，即公元前 124 年，公孙弘提出了举办太学的具体方案：“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为博士设置弟子 50 人，这 50 名博士弟子均享有仕途出身的待遇，接受免徭役的政策，使得儒学士人的数量大大增加。之后博士弟子逐渐增加，昭帝时，博士弟子达到近百人，宣帝末达到二百人，元帝时设近千人，东汉最多时达到三万人。汉武帝设太学后，私学中传授的儒学成为官学的主要内容，相应地儒学的影响力随着太学这一官学体系的传播，相对于百家之言处于强势状态。同时，设太学的目的是养士，养士当然是为政治所用，因此，这一举措在吸引士人专法儒学方面有着明显的功效。同时，地方郡国学校在统治者的提倡下趋于兴盛，一些郡守等地方官员把兴学校、尚教化、肃乡里当作头等大事，使得儒家学说特别是董仲舒天人合一理论下的纲常名教之说，渐渐成为社会遵行的普遍规则。
关于真理知识与权力形态的关系问题，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说：“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不管怎样，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一样），复杂的权力关系穿过和建立这社会实体，并规定其特征；它们相互不再分离，也不能在没有真理话语的产生、积累、流通和运转的情况下建立和运转。如果没有真理话语的某种经济学在权力中，从权力出发，并通过权力运行，也就不能行使权力。我们屈服于权力来进行真理的生产，而且只能通过真理的生产来使用权力，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是如此。”
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知识体系要想成为社会秩序维系的真理，是与现实权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一方面，真理的知识体系为权力的运行不断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权力的运行又为真理知识体系的生产与完善提供平台与保障。汉代设立太学或设置五经博士，都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加以运行的，这种制度的实践为真理化的经学思想体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了必要的保障，经学思想体系在这种政治环境中不断生产出新的理论，为政治制度的运行提供合法性的支撑。如果说这种经学思想体系仅仅是为政治提供合法性的可能，那么政治制度化却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彼此之间的相互结合推动了政治与真理产生标志——学术的融合，这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既催生了影响至今的独特政治文化，又有着学术的官学化倾向，也就产生了学术政治文化。
余论
正如开头所言，儒学政治文化的建构是一个长期过程，并且需要思想家的理论阐释与更新，以及多种制度的推行与保障。董仲舒在儒学理论的发展上自然有着历史的地位与作用，并且在促使儒学与政治的结合上有着很大贡献，即使是之前的叔孙通、陆贾等人，也只是以自身参与政治的机会向皇帝进言，未能有实质性的效果，这方面的原因当然也是复杂的，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汉王朝开创了平民政治的先河，因其开国皇帝刘邦本是沛县流民出身，流民有着流民的特性，即不重视文化。但随着汉王朝的建立，这些流民出身的统治阶层遂成为权贵阶层，拥有更多的受教育权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汉武帝时已然成为形式上的贵族阶层，这是儒学得以走近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再者，儒学制度文化的形成不同于制度化的一个方面，就是儒学制度化是儒学本身的制度化过程及法律制度化过程，而儒学制度文化兼顾儒学理论本身在设计制度时的抽象性与现实政治结合后的现实性，以及二者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形态。既是文化，就是一种形态，而其形成自然有一个过程，因此，从这一角度讲，董仲舒儒学独尊的倡导及文教政策的实施，仅仅是对这一文化开创的初步阶段，因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儒学的价值，似乎认为儒学自一开始就是对中国社会有着很大影响的学说。其实不然，宋之前的儒家学说只是精英阶层或上层人物的文化地位的象征，普通民众是很难真正接触到儒学的，因此儒家学说的教化途径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君主的道德圣化，二是知识分子的影响，三是社会教化。这样，儒学政治文化的形成阶段还要回归到以儒学进行取士这一选择上来，即以儒学标准取士。经魏晋时期后，隋唐的科举制度终于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使得儒学得以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领域，并最终完成了儒学政治文化形成的过程。